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曾追求中共党内左翼反对派的路线，认同“北京之春”里的左派，但在香港却找不到生根的土壤。而中共对初生不久的反对派扑杀于萌芽之中，也令身在香港的李怡顿失政治及思想同盟。在香港，他似乎只能与右派或自由派结盟。李怡曾倾向成为党内反对派的历史，在回忆录中避而不谈，未必是因为觉得这段历史尴尬见不得人。勉强算来，这方面在回忆录里也有片言只语，但在“冷战—后冷战”的叙事框架中，这种种片段相互矛盾，难以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