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密是一个人内心里阴暗成分的表现，实质上是人性的扭曲。冯亦代的性格是在那个年代的制度性黑暗中，一点一点扭曲的。暗中所为之事，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真不知耻吗？不是的，要不然，他自己咋会说：“我这一行工作要有一天发给一个勋章报上刊登出来是不可能的，这样不啻是告诉别人自己是个什么人，而且以后就不用再想干这一行了。”

反右的数量和过程中出现的过激行为是刘邓给毛上的一道形左实右的大菜，与毛泽东提出的改造为主，分批摘帽的原则，是不相符的。因此，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从1959年到1964年，五十五万人中，三十多万人被分批摘除了右派的帽子。史实再次印证，反右扩大化的直接责任者就是小平。上百万知识分子被毁灭、受冲击、下放劳改的千古大冤案，邓小平是立了“大功”的。邓小平在这场运动中充份发挥组织才能和强硬作风，忠实执行极左路线。毛泽东后来说，邓犯错误“死不改悔”。的确，毛说邓错了的，他一一都要清算、翻案。

忽然想起：当年毛泽东要将在文学界人望很高的丁玲打成右派，结果不少人为丁玲说话。老毛指示：要在政治上搞倒她，就先在生活上搞臭她。这招很灵，一时之间，想为丁玲说话求情的人都闭嘴了——晚年丁玲被改造后的变异不在本推讨论范围内。

1950年代的反右斗争，是中国知识分子劫难的开始，直至文革打倒顶峰，无数知识分子被打倒，惨死他乡。在钱锺书看来，知识分子被打倒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性的沦丧，知识分子间的相互出卖。今天你打倒我，明天我打倒你，人与人之间失去了最起码的信任。在谈到吴晗的悲惨命运时，钱锺书颇有些戏虐地说“吴晗在1957年‘反右’时期整起别人来不也一样地无情得很吗?”。

近日，习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时，朱鎔基开腔挺习，称习*近*平思想是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但在中共十九大开幕日，习*近*平鞠躬时，中共前总理朱鎔基没有拍手致意，曾引舆论关注。港媒披露，朱镕基曾公开避谈右派经历，表示不愿再揭疮疤。有分析认为...

反右斗争时期（网络图片） 我出生于1935年，父亲是技术人员出身，思想开明的企业主。童年在抗日战争中度过，全家东躲西藏，抗战胜利全家欢欣雀跃，宁波“解放”全家积极响应。国家对私营工商业进行改造时，父亲率先一次性将工厂“赎卖”给国家，他本人成为国营工厂的...

胡乔木要张闻天不要讲大炼钢铁问题，因为这是毛泽东最看重、最忌讳的事情。但是张闻天偏偏大讲特讲，大跃进的头等大戏，怎么能不讲呢?他慷慨说道：“‘全民炼钢’不单赔了50个亿，最大问题还在9,000万人盲目上山，使农业生产受到损失，丰产不能丰收。‘全民炼钢’的口号本身是不妥当的。去年干什么事情都是全民，甚至要求‘全民写诗’，搞得百姓不胜其烦。”

【月经警察】为提高人口数量，增强国力，66年，齐奥塞斯库实施禁止堕胎的政策。他宣称，胎儿是社会的财富，不生孩子的人是背叛国家。他规定，禁止离婚、每对罗马尼亚夫妻至少要生四个孩子。并颁布法令，节育和堕胎都违法，不能受孕的女性要交税，打胎将受到判刑和囚禁，月经要受到严格检查与盘问。

邓小平在专门研究起用朱镕基时，问起朱是否正确对待自己的右派问题，举出邓自己历史上三次被打倒的经历，要求朱以事业为重，不计个人恩怨。朱当然心中有数，“夹着尾巴做官”。朱镕基的姿态基本代表党内右派干部的立场，息事宁人，很少有人会再去揭这历史疮疤。

1958年夏天，她千里迢迢来看望我。刚从轮船上下来的母亲，当即在我脸上发现了我的极度沮丧，她小声在我耳边说：“对娘说句真话，真的是你错了吗？”我摇摇头。停顿了好一会儿，她老人家才再问了一句：“……还给你发粮票不？”“给。”“给粮票就行，叫媳妇生个儿子。”两年后，癌症手术后的妻子，无视医生的劝阻，冒险为我们生下一个儿子。我最亲近的两位女性，在大难临头的时候，没有讲过一句抱怨或开导我的话。

六四期间，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因刊载纪念胡耀邦的文章遭江泽民停刊，总编辑钦立本撤职。1991年4月15日，胡耀邦离世两年后的同一天，钦本立在上海华东医院病逝，享年73岁。生命垂危时，钦本立对他的老朋友王若望讲出很多腑肺之言，忠告邓小平：“只希望小平不要再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还来得及做一两件好事，人民不会忘记……”

慕容雪村:苏联有过三次大饥荒：一九二一年，数百万人饿死，人吃人；一九三二年，在素有粮仓之称的乌克兰，超过七百万人饿死，人吃人；第三次是一九四六年，人吃人。十三年后是中国的大饥荒，几千万人饿死，人吃人；现在是朝鲜，据说有超过二百万人饿死。现代史上，民主国家从...

毛时代，各单位各村庄都对右派走资派地主有名额划分，每多少人中，必须有一个右派。我上大荔师范的一位老师说：当时全校必须有三个右派，两个人的家里有钱，定为右派，第三个人就开会选，但没有说。有一个人出去上厕所，回来的时候，右派定好了，就是他。此后，这个老师被批斗劳改，几年后死了。

这个拥有近五六千名右派分子的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415”劳教筑路支队，在“文革”前忽然解散，大约不足一半的人活着回到了社会，其它众多的右派分子不是死于饥饿中就是死于工伤，不是自杀便是逃跑，不是被杀掉便是被判刑。生还者的我迄今仍怵目惊心，常有恶梦相伴。屠场，这个扑杀四川右派分子的屠场何时才能曝光清算，写进历史?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会议进行了三天。毛泽东提出：“革命时期大规模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斗争要几经反覆，还要持续五十年、一百年。你们信不信?我看，坐在主席团上，也有不信的。”

毛泽东不仅是制造中国杀人如麻的政治风景线的权术大师，也是制造中国“假、大、空”经济风景线的权术大师。1957年的反右斗争，在不足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制造出上百万的政治“贱民”，有的被送进监狱，有的被押送到劳改集中营或下放农村接受劳动改造，自此再没有人敢反对共产党的施政偏差，更没有人敢对“伟人”心存质疑。

1998年3月，在朱镕基作为总理的首场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起他的“右派”经历，他表示，不愿意回忆那段历史。在当时，不仅党外鸣放，党内也要鸣放。”李锐说，“朱镕基是在党内鸣放后被打成右派的。”他为什么被打成右派，他鸣放了什么?记者接触到的人大都不愿意提及，甚至讳莫如深，几经周折也只能找到一些零星信息。20年的“右派”生涯，官方公布的朱镕基简历并没有提及他作为右派的经历。

在外交部搞文革，心毒手辣：抓了三个牛鬼蛇神，一是李昌，仅仅因为他母亲是四川最大的地主恶霸;一是宦乡，从他家抄出的美金，成了他里通外国、做间谍的证据;一是浦寿昌，留美博士，做过周恩来的外事秘书。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在他的《反思录》中说，整这三个人不但事后看是整错了，当时看也不符合大方向，大方向是整当权派嘛;陈毅的目的明显是牺牲小人物以保护自己。

中国共产党本质上是一个土匪集团，土匪集团的根本特征或曰潜则就是：杀人越货的时候希望人多，坐地分赃的时候希望人少。这就是中国人所谓“可同苦不可同甘”的极致......著名学者傅国涌也揭露一个机密，1949年5月南京易手时，中共中央对处理中共南京地下党的指示是：“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渐淘汰。”李慎之评论说：“怕不止是南京，是对全国地下党的。”

我叫赵世秀，北京西城区玉桃园小学（原马相小学）退休教师，一九二五年出生在河北一个有着古老历史的小县城，优越的家庭环境，让我从五岁就上小学，12岁上河北省立第五女子师范初中部，童年的幸福无忧，使我在后来的人生路上一直学不会提防人心的险恶，不过，即使我有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