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分为族群、部落、酋长管辖地、国家四个社会形态的慨念。这是贾雷德•戴蒙德在他的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中明确提出。

这个人类史的说法，与过去在各社会主义国家官定的历史叙述是不一样的。社会形态梯段式发展。在中国大陆，具体的历史叙述就是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的史观史论，不得越雷池半步。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虽然不再禁绝范郭翦以外的史观史论，但是二代人以上的史学认识灌输都被禁锢于此，大陆即使少有的突破性见识也仍然带着范郭翦的痕迹。

戴蒙德的史识大开我们眼界。

戴蒙德认为，族群人数不多，主要靠狩猎采集生活；部落人口稍多，出现了最简单的农业，这样粗糙简单的农业还不足以养活部落的人群，甚至有的主要还得依靠狩猎采集才得以生存下去；酋长管辖地阶段人们基本已经定居，生活主要依靠农业，因为农业才能养活更多的人，也需要更多的人；国家则是酋长管辖地的成熟阶段。

酋长管辖地开始，有了被驯化的植物动物，有了稳定的农业，有了较为富裕的粮食，也有了定居生活和定居社会。从此，人群中有了等级，酋长除了有公共管理权力，更有分配生存资源的权力。

因为稳定的生活和较大密度的人口，病菌也易滋长繁衍演化，反噬人们。

地理环境决定了人类史前史

本书开头，作者戴蒙德就告诉我们一个问题，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新几内亚岛考察，当地一个政治家（酋长，长老，元老，知名人物？）耶利问他："为什么你们白人制造了那么多的货物并将它们运到新几内亚来，而我们黑人却几乎没有属于我们自己的货物呢？"（第3页）

这个问题很大，它可以放在欧洲与新大陆的关系上，可以放在欧洲与非洲与澳洲的关系上，也可以放在中国与欧洲关系上，中国与周边国家与东南亚与各太平洋群岛关系上……，牵涉面甚广，但也可以一句话解决。

那就是，上述的各个社会形态的差异所致。

戴蒙德详细分析了人类史发展的历程。

"粮食生产是枪炮、病菌和钢铁发展的先决条件。"（第64页）

"粮食生产使农民能够生产出多余的粮食，……除了养活抄写员和发明家外，粮食生产还使农民能够养活政治家。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流动人群相对而言都是平等主义者，他们的活动范围局限于自己的地区以及改变与邻近人群的结盟关系。随着稠密的、定居的、从事粮食生产的人口出现，酋长、国王和官员也出现了。"（第22页）

我原来以外，猴群、猩猩群都有猴王、猩王，狩猎采集人群就没有头人吗？人类的平等民主，可能在地中海边产生的。人们要渡过地中海那个不太远对岸，需要强壮的个人通力合作，那就必须平等协商合作。

戴蒙德认为，族群与部落中的人们是平等的，即使部落中已经有了头人，其权力并不能凌驾于他人，族群和部落的生存资源依然没有多余，族群和部落重大决策必须平等商量，因为必须要合作实行。

看来，他是对的。

人类的粮食生产来源于可以驯化的植物。地球上有五个驯化植物成粮食的原始发源地。东半球的新月沃地带（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中国，西半球美洲中部、南美洲安第斯山脉下和北美东部。

新月沃地带和中国同时有可以驯化的大小动物，可美洲几乎没有稍微大一点的可驯化动物。

欧亚大陆通道同一纬度，生物生长所需条件相仿，传播很快，当然病菌传播也快。在驯化植物和动物交替发挥（畜力助粮食生产，粮食增多助驯化牲畜发展），人类屡经病菌淘汰与自身抗疫，自身得到多种免疫力。

而西半球整个美洲虽然有三个粮食生产的原始发源地，可是美洲大陆中间的狭窄地峡和南北纬度不同气候不同，相互基本没有传播交流，再加没有驯化畜力，粮食生产增长有限，病菌也少，自身免疫力不能与欧亚大陆人群相比。

由粮食生产开始的"这些差异，构成了欧亚大陆社会与印第安社会之间差异的一个重要的终极原因。在由此而产生的实现征服的近似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包括病菌、技术、政治组织和文字方面的差异。"（第383页）

"皮萨罗俘虏印加国王阿塔瓦尔帕这件事，表明了导致欧洲人向新大陆移民而不是美洲土著向欧洲移民的那组近似的因素。皮萨罗成功的直接原因包括：以枪炮、钢铁武器和马匹为基础的军事技术；欧亚大陆的传染性流行病；欧洲的航海技术；欧洲国家集中统一的行政组织和文字。"（第58页）

戴蒙德认为，各大陆人群非但不会同时处于同一个人类社会形态中，也不认为族群-部落-酋长管辖地-国家必须是循序前进的，农业定居的生活也可以倒退回到狩猎采集的生活去。同一个种族，可以在不同的生活、社会形态中。

新几内亚人可能都是从华南逐岛移居过来的，生活在高原的人群是农业定居社会，已是酋长管辖地式的社会形态，可生活在新几内亚岛沿海岸边的人群则又放弃了农业定居生活，又以狩猎采集为主少有农业，他们又回到了族群和部落的社会形态去了。

澳洲土著，不管是从印度尼西亚群岛还是从新几内亚岛移居过来的，其祖先都是东南亚过来的华南人，也就是都有过农业粮食生产的历史，可是整个澳洲大陆的土著在十六世纪欧洲人来临之前，都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

"地理和生态条件影响了人类发明的传播。"（第241页）

"各大陆民族长期历史之间的显著差异，不是由于这些民族本身的天生差异，而是由于他们环境的差异。我猜想，如果在更新世晚期能够使澳大利亚土著人口和欧亚大陆土著人口互换位置，那么，原来的澳大利亚土著现在可能不但占领了欧亚大陆，而且也占领了美洲和澳大利亚的大部分地区，而原来的欧亚大陆土著现在可能已沦为澳大利亚的一些遭受蹂躏的零星分散人口。"（第436页）

我在瞎想，既然一切是从人类驯化动植物、人类从事农业粮食生产开始分化发展的，也就是人类从3万年前到1万3千年前起开始分化发展的，那么在各自形成社会生活形态的同时，人类各自的身体是否也会跟着有不同的发展？人类的智力和脑力是否经过3万年-1万3千年随着自然环境、食物数量与种类、社会习惯和思维脑力的运用的不同，在生理上也发生较大的差距？

当然，五百多年前欧洲人开始的大航海时代，一切都能在各大陆传播，自然环境不应再是地球上各人群发展的障碍。

全球化开始以后地理环境不再是终极原因

戴蒙德虽然认为，"商人阶级、资本主义和对发明专利保护以及未能产生专制独裁的君主和使人不堪重负的税收，还有它的希腊-犹太教-基督教的批判经验主义调查研究的传统。……"他还认为这些都只是"直接原因，人们一定会提出终极原因的问题：为什么这些直接因素出现在欧洲，而不是出现在中国或新月沃地？"（第441页）

戴蒙德认为是欧洲的自然环境、生态因素使欧洲逐渐走向那么一条路，而中国或新月沃地的自然环境、生态因素走向了不能持续保持领先的道路。当然，戴蒙德承认每一次发展、每一个转向都有偶然性，但他已点明"终极原因"在此。

我承认，戴蒙德说得有一定道理。

但是，十五世纪开始的全球化，澳洲那个不适于农业定居的大陆，在全球化——从信息、技术、、贸易直到人群流动的加持下，澳洲已经成为农业大国。这就充分证明，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国家能否保持持久的长时间的经济增长，保持其民众持久的幸福，自然环境、生态因素不是终极原因。

2024年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提出，制度决定成败。包容性制度才能使一个国家持久的经济增长，而榨取性制度则相反。三位获奖者中的两位合作写了本《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书，大致概括了他们的观点。

戴蒙德似不以为然，他客气的说："爱上此书，可能出自三个原因。首先，它讨论了当代世界各个国家国民收入的差距——这大概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问题；其次，它充满引人入胜的故事，读之可以使你成为在鸡尾酒会上侃侃而谈的雄辩之士——比如可以高谈阔论博茨瓦纳为什么欣欣向荣而塞拉利昂却没有。最后，这本书论述精妙，十分耐读。诸位可能像我一样，初读不忍释卷，一气呵成；而后又会一读再读，反复琢磨。"

而二位获奖者在书中则公开批判戴蒙德的地理假说。

我以为，在人类史前史时代（注意：各人群、族群、部落，不是同时处于同一个社会形态的，即使在十五世纪开始直到现在甚至在将来很长一段时期内的全球化时代，都有人群仍然处于史前时代），即在戴蒙德所说的族群、部落甚至酋长管辖地时代，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形态是一果多因的，但其主要是由自然地理环境所决定。

一旦进入国家形态，那么决定经济是否持久增长、民众是否幸福，就是由国家制度决定，由是否存在包容性制度决定。当然，这个制度的产生和接受以及接受的快慢，与各国家的文化传统有密切关系，而文化传统的产生非但与地理环境攸关，就是文化传统能够保持至今仍然与其所处自然地理环境有关。

文明时代、全球化时代仍然是一果多因的，但是全球化能够冲破一切，包括各自的封闭的文化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