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年38岁的加拉格尔目前为众议院军事及情报委员会成员，对中共一直持强硬立场。他在接受任命后的声明中同样提到“美国最大的威胁是中共”，“中共持续犯下种族灭绝行为、掩盖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的起源、窃取价值数千亿美元的美国知识产权，并威胁台湾。中国事务专责委员会将在一切变得太迟以前，以跨党派的方式予以反击。”

在曾庆红的建议下，江利用美国与南联盟战争的机会，对美国的示警置若罔闻，以期将事态扩大。果然，美国轰炸中国使馆后，中国民众群情激愤，江系支持学生抗议。国内外媒体对法轮功的关注也由此被转移。在降温后，江又以此胁迫其他常委掀起了镇压法轮功的狂涛。然而，二十多年的残酷镇压并没有将法轮功打垮，反而江泽民与中共在死亡的路上狂奔。如今法轮功赢得了世界越来越多人的尊敬，而恶事做绝的江泽民则死了，但其死亡也不可能一了百了，其罪恶将被清算，其也将遗臭万年。

历史上没有一个酷吏是有好下场的。最典型的是唐朝武则天时期的酷吏来俊臣，为了讨得初上台的女皇的欢心，他帮助其以残酷的方式镇压那些异见者，从而引起了朝廷上上下下的憎恨，最终被武氏诸王斩杀，尸骨也被人们分之，其家族亦被剪除。应运而生的来俊臣自然也应运而灭。

聪明的大陆人并不气馁，纷纷在社媒转发一篇帖文：“习仲勋：应当允许人民讲话”，传递不满信息。习仲勋是习*近*平的父亲，所发内容均选自《习仲勋传》。帖文称，关于民主和人民发声的问题，习仲勋曾经有过明确的态度，并且不止一次的在正式场合下表明。如“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不管是谁说的，不管是什么本本，只要是不符合实际的，都不能照搬，做错了，都要纠正。”“应当允许人民讲话，鼓励人民去关心国家大事。”“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中共三年疫情的所为，不仅让经济凋敝，民不聊生，而且社会乱象纷呈，各种惨剧层出不穷。打着“江山是人民，人民是江山”旗号却罔顾人们生命财产安全，行残害人民之事的中共政权，真的以为靠着欺骗和专政机器就能蒙骗压服中国人吗？虽然很多人没有被逼到像郑州富士康员工那样奋起反抗镇压，没有像南方某地民众推翻警车，不能像艺术家们搞行为艺术表达不满，甚至不敢上街游行抗议，但“接龙拒绝隔离”以凝聚力量，达到互助守望，焉知不是另一种对中共说“不”？

北方发声的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针对防控二十条，张伯礼在11月14日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主要是：新冠病毒趋于稳定、毒力趋弱的概率大；病毒传播更隐匿，但重症和死亡比例很低；新冠病毒群体免疫屏障基本形成；优化调整防控措施不是躺平。南方发声的是中国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上海防疫专家张文宏。11月18日，他在海口的一个博览会上发表演说称，奥密克戎病毒致死率已经非常低，虽然病毒的变异带来的是一个极快的传播速度，但在自然界规律发展下，逐渐进入稳定期，对人类的损害也在逐渐降低。

还有一类人也不希望结束，就是通过疫情获取巨额收益的人，比如核酸检测公司，生产核酸试剂的厂家，疫苗公司等相关生产链，以及和他们勾结的官员。要知道，全民核酸、全民打疫苗让上述公司躺着都在数钱。几千亿的利润怎么可能轻易放弃？就在中共当局放开防疫措施后，有网友披露，有核酸检测公司自己雇人给12345打电话，说不做核酸不放心。这套路够深的吧。

一个早已浮现的线索指向十九届中纪委第七次全会缺席的两名军方将领。根据当时官方公告，有4人缺席会议，两个出事的地方官是今年4月离世的天津市委副书记、市长廖国勋及6月被查的中共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前书记、局长张务锋，还有两人一个是中共前武警总部政工部主任汪利平，另一个是今年3月卸任驻香港部队政委的蔡永中。两人都是60年后，都是少将军衔，缺席的原因很可能也是“出事了”。

愤怒的杜金将罪责暗中指向了普京。他引用了英国人类学家詹姆斯·弗雷泽撰写的《金枝》中的一个故事，即一位国王因为在干旱期间未能祈求来雨水而被臣民杀死。杜金表示，“我们赋予统治者绝对的权力，让他在关键时刻拯救我们所有人，人民、国家、公民”，如果不是这样，统治者就会遭受和那位国王相同的命运。其似乎在暗示普京必须为败退承担责任。杜金的帖文很快被删除，但其所透露的愤怒已被西方媒体捕捉到。有媒体指出，这是发生在军方人士和普京在俄乌战争中分歧越来越大之后。

造成这种惨况发生的原因笔者认为不仅仅是严苛的疫情封控，造成民不聊生，消费欲望降低，还有一个更为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共二十大的结果以及随后的公私合营、供销社和国营食堂的卷土重来，以及北京高调备战，彻底击碎了国内外企业家的信心，对中国市场前景看低，对中国未来不看好。

未来，何卫东是坚持执行习的攻台命令，还是故作姿态，不时做些动作，维持台海平衡以自保，笔者并不知晓，但何卫东连升三级在军中引发的不满，以及军中反战和支持改革开放人士，未必不会在某个节点伺机而动。习*近*平二十大貌似收获满满，实则在党政军都为自己埋下了不满的导火线，只待什么时候点燃。

公共食堂显然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与供销社密不可分。公私合营、供销社、国营食堂死灰复燃，意味着中共正在走回头路，意图仿效毛时代，控制民众的基本生存，而一旦习当局计划完成，民众将不得不像几十年前一样，为了有口饭吃，为了生存，抛却自由、尊严、人格等。这绝对是个灾难。

公开资料显示，2021年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全系统实现销售总额6.26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其中，全系统实现农产品销售额27591亿元、日用品销售额14925亿元。而从供销社数量来看，2018年新发展基层社一万多家，2019年总数已达到3.2万家，基本实现城乡全覆盖。截至2020年末，全国供销社系统的连锁配送企业有6697家，拥有配送中心10802个，发展连锁、配送网点83.2万个。

不无讽刺的是，大陆媒体2011年曾报导，目前红旗街的水费早已不是主要的收入来源。因为红色旅游收入年平均在1200万左右，而水费最多也不过300多万。显然，没有中共的洗脑教育，红旗渠的收入注定一落千丈。而面对这样一个短命的工程，习*近*平却在参观完后指出，红旗渠“记载了林县人不认命、不服输、敢于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要用红旗渠精神教育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社会主义是拼出来、干出来、拿命换来的，不仅过去如此，新时代也是如此”。

让中共恐惧的是，不仅中共的火箭军基地处于美国太空军监控中，中共的卫星、通信网络、海底电缆也同样遭到美国太空军监控。这意味着，如果北京决意武力攻打台湾，美国太空军可以在中共发射弹道导弹时提前预警，甚至有可能在必要时摧毁中共的北斗卫星系统，关闭中共所有通信网络，切断海底电缆，让中共火箭军战力大幅丧失。是否会如此，北京不妨掂量掂量。

1991年苏联解体时，信奉机会主义的苏联绝大多数官员选择了旁观，并接受了苏共垮台的现实。就如早前习*近*平所感慨的那样：按照党员比例，苏共超过我们，但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或许习*近*平也将看到，中共解体时，那些每天喊着“忠诚”的官员也大概率不会有什么人出来抗争，因为这些信奉机会主义的各级官员，包括军队将领一样，一定会随风而倒，绝不会站出来去捍卫这个党，捍卫习，去做什么所谓的“男儿”的。

捷克前总统哈维尔曾说：“时机一旦成熟，一个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用来解除一个整师的武装。这股力量并不直接参予权力斗争，而是对人的存在这个难于揣测的领域发生影响。这股力量所推动的是隐秘的运动，是可以产生看得见的影响的（难以预料的则是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形之下和多大程度上这种影响得以产生）：一场政治事件或社会运动，一场突然爆发的社会动乱，表面上铁板一块的政权内部的一次剧烈冲突，或社会和文化界气候的无法压制的转变。

关键字出现的频次以及对“安全”问题的单独阐述，一方面表明二十大后，人们所期望的继续改革开放、走市场经济之路极有可能事与愿违；另一方面也透露出中共高层当下最为担忧的依旧是中共的政治安全，依旧将注意力放在来自国内外的对中共政权的威胁上，并警告前方有“惊涛骇浪”。因为在中共的话语体系中，国家安全就是党国安全，政治安全就是政权安全，政权安全就是党中央安全，党中央安全就是核心安全。而这当然并非习*近*平首次提到政治安全，而威胁政治安全的既有来自国内的反对势力，也有来自海外的“敌对”势力。

2017年，曾就十九大报告表态的中国重量级企业大佬有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小米科技创始人、董事长兼CEO雷军，京东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刘强东，华谊兄弟传媒集团董事长王中军……，今年却沉默了。他们去了哪里？

1946年1月11日，在中共延安党媒《新华日报》创刊八周年之际，时任中共宣传部长的陆定一撰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报纸上，题目是“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其中写道：有两种报纸，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启发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另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