这篇备忘的文字之所以在一三年发出，则是因为那两年接二连三的接到一些同辈和前辈人去世的消息，它刺激了我。谁也不知道苍天给你写下的寿数，我自己的思想经历让我感到，即使提前发表我会在我这一代人中引起更强烈的痛恨、让我更为孤独，但是为了让下一代人能够不必在黑暗中摸索，再走无谓的弯路，还是应该早日发表。我希望，我的追求和努力能为下一代人的思索道路提前铺上一块石，让他们可以直接看到真理部雾霾中的问题，从我的身上走过。

在纪念六四二十九周年的时候，九九年后十九年的历史让我们看到：八十年代的所谓北京的知识青年精英，也就是真理部的子弟们的这种化解、误导民众的倾向并没有因为八九六四的发生而在其后消解、退去，相反，虽然在本世纪初一度因为上面所说到的大.纪.元;所推动的重构运动而式微，但是这个化解及误导民众，却在经过了协助当局打压法轮功、高智晟、力虹和严正学，帮助当局成功举办奥运之后，又再度歌颂当局的人性化进步。

任何稍微有头脑的人都会看到，时下的这种愚不可及的重蹈覆辙的看法的严重性在于，当年八九六四事件的发生——共产党如此疯狂、肆无忌惮地屠杀民众，在那时候也已经不是第一次，而是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可以让人们轻易地看到，这是共产党人的本性——他们永远会如此！

人们对于人自身认识的探究就像是揪着自己的头髮离开地球一样，成为一个悖谬问题。唯一的最大成果就是，认识到这个悖谬，而这就让我所追寻的，所倾向的这派哲学家们，从苏格拉底到波普，开章明义都强调，哲学家能够说的是，「他们什么都不知道。」而这就是我一直强调的当你谈问题的时候，首先要明白你的方法能说什么，不能够说什么，你提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在不能够说的问题前，你最好的办法就是闭嘴。

做纯了，哪怕不深，都是一个地道的东西，做杂了，不三不四，不过是哗众取宠，放不住。胡适有放的住的学问吗？大约放的住的也还是国学，即他的红楼梦研究。他的中国哲学史之所以没写出下卷，我想他自己知道，那种写法不是做学问，是卡通化中国学术思想，是放不住的。

昨微信公众号“讲史堂”发表为“新版教科书删去了‘文化大革命’这一课！”，引起轩然大波。 去年12月中国历史课本遭民众发现，竟不见卫青、霍去病等历史人物，昨天被踢爆，今年春季开始采用的新版历史课本、八年级下册，在中国当代史部分，竟编修、删除了“文化大革命...

如果说这样的预言三次被言中，就可以让我基本相信冯晓明有问题，那么在百分之百地言中了几十个后，实在说，它们让我对冯晓明的大胆放肆及愚蠢瞠目结舌。这种放肆地愚蠢甚至让我怀疑，这个编辑部都已经如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描写的那样，被诡异地控制、屏蔽了！

对于“搭便车的民族”中国来说，事情却也并不简单。搭车首先就是要抛弃传统家园，抛弃了自己的行驶工具。其次既然是搭车，就存在一个搭错车的问题，即误上贼船问题。我们居然搭上的是迟到的或者说在航线外游离的德国及俄国的船。人家是迟到、迷路，可你，由于根本没有人家的家底和遗传，由于那船根本就不是你的，你受到的就不仅是惩罚，而是蹂躏和毁灭。

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彻头彻尾地就是这个曾经存在的那个基督教体系被世俗化运用到人的认识问题上，对知识进行改造的产物。所以，这就可以让我们再次看到，马克思主义不是哲学、不是学术，它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观念论，一种意识形态、世俗教义，说到底不过是一种替代宗教。而各类马克思主义者都不是知识分子，不是学术工作者，准确说是世俗教士，“世俗神学”工作者。

读者可以看到，这个七百多字的简短报道，居然就有四处红字部分被伪造删改。而所有这四处红字部分的伪造删改，清楚地表明冯晓明目的何在，冯晓明为谁工作。

他在这个通知中说，“在权衡中文部整体节目调整以及预算状况之后，电台相关主管决定从10月1日起，中文部将不再与您续签新财政年度的供稿合同。”九月十八号，我致信电台主管，报告冯晓明伪造新闻，严重违犯新闻准则、违背美国纳税人的钱所建立的自由亚洲电台的宗旨和背叛美国国家基本价值的行为，要求立即停止他的职务。

1989年东欧的变化告诉我们，已经陷入共产党统治的民众，在这个后基督教社会，只有依靠自己去斗争，永远没有可以依靠的西方外来支持；已经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民众，则也需要用不断地投入的奋斗来保卫自己的民主，不然都会重蹈魏玛共和国的覆辙。因为西方，当代社会，后基督教社会不仅有这个共产党恶质政治不断发生的土壤，而且所有西方的机体都和这个后基督教社会机体上的癌变机体——共产党相连。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此类政权的谎言和欺骗，在今天的世界上还是到处存在，这尤其是在残存的共产党国家中国。然而让人唏嘘的是，那些希望和极权主义者分享一杯羹的国际社会的资本家、政客为了利益，宁愿睁眼不看这个谎言以及每天在中国发生的恐怖镇压和迫害。因为对那些没有在专制下的人来说，从极权主义统治者手中换来利益，远比在正常社会的竞争下，用劳动和智力取得成功容易得多。

布拉赫在80年代中期的著述中，认为极权主义在过去一百年的发展、变化、传播，以及复兴、繁荣中有很多大的变化转折点。对此他认为可以概括为八个时期。这八个时期，又大约可以分为三个具有不同特点的阶段，它们分别是转折时期，极权主义制度形成及发展扩张的时期，冷战及现代世界中的极权主义威胁。

对于曾经孤独地奋斗的布拉赫来说，让他十分满意的是，1989年苏东共产党集团崩溃后，国际社会所产生的对于共产党极权主义运动和独裁专制之间的比较研究和反思再次成为人们日常的思考问题。当年那些批评和反对极权主义概念的人，不仅是试图减少这个概念对于共产党统治者所造成的揭露和伤害，而且甚至扩展到了基本的方法论问题，但是在1989年后，布拉赫倡导的这个概念在他的晚年获得了全面的肯定和接受。

这篇介绍德国著名的自由主义学者、在极权主义研究问题上的巨擘布拉赫教授的思想的文章，是我为反省十月革命一百周年的历史而写的文字，大约六万五千字。文章已经在孟浪主编的《致命的列宁》一书中发表。这本书在今年三月已经在港台上市。由于我觉得这篇文字在对于百年来的共产党问题的揭示和探究上具有相当的重要性，所以现在决定上网。

倘若命运再给我一个二十年，我一定会把这个题目做精彩，因为我有二十年的方法论的积累，一生未敢懈怠的知识努力。但究竟会如何？真的是中原得鹿不由人，我唯有尽力推进我的思想线索就是了。

有朋友调侃我的“谈太太与情人”一文是利用人的窥私癖，以题目博人。实在说，用这样的题目我真的不是博眼球，而是希望抛砖引玉，引出更为深刻讨论及更多的问题。因为政治问题每天充斥了网页，已经让人们认为政治是很重要的题目了。而这真的是一种极为糟糕，并且非常典型的误导人生的“现代现象”，或者说“西化”后的现象。我的“谈太太与情人”一文针对的是妄自菲薄的西化、物质化、世俗化，针对的是所谓的“现代化”对于人及人性的败坏。

在当年宪法讨论会上，毛泽东宣称：“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也是历来不主张制定宪法的，可是，建国后，考虑到洋人国家大都制定了宪法，以及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完全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情况，为了改造和教育人民群众，巩固党的领导，还是要制定宪法的嘛。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

我曾说过反共是做人的底线，现在我要说，在我生活的这个时代，凡是敢于孤独地对抗共产党暴政的人，才是我们时代的英雄！那些在台上，在这一幕上的暂时主角，因为他不曾有过勇气和思想，他注定了一定是配角！ 后世的人一定会记住这个时代的英雄和美女，这个时代的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 兵家胜败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