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拜习会遥遥无期，就会加深外界怀疑：第一，中共借疫情闭关锁国（比如收缴护照、回国出国都困难、修建边境墙）；第二，中共被国际孤立；第三，中共内斗激烈，习怕后院起火，不敢出访。

戴琪在宣布对华贸易政策的四项做法时说，“我致力于在这个双边进程中解决我们面临的许多挑战，以取得有意义的结果”，“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全力捍卫我们的经济利益。”如何能够“取得有意义的结果”，如何“全力捍卫我们的经济利益”？对拜登政府来说，这是个大课题，也真是个大难题。

明年中共“二十大”，习*近*平第三任要平稳，就不能爆出大事件。中国金融形势严峻，习是睡不好觉的。例如，今年1月28日，习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表示，要善于预见和预判各种风险挑战，做好应对各种“灰犀牛”和“黑天鹅”事件的预案；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又多次提及金融风险。

CPTPP是当今最高标准的自贸协定，在知识产权、国有企业、劳工、环境等等方面都有严格条款，而这些恰恰又是中共的软肋。CPTPP不大可能为中共降低标准，而中共如果按照标准整改，那可要伤筋动骨，像加入WTO一样是个庞大工程，并且虚假承诺那一套被识破后恐怕再难耍了。中共口头说要“以对外开放倒逼改革”，实际就可能是另一回事了。

拜登总统与英国首相约翰逊、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周三（15日）共同宣布，成立一个结合军事与外交，名为AUKUS的新三方安全倡议，并将支持澳洲核能潜艇巡航印太地区9月15日，澳大利亚、英、美三国宣布签署一项历史性的安全协议AUKUS（三国名字缩写组成），分享先进...

这两个“首次”，暴露出中共对民族问题的深层恐惧：首先，民族领域存在“重大风险隐患”（中共非常害怕苏共的命运在自己身上重演，而苏联解体的一个极端重要因素就是民族问题）；其次，在民族问题上，中共的意识形态早已失败；再次，中共眼中，“反恐”已成为民族问题中的焦点；第四，国际因素已经深深介入到中国民族问题中来了。

中共想加入CPTPP，想抢在美国之前加入CPTPP，但能否加入或以什么条件加入，还得看看美国的意思，还得看看中美较量的具体结果。中共这是把自己送到美国枪口上了。下面的看点是美国玩“猫抓老鼠”游戏的技巧如何。

中共对CPTPP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弯。加入CPTPP，被中共当局视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重要一环。2020年11月20日，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首次表示：“中方将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今年3月，李克强在“两会”宣读政府工作报告时，又有提及。而王受文的这次表态，表明中共已经在开展加入工作了。

众所周知，一般国家都是搞初次分配、再分配，而中共却另外的还要以国家政策的名义搞“三次分配”。什么是“三次分配”？就是打富人、有钱人的秋风。习*近*平明确要求高收入人群多“回报社会”。谁来做这个高收入人群多“回报社会”的工作呢？在中共的体制里，当然就是政协了。所以，汪洋以全国政协主席的身份出席这个会议，并非偶然。

可以预计，布林肯这次在东盟区域论坛外长视频会议上严重关切中共核扩张，只是开头，接下来美方将就中共的核政策问题以及更广层面的中共军事透明度问题，与中共激烈交锋。中共可能陷入“透明困境”，其所宣称的核武政策谎言将被国际社会日益看穿。

不能不指出，“智能化”所导致未来“无人战争”的可怕。如果未来战争将生杀大权完全交给一个自主的武器系统，它的毁灭性不亚于爆发核战争。而对中共来说，它是没有任何道德底线的，什么样的“智能化”它都敢干。如果中共在人工智能（AI）方面领先，全人类都将面临威胁（可参见笔者“中美AI战的三大问题”一文）。

通过中美天津会谈，拜登政府被中共浇了一盆冷水，应该更清醒了。事实上，“竞争、合作、对抗”“三元”对华政策也的确是有内在矛盾，既然被中共踢翻了，拜登政府也该就势重新设计对华政策了。价值观、意识形态的对立，决定了中共与美国永远也不可能走同一条路，中共即使有时与美国同走某一路段，也是迫不得已或在施迷魂计，最终目的是把美国挑下马来。

中共的国际环境已经逆转了，可中共还抱着春秋大梦不放。在抗击中共已成为国际潮流的现实面前，中共的梦必然破灭。不过，中共不仅“不撞南墙不回头”，而且因为其意识形态的僵硬和体制的腐烂，即使“撞了南墙”也难“回头”，它所做的一切都只能算是“末路狂奔”。

把这个“党话”翻译成白话，就是：第一，以党的名义开展对外活动，包括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两者是分开运作但又是结合在一起的，是为“战线”；第二，中共把“国家总体外交”分为公共外交（外交部为执行主体）、政党外交（中联部为执行主体）、民间外交（以民间团体或个人名义开展的工作）三部分，中联部被称为第二“外交部”，在公共外交、民间外交之外执行特别对外任务；第三，中共“党政合一”，自谓“大党”、“大国”，以“大党外交”来配合“大国外交”，为世界提供“中共方案”。

目前，西方对中共还是“合作、竞争、对手”的三重定位。这表明西方在“全球村”的背景下，对中共还抱有一定的幻想和顾忌，还没有完全认识到：中共是魔鬼。任何的“合作”想法都会被中共利用，都会被中共蔑视。如若不信，请看6月16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上所言：美欧都对华提出了所谓“合作、竞争、对手”的三重定位，其实质就是既要损害中国（中共）的利益，还要捞中国（中共）的便宜。笃信和鼓吹这种论调的人，不是自身智商出了问题，就是低估了中国人的智商。

正如当年苏联的全球扩张催生了北约一样，正是当今中共的全球野心推动北约开启“新篇章”。北约并不寻求与中共开战，但是，北约并不害怕应战。“上兵伐谋”。鉴于中共的综合实力与美国和北约还差距甚大，虽然中共追赶得步履匆匆，北约还是有充分的时间来进行战略谋划。

《新大西洋宪章》没有提到任何国家的名字，但每一个人都知道，它针对的是远比当年法西斯德国更加邪恶与危险的政权——中共。英国首相约翰逊说得很坦白，丘吉尔和罗斯福当时面临如何在一场毁灭性战争后恢复世界（秩序）的问题，“今天我们则必须面对一个非常不同、但同样令人生畏的挑战——如何从冠状病毒（中共病毒）疫情中更好地恢复。”

在中共治下，中国社会空前畸形，公平、公开、正义等等普世价值都成了幻想。遭遇不公正的对待，一个人也没有权利和地方说话；中国访民之苦，举世无双。申冤、求助无门，全社会不可避免的充斥着暴戾之气。

在中共高标“脱贫”历史性成就的背后，是中国贫困的普遍化和贫富分化的极端化。甘肃夺命马拉松，看似偶然，却是必然，可视为中国贫困真相的一种极端表达方式。悲哉中国！

王毅称，双方要避免虚假信息遮蔽真相，不让政治病毒破坏团结，为中欧关系行稳致远奠定坚实的民意和社会基础。这就是倒打一耙了。中共的国际霸凌和中共在国内的加强专制是一体两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