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因姥爷的问题，文革中党籍被挂了将近10年。她坚韧地挺着，一直工作在第一线，不服软，不检查。有一次被单位头头整得太惨，母亲回来向父亲诉苦。父亲是个除了工作别的都很粗心的人，那表情似乎有点事不关己，总说一句话：要降温，你要降温。母亲终于急了，当着我的面大叫：你还知道什么！你就知...

赴朝慰问团回国后，我被指派到西北五省作宣传报告，八月中旬到了新疆哈密市。8月13日，哈密市举行斗争大会，地点在城外小河边。这天天气很好，太阳烤人。斗争大会采用诉苦会的形式，没有主席台那样的摆设。斗争对象是哈密王十一世伯锡尔及其家族，还有一个地主玉素圃。斗争哈密王伯锡尔的场地在河右...

在我的印象中，五姑一生从来没有笑过，总是满脸的忧伤，眼角永远噙满泪水，好像随时都会夺眶而出。她住在离城60里的大山上，每次翻山越岭来到我家，跨进门见到我父亲，叫一声五哥，眼泪就滚滚而下，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我妈妈在一旁劝她别哭，别哭了，但五姑的眼泪依然像断线珍珠一般往下掉。在那漫长...

我的父亲路梅村，五七年反右前是许昌师专的教师，而且是全地区仅有的两位二级教师之一，在许昌教育界名望很大。整风时，他作为地区教师代表到省城参加会议，会上他谈了三条意见：一、学校考核学生成绩，由百分制改为苏联的五分制不恰当，五分制没有百分制科学；二、统购统销，统购得过火，以致好多农民...

我六岁就没了娘，叫日本人炸死的。爹弟兄三个，我弟兄两个。弟弟过继给三叔，我们父子俩过活。父亲主要做纸札，给死人剃头，油棺材，我跟他学这门手艺。家里没有地，住的是上辈留下的房子。土改时我还小，十二三岁。我三叔当时是农会成员，与我爹商量让我入少先队，跟他闹土改。我爹刚开始不同意，三叔...

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9岁，当时我家住在成都中医学院内。学校停课了，到处贴满标语大字报。有一天，我和一个同伴来到一间空空荡荡的阶梯教室，见讲台上放着一个剩下一点点墨汁的小桶，里面还有一柄很大的毛笔，就抓起毛笔，蘸上墨汁，耍弄起来。我先在讲台地上划了一个闪闪发光的红太阳，那是当时最...

孟树亘曾任国民党144师副师长。台儿庄大战时，他浴血奋战，获抗日英杰奖章。文革开始后，孟树亘因历史问题受到冲击，其子孟凡民宣布与父决裂，并成为造反猛将。有一次，孟凡民所在的造反团体准备召开一场批斗会，批斗对象包括其父孟树亘的莫逆之交、保定市第十二中学教师李湛功。李湛功的二哥将李接...

蒋大杆原是河西最穷的人，地无一垄，房无一瓦，光杆一人，靠偷鸡摸狗为生。此人长得矮小，胆子特大，鼠眉鼠眼，经常到姜六家偷东西，还常当内线，把胡子领到姜六家。土改时，蒋大杆当上贫协会长，骑着高头大马，跨着盒子枪，扬眉吐气，威风凛凛。分地分财时，蒋大杆不仅分得姜六的土地、房屋、财产，更痛快的是还分到了姜六的小老婆。 当了贫协会长后，他把妇救会的女人都睡遍了。

1950年秋，一天晚上，父亲晚饭后出门访友。10点多，父亲捧着一包热腾腾的包子回家，推门就喊：祖英，拿包子，娃娃明早吃。母亲应声走过来，却见父亲身后站着一个头戴鸭舌帽的生人。啊，有客人，请进！她误以为是父亲的朋友。一听这话，父亲转过身，问：请问，你找谁？见有人跟上楼来，父亲有些诧...

1970年4月，文革中的红色恐怖登峰造极。我和我初中时的老师张树人，为了逃避一打三反的政治迫害，从塔里木荒原上的一个国营牧场向乌鲁木齐逃亡。那时南疆尚无铁路，我们坐班车途经库尔勒，当晚住在库尔勒汽车站候车室。班车到达库尔勒车站时，离天黑尚早，张树人老师呆在候车室休息，照看简陋的行...

也许是我的运气还不错，1956年我从杭师毕业时，正遇上全国高等教育大发展，特许在职的中小学教师和应届师范毕业生报考高等师范院校。就这样，我考入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这说明那时的高考政审相对还算宽松，除军事院校以及保密性较强的专业外，普通高校还能接纳地富子女。记得当时与我同一个小班的...

我的父亲生于1931年，六岁入读私塾，十岁时由他的亲哥哥教导他。父亲说，伯父教他许多中国古代文化知识，那是他一生中最幸福、最有收获的时光。1953年镇反时，我的这位伯父被镇压了。为什么呢？与大家庭内讧有关。伯父本是一个正派人，他有一个堂兄弟不务正业，娶了一个妓女做老婆。伯父为为此...

绍兴塔山区有徐氏者，与夫同庚，十八岁完婚，十九岁生子。二十三岁那年，天降恶运，出嫁不久的三姑姐的丈夫因失业，兼三姐又怀了孕，迫于生活压力，于农历七月大伏天投河自尽。一家六兄弟，没人关心老五的自杀；倒是妻弟，即徐氏的丈夫，连续几天没日没夜到各处荒郊河道打捞尸首。姐夫的尸首是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