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毛正在一旁默默观察领导人对大跃进的立场。批评毛的人估计错误，他们忘了毛在开幕词中的基调讲话：毛认为对大跃进的总路线不能有丝毫怀疑，缺点可以改正。他们将毛此时的沉默误视成默许，事实上毛的怒气正越来越高涨。毛常说他不搞阴谋，他搞阳谋。他认为他在基调讲话中就已经把讨论方向明明白白设定好了，这神仙会越开越不对劲了。毛的沉默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毛并不是在说反话。中国儒家不敢叫孔夫子孔丘；全中国也没有人敢直呼“毛泽东”，一律称呼“毛主席”。他说的话后来变成了教条。毛常扭曲历史为其本身的思想做辩解。孙中山一九一一发动革命时是个医生和富有的知识分子。数年后，于一九六六年，毛发动文化大革命——号召全国年轻人起来批判他们的教师和共产党——我常想起他这些谈话。文化大革命在毛的脑中已酝酿多年。

今天看《·九·评*》之七「评中国共产党的这使我想起「父债子还」的古训在这个家庭的具体体现。李井泉以前做过什么坏事，不清楚，但三年大饥荒他背的血债可不是一千两千人的问题，而是八百万人的性命。·九·评*之七写道：中共建政后死亡最多的政治运动是「大跃进」之后的大饥荒。红旗出...

一是体制上的原因。“中国的一党制消灭了社会和人民的所有自由，没有言论、迁移、旅行、信息……的自由，老百姓只有听命令，按党的指示去做，错了完全没有办法去纠正，连干部也是不自由，一点办法也没有，全国像一个军营一样，农民只有等死，死路一条。”二是毛泽东的责任。正是毛发动的“超英赶美”的大跃进，才让全国各地浮夸风盛行，并将农民的口粮征购。而没有了口粮和迁徙权的农民只好在原地等死。

这些当时把革命口号叫的最响的中共省一级的干部没有一个人出身于农民家庭。他们的个人背景和农民，农村生活更是沾不上边。他们虽然在农村待过，但不但不愿意过农村生活，甚至连在城里当教师都不愿意，一心想着通过投身政治来出人头地。他们的所谓革命造反就是冒险和赌博，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一旦成了气候，当上一方诸侯，唯一关心的就是自己头上那顶乌纱帽，为此竭力逢迎最高领袖，唯恐跟得不紧。

题记：中共至1949年夺得政权后，党内斗争不仅没有停止，反日益升级飙涨，不但祸及千家万户，也祸及自身。据初步统计，毛主政中国27年搞了大大小小46次政治运动，屈死的人不少于一个亿。翻开中共党史，党内斗争年年不断，从1921年建党到毛命归西天，在半个世纪里从...

当中共来到四川，天府之国变炼狱。（网络图片）一九十九年前中共在上海召开一大，据召集人李达的回忆，代表湖南的毛泽东，当时并不是党员。尽管后来毛被中共尊为创始人，人们至今也找不到他登记入党或被介绍入党的记录。一滩浑水，这就是中共的一大。四川人没有代表出席，幸甚...

从全中国范围来说，大饥荒的责任除了中共中央以外，饿死人最多的几个省的省委第一书记应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他们的个人责任使该省的死亡率大大高于全国的平均死亡率。所以，他们理应受到更多的清算。这五个省委第一书记是：四川的李井泉、安徽的曾希圣、河南的吴芝圃、山东的舒同、甘肃的张仲良。本文摘自《华夏文摘》，作者欧阳龙门，原题为《“大饥荒”年代的几个省委书记》。

文化大革命前期，在上海发生过一起红卫兵跨省绑架高级领导干部的事件。这里所说的绑架，自然不应从原有的字面意义上去理解。一般所称的绑架，是指绑架者以暴力或欺骗手段劫持、羁留和拘禁他人，并以被绑架者的生命安全为条件进行要挟，达到某种非法目的，如勒索钱财，赎换被捕...

生存或毁灭，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英国文豪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的这句名言，也是剧中主人公哈姆雷特王子的名言。现实中，面对重大选择，的确并非所有人都能用自己的手握紧正确的答案。一、从最棒子打手到最优质替罪羊的几段往事1、对党无条件服从的叶若夫从1934年...

批斗牛友兰的大会开始了。牛冠荫被安排在主席台上就坐，牛友兰则戴着脚镣手铐被押到主席台前跪下。在狂呼乱叫、拳打脚踢后，一个批斗者拿来一根铁丝穿过牛友兰的鼻孔，并要求牛冠荫走下主席台，牵着父亲游街示众。斗争大会后，牛友兰绝食三日而死，同样没有人清楚他在临死之际的心有多痛，是否后悔支持了中共。而牛冠荫显然与父亲之死也脱不了干系。

1949年12月中共控制四川全境后，在以后的岁月中，一向富庶的天府之国四川竟然爆发三次大饥荒。其中，第三次大饥荒最为惨烈，爆发于1959年到1961年，在此期间，四川是中国大陆因大饥荒死亡人数最多的地区，多数研究者认为，在此期间四川全境的死亡人数在1,000万到1,200万之间。

“大炼钢铁”时曾希圣在安徽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炼钢炉”：将一条山沟的两头用土石封口堵死，将山上的树砍一些，推下山沟，然后把铁矿石、收来的铁器推下山沟。再砍一些树推下去，再堆一些铁矿石、铁器，这样堆上三、四层，直到把山上的树砍光。然后放火将树木点燃，烧上几天。等火熄了派人下去一看，到处是烧出来的铁疙瘩、还有没烧完的树木，没烧到的铁矿石、铁器。于是调动人马，将铁疙、铁器选出来，敲锣打鼓，运到县委去报喜：炼出了多少多少吨“好钢”。

这是一部沉重的书：大16开，正文546页，还有20多页照片，共计80万字。书的内容更沉重，书名是：《四川省涪陵专区农村共产主义运动纪实——饿死在人民公社囚笼里的140万乡亲》。 作者颜智华是一位独立学者，涪陵人，中学历史教师，已退休。这部《四川省涪陵专...

从全国范围来说，饿死人的责任在中央、主要在老毛。中央其他负责人当然也有责任，但是，老毛的恶劣之处在于：当其他多数人都对错误有了认识的时候，老毛却文过饰非。并且在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对纠正错误的人加以残酷的打击。 除了中央的责任以外，饿死人最多的几个省的省委第一书记应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他们的个人责任使该省的死亡率大大高于全国的平均死亡率。所以，他们理应受到更多的清算。

多谢唐夫此篇雄文，客观揭示「真实的饿死人的数据是9600万在毛治下的三年」史实，与张英三十年前文章公布，毛皇治下的三年人祸灾害时期(1959~1961)，中国大陆，因饥饿而非正常死亡六千多万人的结论，基本相同，不谋而合。1989六四国殇之後，张英是唯一在逃...

除了中央的责任以外，饿死人最多的几个省的省委第一书记应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他们的个人责任使该省的死亡率大大高于全国的平均死亡率。这五个省委第一书记是：四川的李井泉、安徽的曾希圣、河南的吴芝圃、山东的舒同、甘肃的张仲良。这几个人，都是在“庐山会议”上攻击彭德怀的猛将。

一些人不仅否认大饥荒“饿死三千万”，也对大饥荒的严重程度提出质疑，其理由之一是，如果发生了大饥荒，为何看不到农民的抗争？事实上，1958-1962年间，中国的农民曾有过大量抗争，只是由于处于特殊的历史时期，其抗争方式与过去有所不同。

1958年毛泽东发起大跃进，要超英赶美，建立人间天堂，几乎所有地方党政要员都唯恐落在别人后面，一个个争先恐后，炫耀自己的高指标。当时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和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高举毛泽东的三面红旗冲杀在最前面，人称四大左狂。河南是最早建立人民公社...

毛泽东在姚文元评《海瑞罢官》这颗射向彭德怀的重型炮弹即将发射之时，于1965年9月接见彭德怀并安排他到西南三线，并非人们常说的“国有危难，便要重用彭德怀”，并非让彭德怀在三线搞出点“名堂”，将来可以带兵打仗，而是毛泽东精心设置的一个圈套，或者说是毛泽东酝酿发动文革的一个战略部署。这样做既可以方便自己在北京动手，又可以撇清自己的责任，还可以为以后监视、囚禁、批判彭德怀埋下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