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9月，三个中共或中共前党员刘尊棋、耿坚白、张西洛三人跟随全国慰劳总会组织的慰劳团前往延安，并有机会采访了毛泽东。延安的《新中华报》在10月6日头版发表了该采访，采访占据了整整一个版面。中共各根据地的报刊和中共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也转载了该采访。不过，三名记者所在的中央社、扫荡报和新民报对此只字未提。

第一，最根本上是中共间谍。袁殊的第二层特殊身份，是国民党中统间谍。袁殊的第三层特殊身份，是日本情报机构间谍。袁殊的第四层特殊身份，是汪精卫伪政权的间谍。袁殊的第五层特殊身份，是国民党军统间谍。五重间谍身份，戴着五张面具生活，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一个不小心，就是丢性命的事。

六四早晚会在制度和价值层面上成为中共新的噩梦。他说，习*近*平想跟毛泽东一样控制人民的意识形态，但是现在的年轻人的知识范围广得多。网络之前的中国老百姓是孤立的个体，所有媒体是从上往下。有了网络以后，人民可以交流，很多信息来源是从下往上，现在的年轻人的视野比他们的前辈广得多，掌握的信息也比毛时代的人多得多。 林培瑞说，目前中国民主进程倒退是习*近*平压制的结果，表明上看似平静，但是追求自由、民主、人权是人类的DNA，因此他对中国的民主前景并不悲观。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年真相》。在中共党史上，安子文曾经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他为何暴得大名？因为他曾经是一个管官的官。何谓管官的官？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是也。安子文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长达21年，是中组部任职时间最长的中共高官；1945年至1956年，任中组部副部长；19...

很少有哪个造反派组织没有参与过打、砸、抢活动，虽然打砸抢不是造反派的发明，而是从土改时的“贫农团”，三反、五反时的“打彪队”直到1966年“红八月”制造“红色恐怖”的早期红卫兵之类历次政治运动积极分子那儿一脉相承传下来的，但却被造反派毫不含糊地学到了，用上了。造反派两大派之间的意见分歧很容易就发展为暴力冲突，甚至升级为真枪实弹的“全面内战”。

紧接着是刘少奇发言。从前他对康生的委员会用高压手段审干不满，对王明表示同情。可是现在这些都到哪儿去了呢？ 刘少奇重复了毛讲话的要点。可归纳如下：共产国际早就该解散了；它已经落后于时代并犯了严重错误；共产国际不理解中国革命的困难（纯属中华民族特有的困难）；因此把事情办坏了。

大汉天子汉武帝开辟丝绸之路，可谓是中国历史上将中华文化远扬万邦的千古一帝。其后两千年，毛泽东强行使外夷的共产异说入侵中华大地，将中华文化摧毁殆尽。这两个对中华民族功罪截然不同的人物却有一事相同：他们都在自己的诗文中预言了其各自朝代的取代者。中国历史上有汉武帝一语成谶，预言汉朝将被...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年真相》。上世纪30年代，在中华民国境内的江西，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建立了一个反政府的武装割据的根据地——中央苏区。在这里，毛以打AB团为借口，杀掉了红二十军的七百多名军官。这里，根据戴向青的文章《论AB团和富田事变》等资料，谈...

林立果说：“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他整人的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像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

如果没有1970年〜1971年的中国之行，斯诺也许就没有晚年的悔恨。这一年，斯诺偕同他的夫人路伊丝从香港到广州，发现“中国是一个只有一种声音的国家”。到了北京以后，见到中国所有的人都背诵毛的语录，每天要履行“早请示晚汇报”的政治程序，觉得这就象是一种宗教仪式。然后他去了他当年采访毛泽东的“革命圣地”延安，参观了“五·七干校”（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让知识分子与官员“劳动改造”的地方），认为那里的生活就象监狱。

1966年8月1日，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举行。8月5日，毛泽东用铅笔在一张报纸的边角上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同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这张“大字报”。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在北京召开了八届十二中扩大会议，决定将“第一号走资派”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邓小平则由于毛泽东出面干预，保留了党籍。刘少奇被严密监禁。1969年11月12日凌晨，刘少奇被迫害致死。邓小平则在毛死后重新掌权。

就在各地继续开展“大四清”运动之际，文革于1966年5月爆发。此时，毛泽东早已丧失了对“四清运动”的兴趣，正如其在1967年2月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卡博时所言：“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上而下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中共为什么不停地杀人？其理论根据可追溯到中共老祖宗马克思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这本小册子的核心教义就是两个字“杀人”：一是从肉体上杀人，即马克思鼓吹的“暴力革命”；二是从精神上杀人，即马克思宣扬的“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王维洛认为，“黄万里成为毛泽东的钦定右派分子，原因有四：第一：黄万里反对黄河三门峡工程，而这个工程又是毛泽东提议要建设的，特别是圣人出，黄河清，三门峡工程的建成，标志着毛泽东这位‘圣人’的出现；第二：《花丛小语》击中政治体制弊病的要害；第三：毛泽东嫉妒黄万里的诗词才能，而黄万里又不肯吹捧毛泽东的诗词；第四：毛泽东十分憎恨不肯向他弯腰的知识分子。”

1957年毛泽东发动的反右派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场大劫难。据中共官方数字，全国共打了55万右派。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是毛泽东“钦点”的大右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