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外交事务2025年8月4日
作者：泰勒·约斯特（Tyler Jost），丹尼尔·麦廷里（Daniel C. Mattingly）
译者：听桥
图源：Edward Kinsella
十多年来，中国政治已由一人决定，这个人就是习*近*平。自二〇一二年接任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以来，他已将自己塑造成一位强人统治者。通过大范围的清洗和打击腐败，他重塑了中国共产党的精英队伍。他钳制公民社会，镇压异见人士。他重组军队并使之现代化。他还让国家在经济中的角色再度生机勃勃。
习*近*平的崛起还重新厘定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他奉行更强硬的外交政策，这包括升级中国在台湾海峡军事演习的频度，并主导和见证中国在南海不断强化的军事存在。他鼓动一批“战狼”外交官与外国批评者唇枪舌战（后来又加以约束）。哪怕在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乌克兰发动战争之后，他仍力推中国与俄罗斯走得更近。简言之，这已是中国的一个新时代。这已是习*近*平的时代。
但不久之后，一切都将开始发生变化。随着共产党的精英队伍开始物色领导人选，接替七十二岁的习*近*平，中国正从一个由权力巩固主导的阶段，过渡到由接班问题主导的阶段。对任何威权当局来说，政治接班都是一个危险的时刻，尽管共产党法力无边，但在这件事上也不例外。上一次，习*近*平接棒胡锦涛时，共产党就曾处置过政治接班的难题，当时，政变企图、暗杀失败、坦克上街的谣言在北京广为流传。那些谣言或许缺乏事实依据，但高层的政治戏剧却如假包换。
距离习*近*平卸任或许还有一些年，甚至超过十年时间。但现实情况是，在领导人最终放弃控制权之前很久，接班就影响到政治选择。中国统治者在意自己的遗产，他们争先恐后，安插能够继承自己政治议程的人。如何在自己故去之后确保中国的革命精神？毛泽东对此念念不忘，这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大规模政治运动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十年中一再重组了共产党的领导层。
习*近*平的接班不太可能像毛泽东那样具有灾难性，但权力交接的前奏、执行和遗绪将在未来一些年影响到中国的外交和国内政治。美国及其盟国或许按耐不住，要利用这一内部混乱，但介入这一进程大可能事与愿违。相反，他们理当牢记这样一个事实：以往的接班之争都助长了中国外交政策方面的灾难性选择。习*近*平之类强人留下的真空将使接班变得尤其具有挑战性，有可能引发权力争夺和国家方向之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如此动荡，可能波及中国境外，尤其是在中国驾驭其紧张的台海关系之际。
毛泽东模式
自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习*近*平的五位前任中只有一位是完全且自愿让位的。
毛泽东是共产主义中国的强人缔造者，在党和国家机构中操持压倒性的权力和权威，统治国家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华国锋是毛泽东的继承人，在遭排斥之前，把持权力仅有数年。邓小平是中国经济改革的著名设计师，即使在放弃正式头衔和职位后，仍维持着对中国共产党最重要决策的掌控。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健康状况恶化之前，邓小平被认为是中国最有权势的人，哪怕他唯一的正式头衔只是一个桥牌协会的名誉主席。接替邓小平成为最高领导人的江泽民，虽说放弃了总书记一职，仍抓牢军委主席这一重要职位不放，这削弱了他的接班人胡锦涛的权力。唯有胡锦涛在一个相对有序的接班过程中一次性向习*近*平交出了所有权力，但习*近*平的对手、大权在握的政治局委员薄熙来的戏剧性倒台玷污了这一过程。
习*近*平回归强人政治意味着他的接班人很可能遵循毛泽东和邓小平设定的模式，他们都试图挑选一位能像他们那样执政的接班人。习*近*平或许认为，他面对的挑战是，得慧眼识炬，在共产党的数千高级干部中分辨出谁的政治信仰与自己相仿。但历史也表明，找到一个政治分身是不够的。不论习*近*平指定了哪一位，对方都需要在那些被他置之不理的人的残酷权谋中求得生机。自习*近*平开始褪下主角光环的那一刻起，一场新的政治博弈就将开始：那些留在政治权力殿堂内的人会支持新领导人吗？或者，他们会抵制新领导人提倡的议程，破坏他的权威，或密谋拿下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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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华国锋的故事富于启示意义。毛泽东一九七六年选中华国锋时，其健康正每况愈下。华国锋的麻烦在于，他在党内是一位地位和影响力都平庸的干部：一个毛泽东及其盟友可以控制的人，而不是一个可以在政治刺刀战中生存下来的人物。毛泽东曾给华国锋写过一张纸条，上面写道：“你办事，我放心。”但就算是毛泽东的话，也不足以确保华国锋掌权。最终，他需要军方的支持。
一九七六年九月八日晚，毛泽东徘徊在死亡边缘，政治局资深委员聚集在北京高层领导寓所内的一间病房，向他致以最后的敬意。主席已不再能言语。相反，他举起一只虚弱的手，伸向一位来访者——叶剑英元帅，中国最受尊敬的军方人士之一。毛泽东紧握叶剑英的手，微微动了一下嘴唇。叶剑英后来告诉他的同事，毛泽东指示他支持华国锋作为自己指定的接班人。
毛泽东选择了叶剑英，而非比他活得更长久的其他文职精英，这是有意为之。华国锋不熟悉国家政治，也缺乏与军队高层打交道的经验，当其敌人打上门去，叶剑英和那些具有类似军事资历的人将不得不决定是支持还是抛弃他。正如社会学家埃兹拉·沃格尔（Ezra Vogel）评论的那样，中共军方的首脑是共产党事实上的“造王者”。
毛泽东去世后，其妻子和三名激进的同道，即“四人帮”，旋即发动了对华国锋领导地位的第一次攻击，叶剑英最初站在华国锋一边。在叶剑英和其他高级军事领导人支持下，人民解放军逮捕了四人帮。这确保了华国锋将继续掌权，但前提是解放军支持他。仅仅两年后，当邓小平一手导演对华国锋领导地位的第二次挑战时，叶剑英和其他军事指挥官站在了邓小平一边。邓小平与军方高级将领之间早就有着密切的社会交往和个人默契。
2025年3月，北京，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代表走向闭幕会议的会场。图源：Tingshu Wang/ Reuters
习*近*平会有很多办法来证明其接班人够资格，但正如毛泽东事端频生的接班所表明的那样，接班人履历中最重要的方面莫过于与军方的关系和默契。外部观察家倾向于淡化解放军在中国政治中扮演的角色。毕竟，中共军方从未像阿根廷和巴基斯坦等独裁国家的军事力量那样，夺取过政治控制权。在许多人看来，这表明现代中国已经培育出强有力的文官控制规范：如毛泽东的名言所说，“党指挥枪”是毫无疑问的。
但军人没有直接实施统治这一点掩盖了解放军在中国暗中操控的权力。现实情况是，中共军方行使了某种形式的强制性控制，这影响到决策者内部的互动。理据是简单明了的：尽管 中共领导人并不惧怕来自军方的直接挑战，但他们始终面临来自文职对手的风险。在这种权斗中，解放军扮演着隐性“造王者”的角色，因为文职领导人试图操纵对军队的控制杠杆，以确保自己而非对手占据上风。例如，当邓小平需要稳固他选定的接班人的地位时，就任命了他的亲密盟友、中国海军之父刘华清上将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对一名军官来说，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高升，此后没有被仿效过。
人们难免认为，今天的中国与往日已有根本不同，所以军方在接班过程中的潜在角色已是过去时代的产物。实际上，军队在中国的精英政治中仍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军队的控制仍将是未来政治领导人的关键资产。军方不会自行挑选领导人：据报道，习*近*平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他在对现任和退休文职及军方领导人的非正式意见调查中击败了李克强。但军方的支持可以使领导人免受文职领导人的挑战。
例如，胡锦涛被认为在政治上软弱无力，部分原因是他的职业生涯中与军方建立个人联系的机会相对较少。胡锦涛就职时，与中国最高军事组织即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委员没有过任何交集。两厢对照，可能是通过偶然的任务分配和精明的政治手腕，习*近*平上任伊始，已与十位中央军委委员中的四位打过交道，这为他开始大范围清洗敌对精英和重整军队高层提供了条件。对像习*近*平和毛泽东这样个人独裁的领导人来说，持续的清洗可以确保没有对立的权力中心出现，并确保军队保持忠诚。习*近*平最近对中央军委和解放军的改组显示，他在继续玩这种老把戏。
接班人洗牌
接班的一个根本性困境是，强大而称职的接班人可能会对领导者本人构成威胁。因此，在个人独裁统治时期的中国，成为下一个继承人在政治上是危险的。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强人在做出最终选择之前，会在多个接班人之间兜兜转转。例如，毛泽东选择了刘少奇和林彪作为他可能的接班人，然后又将他们打入另册，只在自己健康状况明显恶化时，才选择了华国锋。地位稳固之后，邓小平遵循了类似的路径，在选定江泽民之前，拿下了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而这两人都曾被推测是接班人。
这一切表明，习*近*平在确定接班人方面可能有麻烦。一方面，他需要确保接班人学会如何操作整个党内和军队系统的权力杠杆。另一方面，习*近*平可能希望确保他的接班人不会过早获得足够权力而成为独立玩家。此外，假如习*近*平优柔寡断，像毛泽东和邓小平那样在多名候选人中反复横跳，就可能会为党的精英内部的分裂创造机会，从而动摇共产党对权力的掌控。
比如，一九八九年学生领导的抗议运动导致了天安门广场的暴力镇压。这场运动始于胡耀邦的突然去世。开明领导人胡耀邦曾是邓小平最有可能的接班人，直到邓小平和党的其他元老因其应对最初的学生抗议时太过仁慈而解除了他的总书记职务。胡耀邦在一次政治局会议期间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这极大刺激了抗议者，部分原因是，学生们看到，一个对中国而言更加自由的未来正从他们的掌控下溜走。力推中国政治领导人实施自由化改革的学生抗议者，得到了邓小平表面上的第二继承人赵紫阳的默许，直到邓小平将后者打入另册并加以软禁。抗议活动进行期间，江泽民悄然抵达北京，接替赵紫阳，部分原因是，党内精英认为，江泽民在意识形态方面是各方都可以接受的，但在镇压抗议方面立场强硬。
通往战争之路
接班之争催生的戏剧性事件不可能止步于中国境内：还将影响到中国的外交政策及其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
习*近*平念念不忘其遗产，而他觉得自己时间有限的感受可能影响到他的决策，并增加他的风险偏好，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他已指示军方做好准备，可以在二〇二七年之前发动对台战争。虽然公开报道没有提供明确证据说明习*近*平在什么条件下会批准这些行动，“统一”台湾也没有二〇二七的最后期限，但他显然将此视为他的民族复兴计划的一部分。假如听到接班的时钟滴答作响，他可能变得更乐意赌上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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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试图统一台湾但以失败告终，没有什么比成为这样一位领导人的遗产更糟糕的事情了。尽管中共军方在过去几十年里取得长足进步，但成功封锁或入侵台湾仍遥遥无期。而即令习*近*平在战场上成功，代价也可能极高：中国可能成为国际弃儿，其经济会因制裁而受到削弱，其安全部队则将背负新的沉重使命，即维持对一个动荡不安的台湾的控制。
解放军的角色可能再度被证明是决定性的。随着习*近*平开始交权，他将时刻警惕，以确保军方高层主要由与下一位接班人有联络的适当人员组成，并确保军方没有展露对习*近*平钟爱的接班人政治不忠的迹象。情报评估和军事判断政治化的条件已经成熟。例如，下级可能更难坦率谈论涉及入侵台湾的代价，中国的情报评估程序也可能受到玷污，因为分析人员会精心编制含糊不清的报告，这些报告可以被解读为与领导人的想法一致，而不考虑最终结果如何。
眼下，对这种这种分析上的病态，习*近*平在阅读情报报告和军事行动预测时，可能已善于从心理上加以纠正。于中国而言，从官僚机器中汲取真实报告的挑战并不新鲜；毛泽东的出名评论是，他和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一样不信任外交官，中共总理周恩来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也曾一起开过官僚国家困境的玩笑。但随着习*近*平步入晚年，他是否还能确保自己的判断比其顾问们的评估先行一步，实属未知之事。习*近*平不愿调整其不受欢迎的“新冠清零”政策（曾在二〇〇二年导致抗议浪潮），这暗示他可能无法获得关键信息。而接替习*近*平位置的任何人都可能缺乏必要的外交政策经验，不知道该了解谁，该相信什么。
更不祥的是，由于军队在中国政治中扮演了看不见的手的角色，战争在过去的接班中实现了有益的政治目标。战争为展示新领导人对解放军的掌控提供了机会；看到高级军事领导层服从新领导人的命令，可能有助于遏阻潜在的政治挑战者。
一九七九年二月，中国曾短暂侵入越南，这是解放军最后一次介入一场全面冲突，它令人脊背发凉地意识到，有关接班的阴谋和误判是如何合力推动 中共领导人拿起武器的。战争计划与邓小平废黜华国锋的密谋不谋而合。入侵越南或许吸引了邓小平，原因之一是，这为他提供了一个机会，他可据之不那么隐晦地提醒周围人士，自己在军方有深厚根基。就这样，对邓小平来说，这场战争的战场结果或许不如其在国内政治中的政治优势来得重要。
同时，这场战争的战前评估过程也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高级军官们难以理解邓小平的战略目标，并质疑陷入困境的解放军能否推动河内坐在谈判桌前。但因许多人知道邓小平赞成军事行动，所以他们保持了沉默。入侵越南的战争未能实现主要战略目标，即迫使越南立即改变对苏联和柬埔寨的政策。此外，在越南决策者看来，中国乏善可陈的战绩凸显了文化大革命对其军事效率造成的巨大伤害：这恰与 中共领导人期盼实现的目标相反。
不明确的接班人
在中国，政治接班游戏在共产党的中南海总部红色的高墙深院之后进行，这使得外部观察人士很难知道应该注意什么和期待什么。
有关共产党政治的公开信息是缺失的，这也意味着，在习*近*平掌权期间，他将饱受有关他陷入政治困境的习惯性谣言困扰。例如，今年夏天，习*近*平即将被赶下台的消息广为流传，据称是他的前任胡锦涛和他的军事首脑张又侠将他打入了另册。这种关于习*近*平过早政治死亡的传言通常可以安全地予以无视。中国最高领导人遭到罢黜的几率并非为零，却非常之小。但这些谣言哪怕并不属实，也能说明问题；事实上，它们是一种政府体制的产物，在这种体制下，领导层继任动态将扮演越来越迫切的角色。
只要身体状况良好，习*近*平大可能至少再干一届，这意味着他将执政到二〇三二年或更晚，而且他很可能自行决定由谁接班。以往，退休领导人在接班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比如在一个名为党的主席团的礼仪性机构中任职。但这一次，党内长者们可能退出这一程序。现年八十二岁的前总书记胡锦涛被认为健康状况不佳。他最近一次公开露面是在二〇二二年的党代会上，当时他显得神志不清，被带离主席台，那是羞辱性的一幕。其他健在的党内元老也不太可能介入；一些元老，如前总理温家宝，可能缺乏地位，而另一些元老，如退休总理朱镕基，则已年过九旬。
假如习*近*平去世时没有选定接班人，将有争夺出现。根据党的章程，总书记应由拥有两百多名委员的中央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但在全会召开之前，党内高层中的一部分人，或许会与退休领导人和军方将领协商，召开会议并基本上预先确定结果。假如习*近*平意外去世，六十六岁的总理李强可能是一个自然的选择。但这是无法确保的：一个得到军方、安全部门和足够多政治局委员支持的文职官员可能将他排挤到一边。
最好的情况或许是习*近*平指定一位接班人，这位接班人获得许可，在习*近*平任职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悄无声息地建立权力基础。天安门广场镇压后，邓小平在一九八九年将军委主席和总书记的正式职位交予江泽民，当时邓小平虽年事已高，仍精力充沛。邓小平向江泽民交棒时，后者于北京和精英政治而言都还是新人。江泽民的地位，尤其是与军方的薄弱关系，继续为邓小平奉上筹码，他利用自己的最后时光呵护江泽民度过了执政的最初几年，使这位新人免受竞争对手的影响，同时也坚定推动他迈向经济自由主义。相较而言，假如习*近*平指定了一位接班人，但拒绝或无法允许其建立权力基础，那么在习*近*平去世后，有可能乱作一团的领导地位挑战将影响到这位接班人：这与华国锋的遭遇是差不多的。
要效仿邓小平的模式，习*近*平需要选定一位能够在数年内推进自己议程的相对年轻人士。他可以先任命自己选定的接班人担任党的书记处负责人，这是一项重要工作，可以让对方熟悉政治局的内部运作。最终，习*近*平甚至可能让此人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赋予其军事事务和执政权方面的一些经验。对这位接班人来讲，这样做的目的可能是令其准备好，可以在五十多岁或六十多岁时接手总书记这一最高职务。
令人吃惊的是，七人组成的政治局常委会委员中，目前没有一人符合这一条件。到二〇二七年，李强将年近七旬，到二〇三二年将年过七旬，这比最近几任党的领导人上任时的年龄要大得多。蔡奇担任党的书记处书记这一关键职位，这是通往最高职位的垫脚石，但他只比习*近*平年轻几岁。丁薛祥将于二〇二七年满六十五岁，这使他成为一个更合理的人选，但他从未有过在一省或直辖市从政的经历，而这可能是确保接班人是一位称职管理者的前提条件。其余三人，即李希、王沪宁和赵乐际，他们也年龄太大，不可能成为竞争者。
在更大范围内，政治局提供了更多候选人，但每个人的名字前都有一个大大的星号。陈吉宁是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和江泽民都曾担任这一职务，六十一岁的他是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之一。但陈吉宁并非现任政治局常委，习*近*平或许希望在他接任前几年加以提拔，以便他可以熟悉情势。（习*近*平在担任总书记五年前就被提升为政治局常委）。到陈吉宁准备就绪时，他的年龄将超过江、胡、习上任时。
外界最有可能在预计于二〇二七年召开的下一次党代会上洞见可能的接班人的蛛丝马迹，通常共产党会在党代会上宣布政治局常委会的改组。但从候选人的情况来看，假如习*近*平做出选择是着眼于二〇三二年的权力交班，那么他需要指定一位较通常更年长的接班人，或者不得不选出一位缺乏典型血统的黑马接班人。（最后一句中的“更年长”或为“更年轻”之误，下同。因为，假如在下一次党代会时已更年长，那么再过五年接任时只会更年长；只有在下一次党代会时更年轻，再过五年接任时才会更年轻，才有竞争优势。——译注）
继承人更年长或许意味着习*近*平钦点的接班人无法相当长久地贯彻习*近*平的愿景，这可能给这个国家带来更多不确定性。习*近*平希望避免苏联在其政权最后十年面对的难题。一九八二年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去世后，他的两位年迈继承人都只在位一年就去世了。结果是，戈尔巴乔夫获得提拔，他主导并见证了苏联政权的瓦解。习*近*平经常谈到苏联的垮台，希望防范中国遭遇同样的厄运。
但令人大跌眼镜的人选也会有风险，因为这意味着要将二十四人政治局的所有现任委员排除在外。换言之，整整一代政治家将失去领导国家的机会，而他们受挫的野心可能在未来数年影响到中国政治。如此内部紧张态势，可能会为这样一位政治家从各派人马当中涌现创造机会：他要么如同一九七八年的邓小平那样奉上一套改革议程，要么怀揣一套比习*近*平尊奉的那一套更保守、更民族主义的议程。
路线纠正？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随着接班问题在党内久拖不决，政治气氛将愈发紧张。习*近*平每一年未能确定和培养接班人，都将增加共产党和中国走向更混乱道路的可能性，比如，获得提拔的一位弱势接班人成了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就此而言，不时传出的有关习*近*平的所谓政治死亡谣言已成了迫在眉睫的信号，不是因为它们确有其事，而是因为它们昭示了未来的麻烦。
美国决策者理当领会中国即将到来的接班挑战所固有的风险，但他们也必须避免利用这一挑战谋取地缘政治利益的诱惑。试图干预接班过程将违反主权原则，并可能以外部行为者无法预料的方式加剧国内政治紧张态势。内部讲话显示，包括习*近*平本人在内的领导层仍将一九八九年学生领导的抗议运动视为“西方敌对势力”推翻共产党的阴谋，这种不信任继续给中美关系蒙上了阴影。
美国不应介入，而应在密切关注的同时允许这一过程展开。虽然共产党的地缘政治评估和意识形态信念比习*近*平更重要，但期待后习*近*平时代出现一位更温和、更有节制的领导人，他并非趾高气扬的民族主义者，也能拆除现任领导层在国家周围筑起的围墙：期待这样一位领导人实施路线纠正，并非没有道理。
事实上，以往的共产党通过接班过程实施了路线纠正。从毛泽东的激进社会主义到邓小平更加务实的改革开放政策，这一转变为来年提供了令人满怀憧憬的教训。邓小平有句名言：“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习*近*平的接班人可能会得出同样的结论。
（本文第一作者是布朗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助理教授，第二作者是耶鲁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本文原题“After Xi”，原载《外交事务》2025年9/10月号。译者听桥，对原文有多分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