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二OO七年）是恢复高考三十周年，我也进入花甲之年。回想三四十年前的追求上大学的经历，很值得回味、探究，从中可以看到社会、思想、政治的艰难的进步。我是一九四七年出生的，在北京市西城区石驸马大街第二小学上了六年小学，于一九六O年九月进入北京四中初中学习。那时北京市没有这么多人口...

文革后期，出于政治需要，中共开始有意修复西藏被砸毁的寺院。上世纪80年代，桑顶寺复建，多吉帕姆也恢复了在桑顶寺中一年一度举行的“岗甲萨”大法会，但她仍选择留在拉萨，在家修行。另一方面，她还拥有中共赐予的西藏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副会长等头衔，重新拥有了过去优厚的待遇。只是经历了这场劫难的女活佛，是否会像父亲一样后悔当初的选择呢？

"文革"对社会主义法制的破坏是全方位的，对人的伤害也是多维度的。本文所述，只是例证之一。本文引用资料均来自正规出版物，人物以辞世时间为序。许明许明是原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的夫人。她是河北沧州人，1919年出生，1936年入党，1939年8月与孔原结婚。从1953...

当时，江青不容许舞会这类活动。八月底时，她让毛不再组织舞会。 毛不久跟我说：“这下我做了和尚。” 自从停止舞会活动以后，毛没有了寻欢作乐的地方。短短数周后，他开始用人民大会堂的一一八厅作为他消遣的所在。如前所述，他在人民大会堂内，有一帮“女朋友”，即各个厅，如福建厅、江西厅等的女服务员，她们轮流来陪他。因此，外面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毛依然故我，过着帝王般优哉游哉的生活。

二十多年前，中国最杰出的青年学子大半都滚进战争的洪流，受到人类史上最入骨也最广泛的侮辱。他们变成流亡学生，变成青年军，变成政客运动下的牺牲品。他们不能忍受干枯的考证主义，于是摆脱了乾嘉学派，但是变成了激进主义的奴隶。他们煽动学潮，批评时政，反对贪官污吏，斥责奸商国贼，慨然以气魄“承当”天下。虽然，从政客的立场看，他们若非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破坏者，即是为空想、空希望而勇往直前的敢死队。他们的爱国热忱变为笑柄，变为失败的借口，变为巩固私人权力的工具。

1972年，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中日、中美关系都有了改善，中共高层为改变国际形象，下令重修大昭寺。然而修复者们并不清楚在佛殿中究竟该放置什么佛像，最终还是在一位被批斗的“牛鬼蛇神”也是高僧的帮助下修复了第一层佛殿。1980年完成全部重建工程。 重建后的大昭寺又恢复了香火缭绕的场景，直至今日。不过佛像已不是昔日的佛像，壁画已不是昔日的壁画，管理寺院者也不是昔日的高僧，而来虔诚朝佛者中却不乏当年砸毁大昭寺之人。又一场轮回，又一声长长的叹息，而始作俑者的罪恶却还没有被清算。

1966年12月，彭德怀从成都被揪回北京批斗。关于彭德怀被揪回北京的具体过程，存有多种说法。我作为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红卫兵揪彭德怀行动的参与者，愿意提供我所了解的内容。王大宾接到北京指示当时我是北京地质学院66届学生。1966年12月，我和几位同学步行串联到重庆。16日晚，我...

谭震林是否在建政前背叛过中共，笔者并不知晓，但说其是叛徒的江青却在文革后被中共公开确认为叛徒，倒的确是个讽刺。而从后悔加入中共、跟着毛的谭震林所言可知，他是深知中共的残酷斗争历史的，因为他自己就曾经在肃反扩大化时，以莫须有的罪名，和项英共同合谋处决（用大刀砍杀）了原红12军参谋长林野夫妇。估计当同样的迫害落在自己身上时，谭震林才意识到跟着中共和毛是一个多么愚蠢的决定。只是上了贼船，了解了黑幕，方知下船是何等的不易！

沈阳市地方国营皮鞋二厂卫生所药剂师吴杰，原籍上海，从军队转业分配而来。吴本姓沈，因家贫从小被送给一吴姓地主收养，从此改姓。吴氏夫妇无生育能力，视之如同己出，供其读书学医，后参加人民解放军，转业后安排到该厂做药剂师。土改后吴家男人死了，剩下吴老太孤身一人，在上海不能生存，1962年...

小乐队是中学最美好的回忆我的中学时代仅仅是两年。文化大革命之前的1964年，我考入北京市第三十一中学，与长我三年的二哥周守正同校。三十一中以体育运动水平高而闻名北京，但其实在其他方面这所学校也非常出色。至1966年文革浩劫，学校动乱，停止教学，短短两年的中学生活，给我留下不可磨灭...

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我正在贵州省兴义县捧鲊区乐作公社参加四清运动。1966年11月初，四清结束，我与同事段正清回到贵阳市我所在的机关省公安厅。一回来，只见我们的省公安厅机关大院的场地上、礼堂和办公楼的墙壁上，摆满、贴满、挂满了批判厅长宋子健、副厅长贾贯之、辛培田以及一些处长的大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