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歧视”在中国并未远去，遇罗克的《出身论》依然值得今天的我们品读。
距今整整59年前，正是1966年文革爆发不久后的“红八月”，一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横行一时。24岁的北京学徒工遇罗克写下长文《出身论》，向中共实行多年的阶级路线也即出身歧视政策，发起了最有力的挑战，在那个至暗的时代，发出了争取平等与人权的最强音。一个“黑五类”家庭出身的青年，用自己的思想和文字，竟然在当时造成了震动全国的效应。这是中共建政以来没有先例的。1968年1月，遇罗克被捕入狱。1970年3月5日，遇罗克被中共当局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杀害，年仅27岁。
中共自1949年夺取政权后，就对它定义的阶级敌人（这个定义后来还不断扩大）实行严酷的镇压与剥夺，同时也对这些阶级敌人的子女实行种种歧视。按说，随着时间流逝，政权稳固，这种歧视应该逐渐弱化，但事实是，在进入1960年代后，中共对阶级敌人子女的歧视反而变得更严重。这一来是因为毛泽东在1962年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第二个“拿不上台面”的原因，据我作为亲历者的感受，是因为我们那一代青少年和“红二代”是同一代人，大家都面临着升学、就业和社会地位的竞争。而“老革命们”发现，他们的子女在学习成绩等各个方面的表现都差强人意。共产党不好公开搞特权，于是祭出“阶级路线”这把尺子，把家庭出身当作首要评判标准，这就使得红二代在竞争中稳操胜券，中间家庭出身的子女倍受排挤，“阶级敌人”的子女则沦为最大的牺牲品。
现在的年轻人恐怕很难想象，在毛时代，出身歧视是何等的普遍，何等的严重，以及何等的荒谬。文革前，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子女就备受压抑。在贯彻阶级路线的名义下，黑五类子女更是处处遭受排挤，什么好事都轮不上——出身不好就是低人一等。
文革的爆发，更把这一切推向极端。1966年“红八月”，以红二代为主体的红卫兵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登上政治舞台。红卫兵大力宣扬“无产阶级路线”，提出按家庭出身划分红五类（工人、贫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和黑五类——后扩大为黑七类（增加了资本家和走资派）。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从而传遍全国，公然把出身黑五类的同学当作批判斗争的对象而百般羞辱打击，不少地方都有黑五类学生被打伤打死或被逼自杀。北京大兴县发生了持续5天的针对黑五类及其子女和亲属的大屠杀，杀死了地富及其子女和亲属共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
但不久之后，因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红卫兵攻击黑五类子女有“转移斗争大方向”之嫌；又因为不少红二代自己的父母被批斗，他们对运动有抵触，变成了“保爹保妈派”，更不为伟大领袖所喜。1966年10月，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作报告，其中专门提到前述对联，批评这副对联是鼓吹“反动的血统论”。随着全国对这幅对联的批判，黑五类青年顿有解放之感。
1959年遇罗克一家的合影。前排（从左向右）：王秋琳，遇崇基。后排（从左向右）：遇罗文、遇罗克、遇罗锦、遇罗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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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罗克1942年出生于北京，父母都曾经到日本留学。父亲遇崇基是工程师，母亲王秋琳是私营工厂厂长，父母都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遇罗克品学兼优，于1960年参加高考，因为家庭出身未被录取。1962年，他又考了一次，仍然未被录取。遇罗克勤奋自学，关心天下大事，在1966年“红八月”最猖獗的时候，酝酿写作《出身论》。
1966年10月，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和遇罗勉在广州把《出身论》油印了几百份到处散发。北京四中的高二学生牟志京在“红八月”最猖獗的时候就反对前述对联，读到《出身论》后如获至宝，立刻和遇家兄弟合作，创办了铅印小报《中学文革报》，创刊号出版于1967年1月18日，用整整三个版面全文发表了《出身论》，作者没有署名遇罗克，而是“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
《出身论》一问世，立刻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此后，《中学文革报》又出版了6期，每期都有署名“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也即遇罗克的大块文章。《中学文革报》在街头出售时，因买报的人太多，以至于要排长队，还要限量；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多到让邮递员无法递送，只好由遇罗文每天蹬着三轮车去邮局取。在小报与纪念章的交易市场上，《中学文革报》最珍贵，一份原来只卖两分钱的报卖到两元钱一份。在很多城市，都有人抄写张贴或翻印。
文革爆发那年，我就读于成都十九中，是高中66届，也就是1966年毕业。我的家庭属于黑五类，所以我对出身歧视的感受非常深。譬如1963年我初中毕业考高中，考试成绩在全市名列前茅，可是我报考的成都几个重点中学都不收我。我被分配到离家很远、教学质量在全市倒数一二的学校。在我准备考大学时，一位长者对我说：“以你的成绩，全国没有一个大学考不上；以你的家庭出身，全国没有一个大学会收你。”
1966年8月，那副对联也传到了成都。十九中的红卫兵组织了一场所谓阶级路线辩论会，实际上是批斗会。不少出身黑五类的同学被叫起来当众“承认自己是混蛋”。三天半的辩论会有差不多三天的时间是批判我。我对阶级路线有很多思考，所以一次又一次地上台发言，反驳对联。这次辩论会给我的巨大压力，永生难忘。
1967年2月初，我在一位外校同学的宿舍里，读到了载有《出身论》的《中学文革报》。感觉不像是在读别人的文章，而像是在读自己的思想。我饱受出身歧视之苦，有过和文章作者相似的经历和思考。我第一次发现在阶级路线的问题上还有别人和我想的完全一样，而且表述得那样严谨、清晰、深入与精辟。接下来，我和同学们商量，办起了一份小报——那是成都市中学生的第一份铅印小报，转载了署名“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文章。
第一期《中学文革报》上刊登了《出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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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论》开篇第一句话写道：“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问题。”就是这样一句平实的陈述，遇罗克便把批评的锋芒不只局限于文革初期的那副对联，而且直截了当地指向当时的阶级路线。顺便一提，自陈伯达批判对联是血统论后，很多人也称其为血统论。但从理论上讲，对联的内容并不是血统论，因为它强调的不是先天的生物性遗传，而是强调后天的社会影响。在展开批评时，遇罗克先从分析对联入手，指出社会对一个人的影响大于家庭影响，这就驳倒了“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基本如此”。
接下来，作者着重讨论了“重在表现”问题，指出家庭出身和本人的阶级成分完全不是一回事，写道：“请问：出身不好，表现好，是不是可以抹杀人家的成绩？出身好，表现不好，是不是可以掩饰人家的缺点？出身不好，表现不好，是不是要罪加一等？出身好，表现好，是不是要夸大优点？难道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吗？”
作者进一步指出：“既看出身，也看表现”，实际上不免要滑到“只看出身，不看表现”的泥坑里去。出身多么容易看，要看表现是何等麻烦；一般人图省事，也是图保险，自然倾向于重出身，轻表现，或者干脆只看出身，不看表现。
另外，针对把出身歧视说成是“考验”人的革命高调，作者反驳道：“收起你的考验吧……忘记了马克思的话吗？‘要求不幸者是完美无缺的’，那是多么不道德！”《出身论》还反驳了如下一种观点——“你们的爸爸压迫过我们的爸爸，所以我们现在对你们不客气!”这种观点极少见之于公开的文字，可却是许多出身歧视论者心照不宣的深层意识。作者特意挑明，从而把对方置于尴尬的境地。最后，文章号召“受压抑最深的青年”，“一切受反动势力迫害的革命青年”起来战斗，“胜利必将属于你们”。
《出身论》文辞风格清新文雅，在当年那种环境下堪称奇迹。和昔日名噪一时的各种雄文大作相比，仅从文风着眼，《出身论》也是鹤立鸡群。那时盛行的文风是浮夸、霸道、粗率、武断，唯《出身论》出淤泥而不染，朴素、平和、细致、缜密。
《出身论》的署名是“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既不是什么兵团、公社、战斗队、战斗组，也不叫“革命”、“造反”、“东方红”、“井冈山”，在当时别具一格。《出身论》的精彩之处不仅在于它的论点，更在于它的论证。文革中多的是以论点尖锐大胆著称的文章，遗憾的是，这些文章的论证大都粗疏单薄，乏善可陈。《出身论》则不然，它论证有力，且逻辑严谨，措辞准确，不但支持了作者的论点，也给读者更广泛的联想和启示。
然而，很快就从北京传来消息。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接见首都中学红代会代表时发表讲话，批评《出身论》是大毒草。戚本禹说：“《出身论》是让人们不要阶级成分，否认阶级观点，用一种客观主义的观点、资产阶级的观点攻击社会主义，它实际上是宣扬彭真那一套，煽动青年反党。”
此前，我一直坚信，《出身论》是正确的，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无懈可击。读到戚本禹的讲话，我既反感又恐惧。戚本禹说“《出身论》是让人们不要阶级成分”，这一望而知就是在混淆家庭出身与本人阶级成分的区别，而这种区别《出身论》早就讲得一清二楚。在戚本禹的讲话中，唯一令我困惑的是“客观主义”这个哲学概念。过去我们被教育说主观主义不对，怎么客观主义也不对呢？我很快就明白了这句话的弦外之音。戚本禹是间接地宣告：“我们共产党就是不会对我们的子女和黑五类的子女一视同仁，我们就是拒绝公平，我们就是要歧视你们黑五类子女。你不服吗？你不满吗？那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如前所说，从理论上讲，对联并不是血统论。但实际上，共产党的阶级路线就是血统论：对“敌人”的子女搞株连，给自家的孩子以特权。
1968年1月5日，当时正在撰写《工资论》的遇罗克被抄家和逮捕。此后两年中经过80多次“预审”，遇罗克被指控：“一九六三年以来，遇犯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书写数万字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恶毒地诬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书写反动文章十余篇，印发全国各地，大造反革命舆论；还网罗本市与外地的反坏分子十余人，阴谋进行暗杀活动（这一条当然是无中生有——笔者注），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遇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3月5日，在北京市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公判大会上，遇罗克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宣判死刑，立即执行，随后遭枪决，尚未满28岁。
《中学文革报》成员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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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9月9日，毛泽东死，10月6日，四人帮被抓。1978至1979年，北京兴起民主墙运动。民间刊物《四五论坛》、《今天》和《沃土》等率先发文纪念遇罗克。1979年11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下文为遇罗克平反。第二年夏天，官方刊物《新时期》和《光明日报》发表了关于遇罗克的长篇报导，称遇罗克为“逆风恶浪中的雄鹰”、“思想解放的先驱”、“划破夜幕的陨星”。
我始终相信，遇罗克被杀害，是因为他那非凡的勇气和智慧以及造成的巨大影响，引起了专制者发自内心的恐慌。那么是谁下令杀害遇罗克？作为研究者，本人多年来都在寻找答案。据友人Y君说，吴德（时任北京市革委会主任）之子曾亲口告诉他，是周恩来下令杀害遇罗克的。周恩来说：“这样的人不杀，杀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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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那个时代的亲历者，我个人认为这很有可能。首先，遇罗克的《出身论》影响遍及全国，对遇罗克的定案决不是北京市一级就能拍板的，很可能涉及中共最高层。1967年4月，戚本禹点名批判《出身论》，遇罗克1968年1月被捕，先是判15年监禁，后来突然又改成死刑，但并没有立刻执行，一直到1970年3月才被枪杀。从整个过程来看，具体主管部门好像没有准主意，抓不抓，判不判，怎么判，执不执行，好像都不是由他们做主，而是由更高层的大人物直接干预的结果。
下令杀害遇罗克的大人物不会是林彪、四人帮一伙。否则，当后来遇罗克在全国范围内被公开平反，还通过《光明日报》正面歌颂时，这早就揭露出来了。那时候，凡是能推到林彪、四人帮头上的坏事，一定会推到他们头上，哪里还会替他们遮掩？唯有下令杀害遇罗克的大人物属于中共在文革后、甚至在今天都必须维护其“崇高”声誉和“光辉”形象的，当局才会始终讳莫如深。
遇罗克与朋友们到北京西山郊游（196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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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年轻人，也许因为对那个时代的陌生，而不能对遇罗克和他的《出身论》给予充分的评价。
确实，《出身论》一文中，遇罗克频频引用了毛泽东语录，同时把所谓刘邓路线作为批判的箭靶。但如果把它放在当时的语境里，这并不一定表明作者的思想局限，而可能出于其斗争策略。要理解一部作品，我们务必要考虑到它当时的语境，以及作者论辩的对手、试图说服的对象——启蒙者必须善于因人施教。
今天的我们，或许不难以所谓更纯粹的人权观、平等观写出一篇似乎更彻底的《出身论》，但倘若把这样的文章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又有多少人能理解、能接受，并公开站出来支持拥护，从而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抗争力量呢？也就是说，今天的我们要为当年的中国另写一篇《出身论》，只怕不可能比遇罗克写得更高明。可以说，遇罗克不仅拥有思想和勇气，而且还富有政治智慧。我并不是说他的思想没有局限性，而是惊讶和敬佩于在当年那样贫瘠恶劣的土地上，能生长出如此灿烂夺目的思想之花。你要知道当年的世界有多矮小，才能知道遇罗克的形象有多高大。
1968年秋，学校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我被工宣队、军宣队编入“学习班”受审查挨批判，那时给我加上了大大小小的许多问题。事后我才得知，我这次被清理就和当初办小报转载遇罗克的文章大有关联。只是他们查不出我和那个北京的“反革命组织”有什么联系，所以没有定下更严重的罪名。
1970年初夏，我在四川农村插队当知青时，一位朋友告诉我，《出身论》的作者遇罗克被当局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杀害。我异常悲愤，从此记住了这个名字。
1978年秋，我考入北京大学，入学不久就参加了民主墙运动，成为民刊《沃土》之一员。我从若干新朋友，特别是民主墙的朋友那里知道了关于遇罗克的很多故事。1980年暑假，我探亲回到成都家中。这天，母亲拿出她收存的那份登有介绍遇罗克事迹的《光明日报》对我说：“要是你那时候在北京，恐怕也和他是一样的命运。”
那一年年底，在北京大学举行的自由竞选活动中，一批中文系同学向竞选者提出一份问答表，其中一个问题是“你现在最敬佩谁”，我毫不犹豫地写下“遇罗克”。
在北京通州宋庄美术馆的遇罗克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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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罗克既是那个时代的思想家，也是一个殉道者。他的道德勇气令人崇敬。
在监狱里，遇罗克受过多种折磨，但始终不屈服。和遇罗克一道关过死囚牢的张郎郎事后回忆道：在牢房中，大家都愁眉苦脸，遇罗克却始终笑眯眯的。当他们被狱方宣布关进死刑号时，所有人都被震惊了，脑子一片空白，甚至不是害怕，不是失常，而是一种愕然。唯有遇罗克像往日一般镇静，在向狱方大声说话时还带着微笑。
张郎郎说，遇罗克始终保持这种状态，一直到1970年3月5日被拉走枪毙，他的情绪一直非常稳定。在一次提审中，遇罗克依然以嘲弄的态度来对付，狱方使出最后一招，对遇罗克说，你想想还有什么最后的话想和家人说——这就是暗示要判遇罗克极刑了。狱方以为遇罗克会乱了方寸，但遇罗克只是静静地说：“我想要一支牙膏。”
遇罗克在1966年8月26日的日记里写道：“我想，假若我挨斗，我一定记住两件事：一、死不低头；二、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那时，他还没有发表《出身论》，可见他早就对可能遭遇的打击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在入狱前，遇罗克曾写过一首诗《赠友人》：
攻读健泳手足情，
遗业艰难赖众英。
未必清明牲壮鬼，
乾坤特重我头轻。
临刑的日子，张郎郎问遇罗克：“你为一篇《出身论》去死，值得吗？”遇罗克毫不犹豫地回答：“值得！”
遇罗克一案最后获得平反，中国固然走出了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但并没有进入光明的时代。血统论即出身歧视虽然有所缓和，但并没有消除。一方面，我们还能看到权力的私相授受，“老子革命儿接班”，“还是自家的孩子靠得住”；另一方面，当局在迫害异议人士之余，也常常对亲属子女有所株连，体现出中国的人权状况仍然存在严重的问题。
2009年清明节，遇罗克雕像在北京通州宋庄美术馆落成。雕像正面镌刻着遇罗克的话：“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力，我们一概不承认。”雕像底座上镌刻着北岛1980年献给遇罗克的诗句：“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
在狱中，遇罗克给难友留下一句人生感言：“何为不朽？不朽在于引起后人的共鸣。”古人曰：人生三不朽，立德立言立功。遇罗克不朽。
作者胡平，《北京之春》荣誉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