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无道之君，最不受外族威胁的时候，就是最独裁的时候。《大宋宣和遗事》利集载：徽宗年间，每逢金邦兵临城下，朝廷就下诏求言；及金兵一退，就阻抑言者，所以当时有民谣曰：“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中国历史并无“专制统治以御外侮”的例子，拜金总统何必谎言欺世。

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十二月十五日出席亚欧外长会谈，为中共残贼民权辩护说：“中欧历史文化不同，彼此有些分歧，十分正常，但分歧不应妨碍交往。”其实他哪里懂得中国历史文化，所言无非中共历史文化而已。欧洲列国也有不同的文化与历史，过去几百年更屡次兵戎相见，怎么各国民权观念划一，只有中共之国独异于世界？康熙帝以至周文王等无数君主，无一不重视民意，难道他们都不是中国历史，只有毛邓江胡习才是？

刑法却显然不可施于“爱国”黑帮。十一月十四日，上水龙运街有二十多名黑帮人物手执伸缩棍及砖头，袭击反暴政者，还掳去一位少女。那少女不是机智逃脱，应已和十五岁学生陈彦霖一样，“自行赤裸全身蹈海而死”。又十一月十九日，旺角也有黑帮手执斧头等武器，上街恐吓反暴政者。黑警对这一切熟视无睹。假如这是法治社会，则法治社会和黑社会也差不多了。

文楼镇民反对的，只是一个火葬场，中共让步，大局无伤；香港人要求的，却是中共信守《基本法》条文，容许普选立法会以及行政长官，而实行民主选举，等于要中共的命。使李伟华任香港行政长官，一定也和郑月娥一样，对港人所求寸步不让。中共干部向来只会看中央眉睫，哪里懂得立身行事有所不为的道理。当然，李伟华或没有郑月娥那样颟顸傲慢，令民愤一发不可收拾。

今日终审法院大楼之颠，仍然屹立英国殖民政府遗下的公义女神像（Statue of Justice）；大楼中央门廊之上，也还有两位女神像，一是怜悯女神，一是真理女神。而旧中国司法也重公义，战国法家巨擘慎到就说：“法者，至公大正之制也。”（《守山阁丛书》引《慎子》佚文。）但新香港法庭原来已不是求公义的地方，当然也不是怜悯、真理女神的圣殿。那三个女神像无非装饰品。练锦鸿于是重判那争取民主少女入狱三年零十个月。

今日香港的实际统治者是黑警，以慑服四民为务。他们七月二十一日遣元朗黑帮袭民，八月三十一日更亲征太子铁路站列车乘客，是以行动表明他们可以任意鱼肉贱民。最近两、三个月，他们还多次无视法律，擅闯商场、大学、教堂甚至私人住宅“执法”，等于宣布全港不分公共或私家地方，都由他们掌管。难怪美国参议员霍利（Josh Hawley）说：“这不是警察国家，什么才是？”

中国儒家为政，着重“讲信修睦”。明仁宗初即位，因监国时与御史舒仲成有隙，要把他治罪，大学士杨士奇进谏说：“陛下即位，诏向（以前）忤旨者皆得宥（赦免）。若治仲成，则诏书不信，惧者众矣。”仁宗称善，不复追究前事，以昭大信（《明史》卷一四八）。今日，港人请习*近*平守信，却等于“在中国搞分裂”，要“粉身碎骨”。

细民无权无势，蒙面对抗暴政，是理所当然；为政者有权有势有民众支持，而要蒙面执法，则断无是理。今日郑月娥手下黑警不但蒙面，还把黑警编号隐去。更有甚者，他们连姓名都不可告人。过去一个星期，当局起诉反暴政者的案件，至少七宗隐去“作证”或“被袭”黑警的姓名，说是“忧虑警员及其家人的私隐会被公开”；有主审的裁判官严舜仪者，竟然附和说：“证人既有忧虑，就应保护，以彰公义，以利社会。”

九仓置业八月十日被《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喝令「迅速改变做法」，八月十二日就撕去「警察请勿进入」告示，老闆吴光正翌日还撰文痛斥争民权者「暴力」。同时，各大地产商被《大公报》批评对反暴政运动「没有任何谴责」之后，也连忙联署声明，说「坚决支持警队严正执法」等等。利之所在，大商家再一次把良心埋在金山银山最深处。

除了胁港人以武，他们还啖港人以利，那一百九十一亿元分明是「止暴制乱」的一着。他们还致力把政治矛盾化作经济问题，把年轻一辈的愤怒，曲解作他们对就业及居住环境等之不满。于是，当局不断呼吁港人合力发展经济，不要纠缠于政治。八月十六日，郑政府经济顾问欧锡熊说：「消费市场假如长期不振，中小企业或须裁员。」次日，财政司长陈茂波说：「香港经济环境已挂起三号风球，颱风将正面袭港。」中共的「中国人权在于生存权」理论，再一次发挥得淋漓尽致。

最近，黑警遣代表赴成都，出席世界警察与消防员运动会，获热烈欢迎，振奋之余，致函中共《环球时报》说：“香港警察感谢大陆所有支持我们的警察兄弟！我们真的感动到哭了！”他们近月受尽市民唾骂，却获大陆的“兄弟”支持，怎能不感激涕零。今天，港人家里有菜刀、小刀、指甲刀、雨伞、观星笔、电筒等等，随时可因“私藏大量攻击用武器”罪名被捕。《逃犯条例》实在不必修订了。

在这“官人与贼不争多”的伟大时代，官场无奇不有。例如七月二十一日黑帮出动之前，黑警早已部署应变，但那部署原来是撤出元朗，关上元朗警署大门，连九九九求援电话都不听，一任黑帮明火执仗，肆意伤人；七月二十七日，将近三十万市民响应号召，到元朗向黑帮抗议，警方却不但禁止游行，警告游行即犯法，还部署几千“防暴”黑警保卫黑帮，向游行者乱枪扫射，乱棍殴打。他们说这叫做法治。

六一二事件为例：有电台采访车司机，立于本应安全的记者采访区，正讲电话，突然被催泪弹击中，昏迷倒地，心跳停顿，不是急送医院抢救，恐已丧命；有肺癌病人赤手空拳，戟指斥黑警凶残，黑警即报以橡胶子弹，见他倒地，还把他抬到一旁，用力摔在地上，再饱以连环脚。类似小事，不胜枚举。这是黑警公开说的“相应武力”执法，私下说的“百分之二百”还击，还是百倍奉还的报复，答案可见于六月十六日之二百万市民游行抗议，以及六月二十一日之万人包围警察总部。

除了警队，新香港法院据说也很中立。但是，有法官审判民权运动案，竟然肆意批评民主派戴耀廷等鼓吹之违法达义为“一鼓（股）歪风”；又有法官审判占领运动案九位被告，把身任要职者全部重判入狱，即使患重病都不放过；而已退休者则轻判或缓刑，以示爱及老弱，法本原情。这样的中立真会计算。

香港行政长官郑月娥最会投习*近*平所好，拉拢武人自然不遗余力。今年一月，她出席所谓警民同乐日，盛誉警队说：“香港警队，是文明之师，是香港的金名片！”她只是不说，这支文明之师会和黑社会携手对付民主占领者，还会用伸缩警棍打他们的头颅。据香港大学民意调查，各纪律部队之中，共家警察民望最低。

香港在朝派偶然不慎吐露的真情，更暴露其口是心非。三月三十一日，谭惠珠上电台谈《逃犯条例》，就漏嘴说：“我可不认为，《逃犯条例》修订，比《基本法》第二十三条还恶。”她显然深知两者都是恶法，只是深信不会恶及己身而已。

日前，发展局长黄伟纶发表造岛工程预算，第一期填海一千公顷，费用六千二百四十亿元。揆诸往绩，如高速铁路工程费用最初预算为三百五十四亿元而实为八百五十三亿元，则一千公顷人工岛建造费用，应已耗尽香港目前的一万一千六百亿元财政储备，何况还有第二期填海七百公顷的费用。

他似乎忘了中共几十年来一再重申：“新中国没有政治犯。”他似乎还忘了自己一月九日说过：“我们上月赴新疆考察期间，所见保安措施，无不尊重人权。”可见连新疆都没有政治犯，当地集中营囚禁的百多万维吾尔族人，犯的只是种族罪，和政治无干。总之，香港人不用担心政治狱：中共一定会提出政治以外的引渡理由。

二月三日，农历新年将届，习*近*平向国人拜年，说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辛勤劳动等。全党要在共产党领导下那样的奇句，固非小学程度不能作；而要字的不能不要含义，也可圈可点。不过，整篇拜年词最触目者，还是所引唐太宗李世民《守岁》诗末二句共欢新故岁，迎送...

政务司长张建宗则唯利是图，无视民间疾苦，有将近七十岁建筑工人诉说生活艰难，收入微薄还要照顾患癌妻子，时任福利局长的张建宗竟然说：“客观而言，你每月工资一万六千元，生活是不错了。”他自己月薪是几十万元，还有住房、膳食、医疗等等津贴无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