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汉、回就有民族纠纷，但从未弄到汉人强迫回民吃猪肉的程度。如今共产党不信邪，硬指回族不吃猪肉是“四旧”。中共青海省委强行规定回民每户每年上交两头猪，命令回民农家和清真寺养猪，连清真寺的阿訇也有交购指标、不得例外。清真寺成了养猪场，回民农家盖起了猪圈。穆斯林们忍气吞声，有的不得不买来猪上交。

笔者可以断言：在当今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外国人可以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中国通”，即使一个地地道道的、土生土长的、有志研究“中共及其统治下的中国大陆社会”中国人，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通”也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何况一个外国人。一个在西方民主社会的环境和教育体系的熏陶之下成长起来的人，无论他有多么高的智商；无论他有多么丰富的想象力；无论他有多么渊博的知识，他都无法正确理解和认识一个与他们成长、生活的社会截然不同的共产极权社会，特别是独具“中国特色”的中国共产极权社会里所发生的一切。

一九六三年周恩来计划十八年内动员三千五百万知青下乡。上山下乡乃是中共政府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解决失业之策──借助红色意识形态，将无法解决的失业大包袱甩给农村。中央之所以迅速对云南知青作出让步，与一九七九年初已决定的“对越自卫反击”有关，“如果在此边境地区发生大规模社会冲突，就很不利于开展反击战斗。”上山下乡在一九八○年被终结，并非中央主动认错，而是“社会上各种形式的抵制与抗争，在一九七九年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就促使政府最终放弃了这场运动。”包括农民的消极抵制。

使陈毅真正陷入困境的就是这个1967年的5月。批陈联络站多次提出要批斗陈毅，但是周恩来认为时机未到。经过多次争论后，周恩来同造反派达成协议：第一，批陈会要待安排好了再开;第二，先在外交部开小会，然后到外语学院等单位接受批判，大中小会结合。

1971年的“林彪出逃事件”在中共政坛掀起巨大波澜，周恩来成为党内第二号人物。在林彪事件重创下，毛泽东大病一场。自认为已经沉痾难起的毛曾当着江青的面向周恩来交权，有多少诚意不得而知。周不敢接受，一度紧张得大小便失禁。

邓小平与华国锋 按：此文对毛最后选择接班人是谁提出有力的质疑，对于中共历史上这一重大问题的真相还原甚具启示意义。揭示毛的本质仍是今日中国研究中一个亟待突破的问题。 对于三十三年前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的目的，众说纷纭。...

这两张是雷锋在天安门留影的同一张照片。手上空空的那张是雷锋牺牲后在各大媒体正式发表的，当时由于提篮上的鲜花图案被视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拿在共产主义模范战士雷锋的手上不太合适，于是就把整个提篮都给“技术处理”掉了。

毛最怕自己死在周的前面（在周被查出患癌症之前，这种可能性非常大），因为毛知道他在世时可以镇住周，一旦他死后无论是在党内、国内的影响力、声望、人脉和能力，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新贵们都无法与周相比，周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毛氏天下据为己有，而将江青、毛远新等文革新贵打倒。于是毛一方面促成邓的复出以取代周；另一方面也加紧了对周的打击与迫害。

周恩来特别叮嘱，对兵工厂的处理可能会比较困难，最好夜间行动。这是最高机密的工作，如有泄密，军法不容。当时，还有政治保卫局的一个警卫班一起参加任务，说是协助，其实是监视。因为邱掌握着红军的全部实力情况，又知道红军转移前的全部绝密，他们怕邱“开小差”，会给革命带来重大损失。国家政治保卫局已开会研究过，是否把邱会作“彻底保密”掉（即秘密杀害）。

当初如果不是越南人，就不会有任何人与美国打仗，因为那时越南人在和美国打仗，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害怕美国。……尽管中国人帮助过北朝鲜，但那不过是为了保卫他们自己北方的侧翼地区。朝鲜的战斗结束以后，压力全都落在越南身上，当时他说如果越南人还要继续打下去，那他们就得自顾自了。他们不会再帮助我们，压我们停止战斗。

毛看到舞台的演员在齐声祝祷“万寿无疆”时，对身边的林彪开玩笑说，下一个要轮到你了（指文革时期的例行套语，在祝毛“万寿无疆”后，要“敬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就这么一句话，让林彪大为警惕，当晚回家，书写“悠悠万事，唯此唯大，克己复礼”，下令“林办”人员夜间上街刷去所有祝林彪“永远健康”的标语，并连夜写信给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要求在全国制止对“永远健康”的宣传。

1980年11月，宋给中共中央写了她一生中最后的一封信：“一、国家要振兴，恢复元气，这是一次大好时机；二、要总结建国以来政治运动对国家对人民造成的创伤；三、请不要把我和国父放在一起，我不够格的。”

第一，毛对任何人都不信任，他在提拔林彪时，对林彪还是有颇深的怀疑的。第二，毛也是坦率的，他就是以此告戒林彪，要摆正关系，这就是毛和他的关系是君臣关系。他以范晔为例，直言不讳地警告林彪，皇帝多疑，汝要谨慎从事，否则下场不好，还要祸延子孙！这两点，是理解文革期间毛、林关系的关键。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之后，毛泽东已不能忍耐“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寂寞。他后来评《水浒》说，上了梁山，晁盖便被“架空”，这种感觉大概在1956年便已浮现。他仍然要继续“革命”，不能过正规化的日常生活。这样一来，周恩来便首当其冲。曾任毛泽东兼职秘书的李锐说：毛...

有关周恩来当年坚决支持毛发动文革的责任，连前中共领导人都觉得实在难以否认。据说早在1980年3月20日，邓小平在看了中央起草小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提纲后，就与部分政治局委员谈到过周在文革中的"错误，过失"。胡耀邦、陈云也认为周对文革的发动等重大问题"是有一定责任的，不能都归于当时政治环境、气候，否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

长期以来，周恩来被认为是"大树参天护英华"，和康生、江青等"迫害狂"极力打倒老干部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现在的材料表明，中央专案组是对党政干部进行迫害的主要法西斯机关。整个专案组都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的，他领导和参与了"解放"一部分老干部的工作，当然也参与了所谓"康生和江青的迫害活动"。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从毛家湾林宅中清查到一份林彪写给毛泽东的信稿。但是，关于信稿的事，执行毛家湾清查任务的中央警卫局有关人员在其回忆录中没有提及，吴德、纪登奎等人的回忆录中也没有提及。“两案”审判中的起诉书和判决书中也未提及。

潘汉年作为一个为中共事业成功起到过重大作用的情报首脑，突然变成内奸，其突兀之处令人生疑；而胡风案，在逆境中的“一批明火执仗的革命党”居然在革命成功后成了反革命，即便是罗瑞卿、胡乔木等人也不会相信。但是，天底下没有无缘无故的事情，在这两个案件看似不合逻辑的外表下，其中一定有它隐而不显的逻辑存在。

周恩来是毛泽东“文革”运动最坚定的支持者、拥护者，同时又是最得力的贯彻者和执行者，成为中共高层中一个无可轻易取代的人物。周恩来善于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营造对自己有利的形势，及时杜绝任何可能形成的危险，把不利因素降低到最低点，有时甚至不惜牺牲他人而保存自己。善于隐忍，机巧地把握好与毛泽东、江青的政治关系，永远把自己摆在臣子、属下的地位，对于来自毛泽东、江青的批评、指责甚至诋毁、谩骂，从不会公开说“不”，且时时处处地检讨自己以往的错误，唾面自干，向毛、江输诚表忠，甘于作毛、江的奴才和工具。

被中共宣传体系塑造成“老好人”的周恩来，其人凶狠异常，在文革中充当毛泽东的帮凶，毛想整谁，周就整谁，对昔日“战友”如此，对身边接近的人也如此，对毛的政敌更不手软。 刘少奇，前中共国家主席，在位时说了几句毛不爱听的话，文革爆发之初就被整倒，刘少奇挨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