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长江北边，村子一半饿死一半逃荒，几百口人的村庄，最后只剩下6个，过了江就是丘陵，进山里饿不死，后来军队干脆在江边上架枪不让过江逃荒，偷偷渡江直接打死。最严重的村子一个人都没剩下。”

4月25日，浦北县北通公社博学大队刘维秀、刘家锦等人，打死刘振坚后，又对其未满14岁的女儿实施轮奸然后打死，剖腹取肝，切乳房，割阴部。定更大队分4批杀了24人，剖腹取肝煮食饮酒。剩下的寡妇、女儿被勒令改嫁，并征收改嫁费。东兴县那勒公社那柏大队枪杀张月业时，张中弹未死，公社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主任陈德基用雷管插入张的鼻孔，然后引爆，炸得血肉横飞。

一次课间休息，聊到人的生死，华中顺口插了一句嘴：“你以为死比活着更可怕吗？”当时，他自鸣得意，以为这句很俏皮。结果反右时，这句话被人举报，指控他对现实不满，说“现在活着还不如死了好”。就因为这句话，他被打成了右派。

共产党来之前，有人说“共产党来了要开红山（大肆杀人）”，当时谁也不信，现在亲眼看见了！按照共产党一贯的两头小中间大的策略（这个策略适用于一切政治运动中对人的划分与掌控，比如土改，依靠对像为25%，团结对像为55-65%，孤立打击的为10-15%，依此类推），土改期间全川杀关管斗的人应不少于150万。

文革中在五七干校期间，这位老伯伯与其他两人被派到厨房里帮厨。一天，他正在案板上切菜，造反派在外面唱歌。听到歌声，老伯伯不禁随口跟着唱起来，组成歌曲与切菜的洪亮交响。一曲未了，突然冲进四个造反派，直斥道：“XXX，你这个现行反革命，竟敢对毛主席怀有深仇大恨！”造反派说，他唱最后几个连续的“万寿无疆”时，每个“万寿无疆”后面都跟着一菜刀，这是在发泄对伟大领袖的刻骨仇恨。

据曹登贵回忆：“我老汉儿出狱后，想不通，为一句真话就劳改15年。他去找县法院，县法院不理。他又到地区法院，地区法院也不理。他想到自己这一辈子实在冤枉，一时想不通，就在县法院门前服了毒——吞的老鼠药。那是1982年，他71岁。他死前曾对我说过：‘你要为我申冤啊！’”

澄海市是“文革”重灾区之一，是“文革”危害的缩影，冤死了400多人。被残害的这些人，有的曾经在潮汕大地上坚持抗战，有的曾经为中共打江山出生入死过，有的曾经在中共当权后为其立下过汗马功劳，他们没有死于敌人的枪口，却惨死在“文革”红色的屠刀下，还有4500人伤残，10余万人受株连。

从判决书的内容看，姚治邦的父亲一无血债，二无重大罪行，根本不在“该杀”之列。判决书上所列出的罪错，只是一百多斤大米的争执。一个曾在南汇司法部门工作的人，他的儿子是姚治邦的小朋友，后来对他说：“你父亲真是冤枉的！”据说是隔壁开米店的同行恶意向政府告发了他。

文革开始时，侯德喜正在读小学三年级。突然有一天，老家村里来人，给厂里递了材料，随后就把他这个三年级的孩子五花大绑，戴着近一尺半的高帽子，上书“地主分子侯德喜”，押送回老家洼边村。

吴续久后来回忆说：那天早上进教室时，他发现教室窗户都被用纸糊了起来（神秘），桌凳也变动了。吴一到自己座位上坐下，两名壮实高大的同学就夹在着他坐下，市文教卫系统革委会的头头和一中革委会的头头也走过来了，当众宣布：“把现行反革命分子吴续久押起来！”吴续久就这样收押了。当时他不到14岁。

尽管土豪已倾家荡产，境遇凄凉，但中共并未就此放过他们。中共在红军时代的政策并不限于打击与削弱地主，而是要完全消灭，使其不复存在。持续的“打土豪”政策，也导致了中共统治下的苏区经济的凋敝。“打土豪”一方面摧毁了原本的经济秩序，致使生产陷入混乱；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产生出一种导向，即将有产者置于“革命的对立面”，这种将“富裕”与“反革命”相连的倾向，无疑从根本上削弱了人们“生产致富”的热情。

“清除精神污染”是十年动乱后中共正式开展的第一场“大批判运动”。从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中可以看出，这场运动的重点是要批判“抽象地宣传起人道主义、人的价值等”观点，并据此“批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和异化论”，被选中的批判“靶子”则是当时理论界的两个开明人物——周扬和王若水。

毛泽东是有意让西路军覆灭的。而毛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陈昌浩卷入了毛与张国焘的权力斗争。毛要在中央稳固权力，必须先除掉张这个“绊脚石”。因此，毛除掉张的军队也是必然。一位曾参与此事的当地干部津津乐道地告诉当时在延安的司马璐先生说，当四方面军从甘肃被国民党军队追得无路可走到达我们关中苏区的时候，我们首先很客气地接应他们，又举行欢迎会招待他们，然后缴下他们的武器，就对他们说：“同志，你们辛苦了，调你们到后方休息去。”再把他们一批批一批批骗到山沟里，把这些王八龟孙子的四方面军都活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