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十月革命发生之后，在面对苏俄的问题上，知识份子之间产生了重大分歧。此时，年长一辈的知识份子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等人，对苏俄暴力革命的方式很是警惕，因此很不赞成中国效仿苏俄，他们认为中国如果走苏俄的道路，很可能迎来一场灾难。甚至王国维在给朋友柯绍忞的信中还这么写：观中国...

1923年10月13日的胡适日记，是这样记录的：“沫若邀吃晚饭，有田汉、成仿吾、何公敢、志摩、楼（石庵），共七人。沫若劝酒甚殷勤，我因为他们和我和解之后，是第一次杯酒相见，故勉强破戒，喝酒不少，几乎醉了。是夜，沫若、志摩、田汉都醉了。我说起我从前要评《女神》，曾取《女神》读了五日，沫若大喜，竟抱住我和我接吻。”

好几年前读到张邦梅的英文本传记：《小脚与西服》，才突然理解到风靡中国半世纪的诗人徐志摩身边，竟然有如此委屈求全，丰富多彩的小女子存在。几年后由于电视连续剧《人间四月天》的轰动，张幼仪的名字已不再陌生，然而，人们对于这部连续剧之所以如此着魔，主要恐怕还是因为对于那个遥远却真实的年代...

渣男之名，也不是谁想得就能得到的，民国四大渣男，一个比一个有文化，一个比一个写的诗动人。说是四大渣男，其实民国时期的渣男何止有四人？公认的四大渣男中有三人是确定的。这三人正是郭沫若，徐志摩，胡兰成。四大渣男中，最渣的必然是郭沫若，郭沫若在父母命之下，也曾经经历过一段的包办婚姻，这...

1920年，林徽因跟随父亲去伦敦游学时遇到了徐志摩。徐志摩被林徽因吸引，疯狂追求，还给恩师梁启超写信，信中写道：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惟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林徽因辗转难眠，不知作何回应，直到看到徐志摩夫人张幼仪那双哀怨绝望的眼睛，决定回国，她没有和徐志摩告别，只留...

林庚白出版了《人鉴·命理存验》一书，收录了118例他预言的名人的命运。当时有种说法，说他“掌握着当时民国一半人的命运”。从名单看，应该并不夸张。 这些人包括黎元洪、吴佩孚、唐绍仪、梁士诒、黄兴、钱能训、张謇、袁世凯、孙中山、冯玉祥、熊希龄、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张作霖、汪精卫、曹汝霖、胡适、陈炯明、孙传芳、廖仲恺、梁启超、顾维钧、章士钊、康有为、林白水、徐志摩、梅兰芳……他们中哪一个不是在历史上赫赫有名之辈？

在上世纪那个狂热的20年代，知识分子和政界疯狂迷恋苏俄。而徐志摩却能洞穿时代的迷雾。在我们的印象中，徐志摩是一位浪漫的诗人。而这种诗人的特质是简单、纯净。也许是徐志摩这种单纯而健康的人性，使得他不同于20年代的其他知识分子，在洞察方面，这种特质就是一种绝对的优势和天赋。除了诗人的...

他们都是戏精，关键时候出来一次次忽悠老百姓，给病入膏肓的党组织加入能量继续苟延残喘奴役中国人民。

徐志摩参观列宁遗体展览馆，没有像一些人那样产生对列宁的崇拜，因为他一进门就看到了一个红色的地球模型，由此产生了震惊与恐惧：“从北极到南极，从东极到西极（姑且这么说），一体是血色，旁边一把血染的镰刀，一个血染的锤子。那样大胆的空前的预言，摩西见了都许会失色，何况我们不禁吓的凡胎俗骨。”看到血红的地球模型和镰刀锤子而产生恐怖感，大概不是知识和理论决定的。

1955至1956年间，我在初中读书时，我的绘画师父钱方轼先生（曾任民国政府财政部盐务总署署长，北京哈佛同学会会长）经中共中央统战部批准从上海去美国与妻儿团聚，父亲张罗着替我重找一位教画的老师。我的金石篆刻师父陈巨来先生说，我介绍你去跟小曼学学吧。父亲和我...

胡适在《漫游的感想》中写下这样一段话：“我的老朋友李大钊先生在他被捕之前一两月曾对北京朋友说：‘我们应该写信给适之，劝他仍旧从俄国回来，不要让他往西去打美国回来。’但他说这话时，我早已到了美国了。”胡适问著名的经济学家福田德三博士为什么不到美国看看，他说“美国我不敢去，我怕到了美国会把我的学说完全推翻了。”这种想法与李大钊有异曲同工之妙。

张幼仪的前夫死了，死于三十五岁那年，死于一场空难。张幼仪最后一次看到徐志摩，是在1931年他死于意外的前一天（11月18日）。他来到云裳衣店和她碰面，顺道催促裁缝师关于他那几件量身定做的衬衫的事情。而张幼仪听到他的死讯时，已经是次日凌晨一两点——一位深夜来...

民国时期的明星名人不少，而到今天还为一般人所熟知的，那可就不多了，其中陆小曼和徐志摩，他们两人不仅凭借极高的文学才华声名远播，还因为备受争议的婚姻和婚姻生活，使得知名度一直不减。陆小曼和徐志摩都是二婚，他们的第一任婚姻，都有着相似的不幸原因。徐志摩娶张幼仪...

民国年间的诗人徐志摩（1896-1931），他的恋爱史和婚变比他的文学作品更轰动于世。徐志摩出身于浙江一家大富人家，留学英国，他的原配夫人叫张幼仪。张幼仪端庄善良，具有中国传统的妇女美德，尊重丈夫，孝敬公婆，贤淑稳重，善操持家务。婚后生了一个儿子，能相夫教...

“我这两天读了一些关于苏俄的统计材料，觉得我前日信上所说的话不为过当。我是一个实验主义者，对于苏俄之大规模的政治试验，不能不表示佩服。凡试验与浅尝不同。试验必须有一个假定的计划（理想）作方针，还要想出种种方法来使这个计划可以见于实施。在世界政治史上，从不曾有过这样大规模的‘乌托邦’计划居然有实地试验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