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１年的“五一节”当晚，毛泽东与林彪同时登上天安门城楼，并与城楼上的外宾握手，随即就座。由当年的纪录片为证，该纪录片由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与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记录了１９７０年“五一”节当晚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一行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全过程。纪录片片长２６分２６秒，该片的片头是“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杜修贤、顾保孜说林彪晚于毛泽东登上天安门纯属编造。

文革结束后，薛明揭发贺龙惨死的材料在京城政治圈中广为流传，曾引起很大的反响。为此，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颇有些坐立不安，曾托人带话给薛明，说：要是总理知道这个情况，会难过死的。这不过是试图为自己的丈夫开脱而已。贺龙早已病死于囚禁之中，周直接分管贺龙专案，很多事情都经过他的手，周代表中央宣布对贺龙采取组织措施、批准并修改对贺龙立案审查的报告等。

最早向黄永胜转达毛泽东南巡谈话的人是周恩来，且周恩来希望黄永胜能向林彪作作工作，作一个检讨，然后再向毛进言，以便设法缓和紧张的空气。按后来“两案”审判的标准来衡量，李作鹏向黄永胜汇报了毛的谈话内容，而黄永胜再向林彪透露了毛泽东谈话的内容，由此黄永胜的行为构成了“反革命阴谋活动”，那么周恩来却是更早些就向黄永胜介绍了毛的南巡谈话，并要求黄向林进言作检讨，周恩来是否也应承担“泄露毛泽东南巡谈话”的罪责？也属“反革命阴谋活动”？

邱会作回忆说：“记录稿字写得很潦草，读起来很吃力。但是两点内容引起了我的注意：一是被审问的人交待：他们听说林立果几个人在北京西郊的空军学院开过一次会，要搞掉原来中央文革的那几个人，说是交给李作鹏，邱会作办。要抓住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才算完成任务。二是被审查的人要求不能把他们交回给空军，怕被‘灭口’。”

专案组怕邱会作写的内容不符他们的要求，干脆指点邱说：“这个问题不难写，有三点就可以了。第一，叶群策划你们准备到广州去另立中央；第二，她动员你们在九届三中全会上继续反党、反对中央其他一些领导同志；第三，你对吴法宪交代的事，表示同意。你这样写了，我们比较好处理，也有利于中央对你很好地宽大和安排。”他们在后期所做的，与其说是搞清事实真相，还不如说是为已经向世人宣布的‘反革命政变’找依据。

当毛一度昏厥时，闻讯赶来的周氏心情紧张到了极点，以至当场大小便失禁，许久下不了车。直到毛泽东被抢救过来以后，周恩来才大大松了一口气，但他知道还有一件事情必须马上要做的，那就是赶紧表态推掉毛向他交权一事，这里除了周确实认为他本人掌不了舵之外，恐怕更主要的还是在于他实在太了解毛嗜权如命的为人了，如果不立即对这件事作个斩钉截铁的表态的话，今后恐怕就要大祸临头了。

林立果是林彪的爱子，曾就读于北京市第四中学，后升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文革时辍学，1967年3月参加空军，擢升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秘书，不久加入中共。然而文革中畸形的政治生态，将本应有所作为的青年变成政治狂人，最终在1971年9月13日与其父母林彪、叶群乘机摔死在蒙古温度尔汗。林立果“才气横溢，可是生性却非常见腆。”“毛泽东不是怕林彪，而是害怕林立果。”“怕林立果在军队里的影响。”

所谓林彪搞了“反革命政变”，那不过就是不得不编造的一个谎言，对外唬唬不明真相的老百姓而已，否则何以解释毛泽东亲手树立的接班人会“叛逃”呢？更何况这些人早年都是毛泽东的嫡系手下，打过仗，立过功，无非就是站在林彪一边反对了江青“上海帮”等人，林彪一死，将他们四人从关键的工作岗位上拿下，换上自己信得过的其他亲信即可。这也是毛泽东为何对黄吴李邱四人采取如此政策之初衷。由于华国锋的局限性和汪东兴的私心作祟，黄吴李邱四人终于在劫难逃，又一次遭到新一轮的更残酷的政治迫害。

王瀑声等人秉承邓小平、彭真的旨意，先将“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大帽子扣在邱会作等人的头上，以所谓邱与林彪关系“密切”就属于“林彪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甚至大言不惭地说：“你是林彪的亲信，当然就是反革命集团的成员。你当总后勤部长、军委办事组成员、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组长、中央政治局委员，都是林彪安排的，这就是证据！”

中央里只有一个人是不许碰的，那就是周恩来！邱会作说：“对于周恩来，定下调子是‘好人违心地’做事，原则上不许提及。”周恩来文革当中实在有太多的“可议之处”，如果细细翻老底，周恩来的陋行岂不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邓小平、彭真等人要全力维护周恩来的“圣人”形象，自然不喜欢人们揭发周恩来的黑暗面；其次，文革中被打倒之人多被认为犯了滔天大罪，是戴罪之人。以林彪事件而论，林彪与军委办事组诸人早被彻底污名化，尤其是那些“阴谋政变”、“另立中央”、“篡党夺权”等罪名已被广大民众耳熟能详。

林立果叫人偷偷地在叶群的保密电话机上安了一个窃听器，把线头接到自己的房间里，再接进B箱，就可以直接偷听、偷录叶群和别人的通话了，林立果一共偷听，偷录过叶群的多少电话，不得而知。但是，他秘密保存着几盘十分重要的录音带，准备有朝一日，只要他把这些不可告人的电话录音放出来，黄永胜和叶群等人就会乖乖地让他牵着鼻子走，对他俯首贴耳，有求必应。

中共各大区对几乎所有新占领区中的地下党及其相关武装力量，如广东党组织、云南地下党、湖南地下党、福建地下党、南昌地下党、滇桂黔边纵队、海南岛琼崖纵队以及地下隐蔽人员等等，不论就个人事实上有无问题，几乎都被认定为组织“严重不纯”，有的不被承认。一些发生问题或被怀疑有问题的地下党组织的骨干，干脆被打为“匪特分子”或“恶霸地主”集团，惨遭判刑或枪毙。建政初中共党内第一大特嫌案，即上海市委第三书记潘汉年、公安局局长扬帆为首的“反革命案件”的发生，亦是在此种情况下造成的。

在抗战后期，黄永胜曾和一个漂亮的地主女儿热恋过，但他当时已经同项辉芳结了婚。按照现在的话来说，黄永胜是“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因此受到过聂荣臻的严厉批评。黄永胜感到脸上无光。

毛泽东多年来在处理党内关系上，经常搞平衡，或者叫博弈，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但是这一次的博弈，或者叫游戏，或者叫玩笑，真的开得太大了，把老本都赔上了。林彪事件，前面不管是搞王明搞刘少奇搞高岗，搞高岗很轻松啊，搞过高岗以后游山玩水呀，吟诗啊，非常轻松的，革命豪情呀。这次不对啦，这次把老本都赔上了，代价太大。

起初专案组对她还比较客气，开的伙食也比较好。由于她在很长时间坚持认为林彪是被叶群、林立果劫持走的，并讲了“毛主席身边也有叶群那样的人”之后，处境开始恶化，身份由“九一三”的“功臣”变成了“林彪留下来的钉子”，待遇大变。伙食标准也由“贵宾”而变“小灶”，再转为“中灶”而“大灶”。她的居住条件，逐步也变得恶劣起来，身体受到很大损害。

据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回忆，“林彪这个人很动脑筋。”九一三以后，从毛家湾查到一个材料，是林彪1971年5月23日的信稿，林请求对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大军区第一把手、第二把手“实行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吴忠认为这个重要材料反映了林彪出逃前的思想活动和心理状态，“很可以研究，是高级政治生活的内容，动脑筋想一想可以受益的，有好处。”

文革期间，毛泽东为了保证自己身后不被清算，决定传位江青、毛远新。毛泽东将政治舞台上的人物换了一茬又一茬，绕这么大的弯子，就是为了让江青在他去世时顺利接班。毛泽东打接班人的牌，选辅政大臣，以革命的名义，完成家天下的布局，这是打开文革这个黑匣子的密码。毛泽东与全党博弈，眼看完成了家天下的布局，但功亏一篑，最后输了。

如果从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和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算起，到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华国锋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

有个“四野联谊会”的日本军官兵头义清说：第四野战军里，曾经有差不多十多万日本人，四野一般一个连编有一个日军步兵班，这些日军训练有素，提高了四野的整体战斗力，为解放全中国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当听说北京有个“38军战友会”时，兵头义清透露日本也有个“38军战友会”，大概一万多人，仅东京地区就有几百人。

林彪、陶铸分别为黄埔军校第四、五期同学，两人都是校长蒋介石的学生。1966年文革爆发后，林彪、陶铸托黄埔军校同学萧正仪密携书信赴港，并请在港同学周游协助与国民党联系，寻求投诚蒋介石。两人在信中称“吾人处危疑之局，过多疑猜忌之主，朝荣夕枯，诡变莫测，因思校长爱护学生无微不至，苟有自拔之机，或不责已往之错，肺腑之言唯乞代陈为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