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成了生意，学生追求学历多于学问，面对学界及社会持续出现批评声浪，李远哲曾于2005年在立法院公开为教改道歉。然而，台湾高教千疮百孔，亦不能全怪罪于外行领导内行的李远哲。但多年来政府都视若无睹，2014年第一所私校高凤数位内容学院倒闭后，陆续有多所关门，私校退场后的校地至今大多仍是“用途不明”。当初没有长远规划，现在的烂摊子不知该如何妥善处理。

总结一下这场伟大实验失败的原因：1）党内高层对对话的看法南辕北辙；2）党内开明派的政治力量不敌党内保守派；3）军内主张对话派不敌主张镇压派；4）党内开明派、军内对话派、学生和知识分子没有形成广泛联盟。而这四方players（参与者）——党内开明派、军内开明派、学生和知识分子，谁也不具备单独挑战或战胜邓小平等镇压派的实力，因此广泛联盟应是不得不的选择。

目前加拿大、马来西亚、澳洲、英国等地方放宽限制，争取大量香港移民的经济考虑。反观特区当局“阔佬懒理”，不但任由人和钱不断流走，更继续政治挂帅，一齐从严，抹走两制的本质差异。

习*近*平、王沪宁等人吆喝：要讲好中国故事。火箭军的故事就很中国，反映出，畏战、惧战、恐战、避战是中共军头的普遍而真实心理。岂止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共军各部军头，都可能暗自为自己留后路。习*近*平想过没有：如此军队，还敢打台湾吗？如此局面，这个仗还怎么打？

1975年河南舞阳水灾，水库垮坝淹了淮河流域几十个县。最近的华北水灾又淹了大片土地，几十个城镇危机。人民流离失所，财产损失严重。人们不禁要问，那么多年兴修水利，建了那么多水库水渠，怎么水灾反倒更严重了呢？没错，已经暴雨成灾了，水库还要放水泄洪，淹没中小城市以保大城市，难道只有大城市的人命是人命吗？专家学者们对此有很多的研究和评论，但都不如大人物们的私心更重要。中国的水灾反而加重，我认为不仅仅是技术问题，主要还是指导思想，或者说目的出了问题。

近日，郭飞雄的姐姐杨茂平接到中共公安电话，说“杨茂东已经于7月24日被送往监狱服刑”，但是公安拒绝告知是哪所监狱。后来经过律师直接询问，相关部门依然拒绝相告。到目前为止，郭飞雄的家人仍然没有收到他的《入监通知书》。自从中共把郭飞雄从浦东机场绑架造成他失踪起，郭飞雄一直通过绝食抗议中共灭绝人性的做法。

最令历经文化大革命和新生一代维吾尔知识分子噤若寒蝉的批判围剿和‘烧人‘事件，发生于2001年的1月1日。那一天，在维吾尔自治区人民会堂举办著名演奏家努尔麦麦提∙吐尔逊的弹布尔演奏晚会，演奏过程中，作为演奏家朋友的维吾尔诗人吐尔逊江∙艾买提诗兴大发，即兴写了一首诗，并当场上台朗诵。第二天，自治区政府立即下文，开始了对维吾尔知识界的批判围剿和清洗。

秦刚事件发展到今天，证明先前外界传言的绯闻和健康，都不是导致秦刚出事的真正原因。我认为跟中共在中美关系上内部的路线斗争有关的可能性要大一些。毕竟，秦刚应当算是亲美派，而王毅比较算是亲俄派。现在中国在与美国和俄国之间的关系上确实处于两难困境。

今次政治局会议后，如果政府特别是最高领导人不愿意承认自己过去的错误，民企信心很难靠口号就可以恢复，中国将会错失“救市窗口期”，未来或要付出更多代价，包括失业、企业破产、银行体系崩溃，甚至有机会危及社会和政治稳定。

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年接受我访谈的经历者接踵过世，2006年初版时有两位受访者病故，而至2023年最新修订版出版，已有半数以上的长辈去世，包括我的母亲于2022年8月11日，在拉萨因新冠疫情封城百余日的数小时前病故。不但是曾经的见证者的离去令人悲伤，实际上，这些年我常常觉得瞠目结舌，因为我们会在很多亲历者还活着的时候就看见，历史被权力堂而皇之地改写。

俗话说“不破不立”。期待“中共经济”这次崩盘能够彻底一些，连同泡沫之上的共产专制体制一起崩掉。因为只有彻底砸烂了共产专制体制，中国沦陷区才能有机会建立宪政共和的民主机制。在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社会机制下，才能调动华夏儿女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中华大地才能重新焕发生机，那里的人们才能过上没有恐惧的正常人的生活。

他本身是习*近*平超常规提拔、连升三级的亲信人马，不存在反习。婚外情和私生子不足以丢官。外交系统的权力斗争和路线斗争也不会导致习*近*平的抛弃。只有那种极端的情况：即外界热议的间谍罪或叛国罪，才可能让习*近*平马上翻脸无情，而无论亲信与否。秦刚的案情最可能接近于这种极端情况。既然是极端情况，秦刚就不可能软着陆。撤销他的外交部长职务，只是一个开始。免职之后，秦刚的名字从外交部网站和各处删除。显示，秦刚案之重大，不亚于林彪案。

终于惊天一声人民代表大会决议，免去秦刚兼任的外交部长，由他的上级王毅回锅，纡尊降贵担任外长一职。没有新任的外长，也没有免去秦刚兼任的国务委员。就好像马三立相声里的靴子，掉下来一只，另外那一只迟迟没有着落，让邻居们怎么也不放心，甚至睡不着觉。

邓小平在六四后说，“我们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它们经历的风波多，懂得事情的利害关系，他们是坚持对暴乱采取坚决行动的”。邓小平的话披露了党内保守派对他的支持和他之所以敢于大开杀戒的原因。六四之后，赵紫阳被软禁，党内支持对话和支持赵紫阳的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解决社会冲突的开明派被迫检讨，并受到降级处理。阎明复被连降三级，胡启立被剥夺其政治局常委和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芮杏文被剥夺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身份、鲍彤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中共党内改革派几乎全盘皆输。

三位主审法官也正面临考验。怎样判案，取决于法官选择如何诠释法律，即采取什么政治道德原则，作为法律观点的基础*。到底是包容异见，广纳不同反对声音和政治竞争，还是加强戒备，杜绝反对者于萌芽阶段以保政权安全，将会决定法庭是否把政治要求等同致命要胁、否决财政预算等同滥权以至颠覆、制造政治僵局等同破坏政府运作等等。一念之间，一场不会发生的政治较量，又会否变成山雨欲来的颠覆大阴谋，很快就有分晓。

假设秦刚未来的下场只有进秦城一种选择的话，那么如今他正在“失踪”，实际上肯定是失去自由的时段直到未来被中纪委和监察委“移交司法”的那一天，无论总共会拖延多久，都不算坐牢，服刑时间只能从他被中纪委的“招待所”转移至最高法院的看守所的那一天算起。亏大了。

我带着父亲拍摄的照片秘密访谈时，一位藏人知识分子说过的一句话：“1959年以后的‘民主改革’是对西藏经济的革命；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是对西藏文化的革命。两次革命，使得西藏彻底变了样。”《杀劫》这本书的照片和文字，便是为了向世界见证那一场要从根本上毁灭西藏民族的“人类杀劫”，并想努力地破除毛泽东的“解放者”施加给雪域高原的“除忆诅咒”。

我重视伊力哈木，把他视为一个枢纽。与其他维吾尔人交往，面对的只是个人，而伊力哈木的身后连接着一个广阔网络，有别于两端——一端是忠于当局的维吾尔利益集团，一端为主张新疆独立的各种力量——他代表的是维吾尔民族的中间部分。这部分人数虽多，但是没有声音。要开展维吾尔人和汉人之间的对话，代表这部分力量的伊力哈木是难得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