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轶欧之所以知名，并非仅仅因为她是康生的老婆，而是因为她与康生同为中国现代政坛上的杀手、迫害狂。在某些事情上，她甚至比康生更为奸邪和歹毒。在文革中，甚至在文革前她就大显身手，丧心病狂。她与康生的整人之法有断章取义、凭空捏造、歪曲事实、刑讯逼供等。许多人在她的手中吃尽苦头甚至丢了性命。

江青与毛泽东婚前婚后风流事不断。（网络图片）前中共公安部部长、总参谋长罗瑞卿之子罗宇的回忆录《告别总参谋部》于去年9月在香港出版，书中首次披露江青到处勾引卫士。实际上，有关江青的绯闻私生活一直在坊间流传。罗宇官至总参大校，但因六四与中共分道扬镳。他的回忆录《告别总参谋部》也成为中...

2008年北京奥运期间，前中共主席华国锋病逝，中共为华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从出席者看，规格甚高，包括胡锦涛在内的所有应届政治局常委均有出席，而包括江泽民在内的第三代领导层，除了卧病在床的李鹏，也都有出席，相关讣告和官方评语，显示了当权者的复杂心理。官方终于承认，华国锋在整肃四人帮这...

毛时代成天都在宣传“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随时警惕资本主义复辟！”一次政治老师讲：旧中国己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我提问：既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又怎么提要警惕复辟资本主义？她张大嘴巴半天说不出话，周围同学都用奇怪的眼光盯我，意思又是你捣乱。我很早就发现中共宣传从来不讲逻辑。

1976年，又是在怀仁堂，四人帮被一网打尽。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指示下，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武健华根据政治素质、军事技术、身体条件精选了一批警卫，编成四个行动小组，每组一名队长三名队员。行动开始之前，汪东兴对队员讲，争取不开一枪完成任务。第二行动小组组长纪和富问，如果有人开枪呢...

养老合订本。

上集说到徐景贤书记一伙坐实了几个大脑袋被抓的噩耗，听完王洪文副主席从上海调到公安部准备当副部长的祝家耀打来电话说的三句话：“人都集中了，锁起来了，不能动了。”然后呢？

不料这样一个严肃的学术研究课题，竟然被中共安全机关认为是“攻击中央首长”，成为我在去年在北京8月被扣押的深藏原因之一。而我在内蒙古文革旧货地摊上购买的由北大红卫兵组织印的《中央首长讲话》，因为中间有周的两篇对群众组织的讲话，也被中共安全部门定为“机密情报”。且不说把文革中到处流传的“中央首长讲话”定为今天的“情报”有违中国小学生字典中对“情报”的定义；

1980年12月13日，张春桥出庭接受审判。（AFP ImageForum）1976年10月6日，毛泽东死后一个月，华国锋、叶剑英等人发动了军事政变，逮捕了替毛效力的四人帮，即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与此同时，亦开始对四人帮的追随者展开了清洗。1980年，中共最高法院成立的...

注：前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在1976年被判决为四人帮集团成员，被逮捕关押于上海市监狱。出狱后写了文革回忆录《十年一梦》，披露旷古奇闻：王洪文得势时，他的狗享受上海市委特供待遇，王洪文一被捕，其狗马上任人宰割。徐景贤：这里先讲一讲我所接触的王洪文，我和王洪文是在上海文革大乱的时候认...

王洪文一个人在北京和上海就占有九辆汽车；到外地，坐飞机，还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国内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为他推拿一两个小时。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浓咖啡，或者吃兴奋剂；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参汤。一日三餐，顿顿鸡鸭鱼肉还嫌不够，要吃燕窝，法国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汤等，而他喝的则是茅台、人参、三鞭等名酒。与中共很多落马高官一样，王洪文被捕后也很悲惨。

1966年12月26日，江青周恩来康生接见红卫兵。（维基百科公有领域）曾任中共党魁胡耀邦智囊的阮铭在《旋转舞台上的周恩来》一文披露，文革中惨遭迫害的冤案，逮捕令上几乎都有周恩来的签名。他的亲弟弟周恩寿和干女儿孙维世蒙冤时，都是他亲笔签字后被逮捕的，连跟随他几十年的贴身警卫都能出卖...

“照你们说来，文化大革命十年来，亿万人民群众参加的这场运动中，所有揭发出来的走资派和叛徒、特务以及一切牛鬼蛇神等等，统统都是假的，统统都是冤案、假案、错案，都是我江某人策划的，这可能吗？这岂不把你们的能力和才华都抹杀了吗？我江某人真要有这么大的本事，我怎么会坐到这个被告席上来呢？”

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向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蒋介石）敬酒。（网络图片）提要：毛泽东一生最大的敌手应当是蒋介石。当得知蒋介石病逝的消息时，毛泽东并没有高兴，相反一脸的凝重。而自己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和亲密战友林彪一家突然惨死了，毛泽东却异常高兴……邱会作说...

“公安六条”第二条明确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在实际执行中，不仅对毛泽东、林彪稍有微词都会被认定为“恶毒攻击”的“反革命行为”，而且除毛泽东、林彪两人外，又扩展到了凡对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成员稍有不满的，也以“恶毒攻击污蔑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行为”严加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