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莫斯科3月会议后，中苏关系彻底破裂，接受中国大量援助的朝鲜彻底倒向苏联。1966年文革爆发，紧跟苏修的朝鲜成了批判对象，1967年2月，红卫兵张贴大字报批判“修正主义者金日成”，7月红卫兵包围朝鲜驻中国使馆高喊：“打倒金胖子！”金随即报复，下令捣毁志愿军陵园，在中朝边境架设高音喇叭回骂。

地球上最成功的营销广告词：李大钊：“资产阶级来到人间，每个毛孔里都流着肮脏的血”百姓听不懂，败了！陈独秀：“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有枷锁，得到的是整个世界”百姓听不懂，败了！毛泽东说：“打土豪，分田地，睡地主小老婆”。赢了！

先父在新疆抛光原子弹外壳时，下地道去爆心做测试，每次都拿盖格计数器，穿防辐射服。边上也有一群人骂：“臭老九，就他妈矫情！哪有那么多放射线？我怎么看不见？”然后念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就裸身进去了。先父说这些人大多很早就死了，死得非常痛苦。

八千湘女上天山：那时候，女兵们最害怕听到那个“谈”字。只要一听说哪个首长要找你谈话，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首长找谈话”。到了部队，组织代替了父母，婚姻一旦被组织决定，也就只有遵从、认命了。当年兵团六师十六团政治处工作总结中说，女兵们“普遍怕与年纪大的干部结婚，怕不顺个人意。由组织上决定，不按婚姻法办事”。当时一首打油诗，反映了这些湘女们的命运：婚姻法，婚姻法，男四十，女十八，跑到新疆找爸爸，配的是夫不是爸，生儿育女把根扎。

1952年，在新疆举行欢迎入疆湘女的大会上，王震说，你们要安心边疆，扎根边疆，要把你们的骨头埋在天山脚下……话没讲完，台下的秩序就乱了，因为大家原以为参军两三年后就可以转业回湖南老家的，这时才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了，许多人当场就哭了。在伊犁的湘女每次想念家乡时，总会唱起当地的一首民谣——“乌孙山啊，金色的摇床，英雄喜爱自己生长的地方，假如叫我在异乡做一个国王，我情愿在故乡当一名靴匠……”直到唱得泪流满面。

贯穿文革极左思想和“阶级斗争”教条的儿童小说《新来的小石柱》，1975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又改编为连环画。里面的主人公小名叫石柱，大名“石成钢”。该书作者黄家佐（笔名“童边”）的儿子在1977年出生，姓氏随其母亲芮淑敏，取名“芮成钢”。

造出第一颗原子弹，耗费41亿美元。以当时的物价估算，饿死的3千8百万人，本来一个都不会死”，张戎沉痛的说：“为了毛的第一颗原子弹而死的中国人，是美国在日本扔下的两颗原子弹合起来炸死的人的一百倍。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大会上，毛说中国不怕核战争，他宣称：我们可能损失三亿人，这算得了什么？赫鲁晓夫说毛的讲话“让人忧心忡忡”，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袖安托宁·诺沃特尼抱怨道：“那我们呢？我们捷克斯洛伐克只有两千万人。我们可能在战争中失去最后一个人。”

出身卑微的他通过暴力革命成为国家领导人。他是20世纪人类社会最大的恶魔之一。他大搞个人崇拜，残酷地排斥异己屠杀功臣。他没一个像样的文凭，不懂任何外语，更没有出国留学，缺少现代常识，却通过权术和阴谋消灭了一代知识精英，一个个学识渊博的专家学者相继被他迫害致死。别误会，我说的是斯大林。

俄罗斯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在上世纪70年代谈到中国时，这样告诫当时的苏共领导人：“意识形态给他们，我们不要；但土地一点也不能让。”尽管他是苏联的头号持不同政见者，但他的这些话苏联和后来的俄罗斯领导听进去了，而且有意无意也是这样做了。结果还真把意识形态留给了我们，侵占的土地却一寸没还。

一旦误上贼船，就完全没有回头的机会了。在中共这个绞肉机中，他们可谓自作自受。1949年中共夺权政权后，便出尔反尔，从前许诺给中国人民的“民主、自由、独立”无一兑现，那些曾经支持帮助中共的大批知名人士反而遭到无情的残酷打击迫害。1957年，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前国民党高官费孝通、储安平、章伯钧、章乃器、黄绍竑、陈铭枢、龙云、黄琪翔被打成“右派”，在各种大会小会被批斗羞辱。民国大儒、高官们被迫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各种“低头认罪书”、“错误和罪行检讨书”、“请求人民宽恕书”，尊严扫地身心均遭受极大摧残。

文革的风暴席卷全国，人人自危，许多曾经恩爱亲密的夫妻反目成仇、互相揭发，但是胡风和梅志没有。无数曾经温馨和睦的家庭妻离子散，分崩离析，但是胡家没有。胡风抱着梅志嚎啕大哭，不停地自责自己拖累了一家老小，梅志不断地安慰着丈夫，她说：“我们是夫妻，夫妻间还用谈什么连累不连累吗？不要害怕，不要难过，我会一直陪着你。”

毛泽东明确表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仇恨集中在内战罪犯方面，如果先期审讯日满战犯，不审讯内战罪犯，则有不足之处。后中国决定对绝大多数日军战犯免予起诉，即行释放。日本战犯上村笑道：“国民党战俘同我们关同一所监狱，他们必须劳动，而我们不用，国民党战犯生了病才能吃小灶，而我们日本战犯全部吃小灶，我的妻子也在中国，有关部门把她的住所安置在功德林附近，我可定期出去和她同居…”，三年内上村一家接连添了两个孩子。

1958年中宣部《宣教动态》刊载陆定一从上海收集的意见。新闻界：有些同志谨小慎微，不敢说话。出版界：对出版工作如何贯彻百家争鸣只是兢兢业业小心为妙。电影界：反右以后，大家缩手缩脚，特别是在创作上很少发言。毛泽东批示：“为什么知识分子不敢讲、不敢写呢？我们人民的自由已被压死了吗？”

弘电再临：【吃豌豆】红学家俞平伯爱吃豌豆，可这爱好在文革中就不容于世。当时不仅红卫兵四处揪人批斗，连邻居间都互相监视举报。俞平伯想了个办法，晚上蒙着被单剥豌豆，然后把豌豆壳搓成碎末，掺在炉灰里，第二天一早倒掉。谁知还是被检查垃圾的人发现，又挨批斗，骂这个反动学术权威还敢过资产阶级生活。

王三实：八年抗战改为十四年，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强调中国人民遭受日本侵略的时间，继续高举抗日大旗；二是突出中共的领导作用，因为十四年抗战的前六年主要是东北抗联。这是中共奉苏联指示建立的抗日组织，与‘武装保卫苏联’一个意思，最后并入苏联红军88旅。”

【底线】1980年9月8日，彭真（中央“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主任）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工作。彭真说，起诉书所列的犯罪事实，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划开了。起诉书不涉及路线问题、工作上的错误。邓小平说：“起诉书的内容不能涉及毛主席、周总理的错误，这一点要特别慎重。”

对历史学家翦伯赞的批判始于“文革”前夜。1968年10月31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像吴晗、翦伯赞、冯友兰，批是要批的，不要整得太过分了，保还是要保的。（见《毛泽东年谱》）翦伯赞的处境刚有所改善，又被卷入刘少奇专案。一个多月后，翦伯赞夫妇自尽，口袋里留下两张纸条，有一张写的是：“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1966年5月29日晚，清华附中一群永远不会知道名字的学生，在圆明园的废墟上开了一个秘密会议——“红卫兵”就此诞生。9天后，红卫兵的第一个牺牲品便诞生了。北大附中副校长刘美德被三个女学生用手臂粗的木棒痛殴两个小时，直到木棒打断。北师大附属女子中学校长卞仲耘在“斗争会”上被毒打了四个多小时，在申诉书中，卞控诉了红卫兵的种种野蛮行径“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只民兵训练用的步枪口捅背，用地上的泥巴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唾沫”但这一切不过是序幕，两个月后，卞被她的学生折磨致死。

*樊建川：那时，林彪是写进《党章》的接班人、副统帅，我们祝完“万寿无疆”又祝“身体健康”的人，忽然，就一头栽在了蒙古温都尔汗。那年，我14岁，听到一点内部风声时，绝对绝对不相信。信息公开后，绝对绝对震惊了。从此，任谁高位“爆炸”了，也不觉得稀罕了。（1964年，林彪、贺龙、罗瑞卿视察军校）

老舍大概是那一代作家里少有的在49年之后还维持了创作能力的人，《茶馆》无论如何都是佳作。他的悲哀也不在死，而在于至死他都不明白这是何种罪恶，从逻辑上说，在三反五反土改时欢呼雀跃的人，后来也只能拥有相似的命运。这一点上我看到唯一清醒的作家是张爱玲，只有她看到土改“不过是杀人越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