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朱大可的描述充满文化张力：‘高度闭抑的华夏农耕模式和恋土格局，直到明清才开始发生动摇，出现了华夏居民向海外移迁的缓慢潮流。点燃这种"出洋"欲望的，无疑是"郑和下西洋"事件⋯⋯移迁的暗流一旦开始涌动，便势不可挡，并在帝国衰微时刻汇成宏大潮流。福建广东居民，以客家人（主要成员为造反失败后残留的太平天国将士）为先驱，背弃世界中心（"中国"），向东洋、南洋、西洋和北洋四个方向出征，形成"四洋移迁路线图"的主体叙事框架。’然而，这股晚起的“出洋”文明，并未拓展华夏文明，徒然只以“华侨社会”疏散了大陆的人口膨胀危机，而离弃母国的四路移民社会，无论落脚何处，均未逃脱诸如“猪仔”、苦役、奴工、反华屠戮等悲情惨祸，无疑印证了来自黄土高原的这支农耕文明，与海洋无缘之宿命，甚至，自晚清以来的学术文学，也鲜见有关“出洋”的研究与书写，中国人的主体意识对此也是冷漠的，为何？无人给出答案。】
“公元1405年，一支十五世纪全世界无与伦比的庞大的船队，乘着强劲的东北季候风，浩浩荡荡地离开福建五虎门，在历史给予的大选择之前，率先驶向了太平洋。一直到今天，人们还在对这支船队的远航目的猜测纷纭。由郑和率领的这支船队，前后二十八年中，七下西洋，足迹遍于东南亚和南亚，又横渡印度洋，航程远达阿拉伯和东非海岸。然而，人类历史上还不曾有过这样一次毫无经济目的大规模的航海活动。它是一次几乎纯而又纯的政治游行，它要施恩于海外诸国，以表达中国皇帝对它们名义上的最高宗主权。多么慷慨温和的君子国行为呵。黑格尔说，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和贸易。可是，太平洋邀请来的中国人，竟是所谓“正其谊而不谋其利”的谦谦君子。中国人即使来到海上也还是不能超越陆地上那种有限的思想和行动的圈子。历史选择了中国人，而中国人却不能选择历史。仅仅几十年后，代表着弱小的资本主义的四艘小帆船，在葡萄牙人达∙伽马的率领下，为寻找财富和市场驶入了印度洋。那时，庞大的郑和船队已经从太平洋和印度洋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而欧洲人却开始了地理大发现的伟大探险。这既是一种历史的巧合，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河殇》）
陆地思维走向海洋，由中国提供的著名例子，自然是六百年前的郑和下西洋。
郑和不止是个太监，还是个回回；
他下西洋不是探险也不是扩张，而是寻找失踪的建文帝，
然而叙述中国的海洋事功，不能不从郑和说起，至今欧美人还颇为郑和抱憾：他已经航行到北非海岸，却如今只从那里发掘出几只破陶罐，否则今天的非洲遍布中国人，如同南洋。
一、郑和与哥伦布的区别
近年来中西话语中，皆出现一种“哥郑比较说”，即比较哥伦布与郑和二人的“大海航行”性质，乃是两种文明的差别，如有“当代达尔文”之称的贾德戴蒙，在其名著《枪炮、病菌与钢铁》中便先问道：为何当初是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而不是美洲的原住民跨海发现欧洲？然后他就比较葡萄牙、西班牙与明朝两种文明对航海探索事业的制度性控制。
戴蒙说，中国的发展条件相当不错，譬如象两河流域的“肥沃月湾”那样早就发展农业；从南至北，从沿海到西藏高原，孕育了多种多样的谷物、动物和技术；地大，可养活大量人口；和“肥沃月湾”比较，没有那么干燥，生态环境没有那么脆弱，令中国的密集农业可垂一万年之久。这些优势令中国一度在科技发展方面领先全球。直到15世纪初，中国派郑和起七下西洋，在1405年的首航中，有“宝船”62艘，最大者长44丈、宽18丈，随行27,800多人，比哥伦布早八十年，规模亦非哥伦布可及万一。但其后由于权力斗争而“罢宝船弊政”，中国的航海探索事业进行二十八年后戛然而止。对于这段历史，中国民族主义者无不扼腕叹息。
欧洲四分五裂，哥伦布才成功！
但是戴蒙发现，原来哥伦布的航海探索事业也一波三折。生于意大利的哥伦布为了张罗船只出海探索，转而效忠葡萄牙国王，但葡萄牙拒绝给他船只出海时，他去请求Medina-Sedonia公爵，被拒后，再去求Medina-Celi伯爵，再被拒，最后跑去西班牙国王那里要船，国王拒绝了他，但最后让他上诉，并予接纳。
戴蒙说，要是当时欧洲由头三位拒绝哥伦布的统治者任何一位一统天下，欧洲人的美洲殖民历史怕要改写。他说，正因为欧洲四分五裂，哥伦布可以周旋于各国之间售计，就像中国春秋战国时的思想家和谋士周游列国、大放异彩那样，当西班牙开始殖民美洲时，其它欧洲国家眼见财源滚进西班牙，其它六国也加进殖民美洲的事业，情况跟欧洲其它的事物如大炮、电灯、印刷术的引进一样：最初某些地方或会由于一些古灵精怪的理由而不肯创新，但在邻国的压力下，还得就范。
但中国则全国一统，任何一个命令，无论何等荒谬，都得举国奉行。戴蒙说，即使现代中国还摆脱不了这种遗毒，譬如文革期间领导一声令下，全国学校即关闭了十年。因此，他说，要破解中国最终被欧洲凌驾之谜，窍门就在于中国的长期统一和欧洲的长期分裂！这跟葛剑雄教授在《分裂与统一》巨著中提出的“乱世的魅力”之说，交相辉映。若以金融投资譬喻，欧洲的发展属于分散投资型，不会全败，也不会全胜，正如十个统治者不容易个个都是废人痴汉屠夫，也很难个个是圣人，但长远而言，分散投资通常是大赢家。中国的全国一统、极度集权则属于孤注一掷型，一赢全赢，一输全输，属病态赌博。短期而言，孤注一掷或有昙花一现的灿烂，但从中长期言，倾家荡产、家散人亡，非常正常。
后来严家祺进而诠释明代“郑和下西洋”与今日“一带一路”的历史同构，比较郑和与“一带一路”，也是明朝与中共制度同构的一种绝妙历史透视，不少史学家早就断言，中共在历史上最像朱明：家天下、残暴、太监（近臣）当道、毛泽东亦步亦趋学朱元璋。
六百年前明朝曾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舰队，可是，“历史选择了中国人，而中国人却不能选择历史”；然而，跟郑和那一次正好相反，这次却是“中国人选择了历史，偏偏历史没有选择中国人”。
历史常常跟中国人开玩笑地作“圆圈游戏”！
二、郑成功四百年前也未能逃脱中国魔咒
1992年《天下》杂志有一个‘发现台湾’特刊，以从未有过的独特视角，展示了这片婆娑之洋上被湮没的“蔚蓝色”——那时节我刚逃出屠杀后的中国，在普林斯顿被人揶揄我说的“蔚蓝色”时，读到这个特刊，顺手留下一文《郑成功差一点就是查理曼大帝》，不过专写海盗郑成功逃不出“中国格局”的悲剧，以及中国“中心衰落”与大结构破碎的前景，不料历史趋势果然如此，然而那岛上至今仍有一批人割舍不了中国，恐怕还会重复历史悲剧的。
八世纪西罗马已经被匈奴灭掉二百多年了，穆斯林什叶派横扫地中海沿岸，渐渐逼近西欧。公元732年的普瓦蒂埃之战，剽悍的法兰克国王"大锤"查理（Charles，'the Hammer'）击败穆斯林，逼其从此退出比利牛斯山外，不能进入西欧。偏安于战乱频仍的昔日"罗马世界"之外的西欧，因此自成格局，进入封建社会。
这叫做“古代世界的终结”。
“对我这个爱尔兰人来说，罗马帝国的完结是无所谓的。”布朗教授（Peter Brown）笑眯眯的对我们说。他在普林斯顿大学专治古代史，1989年发表一本专著，题为《古代后期的世界》（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i）。这本书提出一个看法，从公元一世纪到八世纪，许多古代文明毁于蛮族铁蹄，过去史家都认为，世界渐渐进入无文化的黑暗的中世纪。但恰好在这个时期，从古罗马衰亡中孕育的天主教（西方）、拜占庭的东正教（东欧和俄国）和穆斯林的回教（阿拉伯），构成一个新的文明格局。这个格局一直延续到今天。
布朗教授提出一个问题：公元475年西罗马灭于哥特人之手，这个庞大政治结构的终结，意义何在？史学界对此一直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最难解的一个矛盾就是：一方面，西方历史是一个连续的历史（罗马法、拉丁文）；另一方面，西欧的文明恰恰又是因为罗马帝国的灭亡才成长起来。如何解释这种连续和断裂？
那天布朗教授应邀来给我们讲演，他先向我们推荐了另一本书，《穆罕默德与查理曼大帝》。此书成于1935年，作者亨利•皮伦（Henli Pirenne），是一个比利时的反日耳曼主义者，曾被关进纳粹集中营。书写完十天后，皮伦去世。此书以极丰富的材料，证明西罗马灭亡后，罗马的经济和文化并没有完结，而是在比较小的结构中存活下来，演成新质。特别是公元732年的普瓦蒂埃之战，横扫地中海沿岸的穆斯林征服者，被剽悍的法兰克国王"大锤"查理（Charles，"the Hammer"）击败，从此退出比利牛斯山外，不能进入西欧。偏安于战乱纷飞的昔日“罗马世界”之外的西欧，因此自成格局。皮伦此说，一举将中世纪史提前了三百年。
这里产生了一个课题：即大结构控制力可疑。我专门写过一文论述它：《换一种思路看中国——帝国的解体与灾难的神话》（https://www.facebook.com/841628330/posts/10160039910303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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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课题对中国的意义何在？吊诡的是，那恰可以在孤悬海外的台湾历史脉络里找到。当然，台湾在空间和时间上，怎样脱出而又滞入中国旧格局的那种反反复复，恰是一个历史的迷惑，故事却要从郑氏父子说起。
三百多年前，一个中日混血儿在中国东南海面上创立了一个历史的开端。至今人们没有去想过，那是逸出大陆上五千年华夏格局的一段新的文明史。极具象征意味的是，在这个海洋地区，二十世纪出现的所谓"东亚文明"，恰好是中国文化与外来文明(西方的、日本的)之复合形态。
这片海洋对今天的中国意味着什么？在我们"华夷大防"的视野里，只有荷兰人的殖民、郑成功的反清复明、零汀洋的炮舰、春帆楼的耻辱和台湾的割让。除此之外，什么也看不见。我们长期被压抑在近代痛史的恶梦中，只晓得我们的祖先一败涂地，只记得被焚毁的圆明园和那艘沉没在黄海的铁甲舰"定远号"，而未曾寻觅过那段痛史之外的种种努力，以及它对今天的意义。
悲叹内陆败于海洋，这是《河殇》的一个主旋律。它把东西方截然劈为黄色文明和蔚蓝色文明的说法，颇受质疑。众家批评之中，余英时教授说，自南北朝开始，中国文明的重心移向长江流域，宋明以后，又向海上发展，开拓了整个南洋，又有连续几个世纪的海外大移民，怎能说中国没有海洋文明呢？我听了砰然心动。最近，又读到了关于这个海洋文明的最新描述——《天下》杂志〈发现台湾〉特刊，以从未有过的独特视角，展示了这片婆娑之洋上被湮没的蔚蓝色。
看了这本特刊最后附的长长的参考书单，我便释然：只有心平气和以后，我们才会重新发现历史。
三、郑氏父子反反复复地缠进中国
十七世纪初，不论海盗郑芝龙还是荷兰人的到来有多么偶然，在那片洋面上，两个世纪前郑和开通的南洋航线已经繁忙起来，而"为了胡椒和灵魂"东来的西方炮舰也出现了，处于航海通道上的台湾，反正是要被某种文明格局拢过去的。问题就在于，当与贸易、竞争、征服相联系，以海洋势力为整合的时代和体系已经光顾这块化外之地，而中国的旧格局仍然会对它有巨大影响。严格的说，在安平时代之前，“台湾是一个空的社会”，所以，并非荷兰人"无意中把台湾拖离中国历史的轨道"，因为它并没有在中国历史的轨道上。
荷兰人和郑芝龙都是在明末大危机时，垂手得到台湾。由海盗和殖民者在一个"空的社会"创造的历史开端，虽然是全新的格局，但又几乎没有历史可言。荷兰东印度公司以公司企业体的方式统治台湾，一切为了用税收方式拿走利润（1650年纯利四十万荷币），这种殖民掠夺的管理方式，尽管是黄仁宇先生所说的用"数字管理"的先进格局（这是开出工业文明的基础），但在台湾却并未开出新文明。
君不见，当年荷兰人用西班牙文命名的好几座城，"名字大都不传"。西方人用殖民方式，能不能移植他们的文明，在印度是一种失败的例子，而在香港和新加坡则是成功的例子。至少，在这三个地方，他们不仅建立了公司管理体系，也建立了文官和法治制度，而历史给荷兰人的机会只有四十年，一切都来不及。
郑芝龙这样的乱世枭雄，可借台湾地理之便，趁大陆政权无暇东顾，而坐收通洋之利（黄宗曦说一年有好几千万），这自然是不懂海关税权的明政府拱手让给他的，但他除了当一个衣锦还乡的海盗，在家乡大兴土木之外，甚至不可能成为一个封建割据者。他对历史的唯一影响，是把在日本出生的儿子弄回来，让他接受中国正统教育，给了儿子一个永难泯灭的中原情结和大一统理想。因此，在我看来，安平前史虽给了台湾一个具有转口功能的商业化的基础，它却无法成为威尼斯。
更有意味的历史嬗变发生在郑成功身上。这位雄才大略的人物登上舞台的时候，正是中原易主，中国大结构发生破碎之际。以他从父亲那里接受下来的庞大势力，他对中国海上航线的绝对控制，他精通组织海上贸易（特刊关于"山五商"和"海五商"的描述令人叫绝），台湾当时极微妙的地缘政治状况（基本处于真空），以及他在战火纷飞的中国本土之外创立的东南繁荣，他是很可以真正把台湾纳入一个新的时代和体系，从此不走中国的老路。倘若说有封建的可能，则莫过于此时此人。这让我连想起八世纪西欧的查理曼大帝。
也许，今天人们都惋惜郑成功何苦要以一海岛独抗中原，白白将东南大好局面又缠进旧的历史格局中去。明季清初，皇帝都不想要台湾，后来只为灭郑氏而攻占它；明郑两世而斩，一如历史上许多短命小王朝，不成气候。如此等等，恐怕都怨不得哪个历史人物。毕竟，在十七世纪，虽然西方文明的突变已经做好了种种准备（那是几千年的一个漫长准备），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文明都根本没有觉察到世界将要进入新的格局的时候，在亚洲大陆和太平洋西岸，中国文明依然是那里的强势文明；以北京为中心的政治生态结构，也还远未衰落（不象西罗马灭亡后，地中海作为一种政治生态也不复存在了）；甚至，中国文明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对边陲还有很大的吸引力，从海上进入中国文明边陲的西方力量还较微弱。这都说明郑成功为何不把台湾拖出中国旧格局，而一心要去"复明"。"复明"作为一种政治理想，甚至到孙中山时代还存在。
历史的有趣就在于，郑成功这样一个中日混血儿，偏偏给台湾带去了中国的文化和制度，这一向被认为是他的历史功绩。若按照今天的看法，恰好是他把台湾"拖进"了已经注定要落伍的中国轨道，然而，这却是台湾得以摆脱蒙昧的第一步，毕竟，那时台湾将要进入的是农耕社会，而不是工商社会。
四、关于"华夷秩序"的颠倒和文明中心与边陲的易位
今天回首三百年历史，对东亚社会来说，其大势几乎就是一件事，即所谓"华夷秩序"的颠倒，以及连带发生的文明中心与边陲的易位。对前者，被颠倒的不仅是中国与西方的位置，也包括中日的位置，经过百多年的一再挫败，中国人基本认输，渐次坠入急功近利的"学习"和极度敏感的排外主义之中，内心却一直抱着"要把颠倒的秩序再颠倒过来"的强烈民族情绪。然而，对于中国文明内部中心与边陲的易位，至今没有多少人肯承认。以致近半个世纪来，中国大陆在经过了一段成为"世界强国"和"革命中心"的虚假历史，中心再度衰落以后，大一统结构又陷入分崩离析。
"华夷秩序"这个概念，本身就内含着中国人极为短浅的我族中心主义和文化优越感。不必追寻到太远古，至少，从所谓世界文明的"轴心时代"开始，基督教、儒家、佛教、伊斯兰教等几大文明，是并驾齐驱的几个不同体系，此间没有"我优你劣"的所谓秩序。我以为，正是中国传统当中蕴涵着将文明划为优劣的某种世界秩序，才从中国文明内部引出对于自己跌为弱势文明的强烈反映，即"发现台湾"特刊中所说的那种枢轴文化，对于接受外来事物有否定自己似的刻骨铭心的痛楚。不过，也有学者指出，象中国人在"五四"以后这样全盘否定自己传统的现象，也是世界罕见的。这当然也是因为对文明有优劣之分的观念所造成的，不为王侯，便为盗寇，当盗寇也是为了造反再当王侯。排外与崇洋、守旧与猎奇、优越感与自卑感、民族耻辱与民族虚无，这些两极化的思维，在成为衰势的中国文化中统一得极和谐。
特刊在描述台湾历史中所作的关于中西、中日两个层次的文化比较，综合了许多学者的洞见。也只有从台湾这样一个处于中西、中日冲撞地带的特殊文化位置上，才可能把以往大而化之的笼统比较，变成这种可以把握的具体而微的历史过程。
我想，把近百年中西文化冲突的研究，从聚焦于中心移向边陲，更重视承受外来文化冲激、濡染强烈得多的沿海地区，对中国的现代化研究恐怕更有实质意义。今天的"东亚文明"，其孕育过程就发生在这些曾经是古典世界的"乡村"和儒家文明的边陲文化区。事实上，成为西方前现代过程的封建化，也是从罗马世界的"乡村"——西欧孕育出来的。基督教文明往昔的枢轴，如希腊、罗马，也早就衰落了。解释现代欧洲的出现，有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解释罗马帝国与西欧封建制在文化上的断裂与连续，拉丁文、罗马法、基督教这三样东西，如何从一个帝国的结构中，存活到西欧那些小得多的政治单元中去的。我想，类似的文化变迁过程，同样发生在东亚地区，"天下"这期特刊，就提供了许多新鲜而有创见的解释。
例如，明清和德川幕府同样是闭关锁国，而后者的封建化与前者的高度中央集权，就导致了对世界大变局的不同适应；同治中兴与明治维新的比较，也凸显了彻底学习与皮毛改革两种应对文明挑战方式的本质差别——过去，人们一直只注意戊戌维新与明治维新的比较，其实，大陆称为"洋务运动"的同治中兴，才是决定中日易位的第一场较量，甲午海战就是这场较量的结局。中国因甲午大受刺激，从此跌入病态；戊戌变法的失败，又使政权中枢丧失改革的合法性，至此只剩革命一途。特刊关于"岩仓考察团"（清朝后来也有五大臣出洋考察）、"自助论"等的描述，都很有特色。这些，也都颇说明枢轴文化与边陲文化的差别。
当然，对东亚各民族来说，这种文化变迁要远为复杂。如何继承本传统和融合新传统，变成一个很难调适的文化奥秘。在中西比较这个层面上，仅仅从哲学上的理性主义（实证、精确、客观）和文化心态上的开放与否来解释，还是单一的视角。在两个源初价值不同的文明体系之间，仅仅以现代化为座标论成败，常常导致把结果当作原因的偏锋思维，我在《河殇》里就被这种很能引起内心冲动和灵感的思路所驾驭。近来我越来越觉得，恐怕在非功利、无座标、多层面、无价值判断的前提下，文化的比较才是可能和有意义的。毕竟，从今天的结局反推出来的答案，纵使正确也只是历史现象，无法套用于并非重复历史的今天。此外，文化的变迁，恰恰是各种非文化因素交互作用的未预期后果，实非人们可以事先预设和控制的。以西方文明发展的轨迹，来论证中国文明如何不是这个轨迹，等于论证梨树为什么不结苹果。我们作了太多这样的比较，并不能说明问题。
五、多元的历史来源：台湾之幸运与困境
今日台湾与东亚的繁荣，创造了西方以外唯一的现代化奇迹，也引出了不同与西方的后现代困境。这个问题，自然也有其历史原因。
〈发现台湾〉的材料组织，使人颇可见出这个岛国错综复杂的历史积淀。不过三百年，荷兰殖民、明郑割据、满清之初八十年封岛、清末中国最先进的现代化尝试、五十年日据，再加上四十年孤悬海外，真正纳入西方体系，台湾在不同时期，获得差异极大的文化资源，仿佛一颗树被嫁接了多次。毫无疑问，多元的历史来源，是塑造今日台湾的合理解释，只追寻儒家传统一个来源，显然不能立论。特别是日据时代给台湾打下的基础，特刊没有回避，作了客观的介绍，肯定这段历史的意义。从土地私有化、行政、法治、教育等制度性的建设，直到"一人扫五家"的民风的培养，都不是中国传统的制度和文化所能做到的。虽然是痛苦的殖民地遗产，但的确使台湾吸收了日本百多年向西方学来的精华，在不情愿之下获得了质变。
但同时，多元的历史来源，也埋下了台湾社会难以根治的内在分裂性。这主要是不同文化来源所造成的文化认同的分裂。台湾社会三百年，从未有过稳定的文化整合过程，"社会欠缺主导礼教的仕绅阶级"，也未能形成自己的精致文化（三百年大多是乱世）。事实上，台湾的文化人在不同时期一直扮演社会反叛角色，一路反清、反日、反国民党反下来，无法承担文化整合的使命。反之，一个文化上未整合的社会，只靠威权(满清的酷政、日本占领者、1949年后的戒严体制等)压服，更加深社会的内在分裂。或许，这也是边陲文化的某种性格?
总之，《天下》这期特刊所打开的台湾历史画卷，抹着一种海洋的蔚蓝色。它大概是中国文化的边缘色彩之一。中国或许还该有游牧文化的草绿色、高原文化的褐红色等等。可惜，他们还都被埋在那中原文化的土黄色底下。我想，文明由中心向边缘的转移，已是中国的大势。我已经不再把中国未来的期望，寄托给气数以尽的那个"中心"。虽然最近从北京还传出一群太子党人的颇类似当年满清昏君的声音，他们说，区区几个边缘海岛，能成什么大气候？他们实在没有那种眼光，可以看到，中国文明的新色彩，已经在边缘泛起。他们将会同大清一样，输给历史。
“1624歌仔音乐剧”，2024年在台南首演，展现四百年前，风起云涌，海盗、商人、台湾人，谁能在大时代中，做自己命运的主人？穿越四百年前壮阔史诗，重返十七世纪历史现场，见证台湾与世界相遇的起点”……而过去的历史，则只从王侯将相上找到这种轨迹，哪怕是在海洋上，从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两蒋父子，然后呢？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蔡英文吗？反正不必去管大陆那边的江胡习了，共产党除了飞机扰台，还能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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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摸著石头过海
邓小平有句名言"摸著石头过河"，是他的“改革开放”思路，我改一个字，用来归纳这三十年中国的一种例外，即它从封闭、落后，走向发达、富裕，却维持了一党专制，甚至可以说，中共创造了一种经济开放条件下的升级版的专制体制。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后来的冷战之后的一个例外，是一条跟俄国和东欧不同的道路，也是对欧美所提倡的民主体制的一种挑战。
邓小平并没有什么海洋意识，他最大的想象力是"开放沿海城市"，在1980年最开始还只敢开放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特区，党内保守集团陈云等人还反对他。邓小平这一步，跟一百四十年前清朝政府被英国军舰轰开广东的通商口岸相比，差得并不算太远。
邓小平提拔赵紫阳当总理，负责对外开放，而赵紫阳也不过是借鉴"亚洲四小龙"六、七十年代的现成经验，搞"来料加工"，他自己创造了一个说法，"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也就是原料、市场都是外国的，中国只出廉价劳动力，而这正是中国"经济奇迹"的诀窍，所以有人说，赵紫阳才是"改革总设计师"。
1984年邓小平胆子大了一点，他让谷牧一口气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不出五年发生了天安门屠杀，这个进程就停下来了，执行邓小平开放政策的赵紫阳下台，邓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面对"六四"和"六四"以后的苏联解体，用了八个字﹕"韬光养晦，绝不当头"，他向西方大开国门、大举引进外资，疯狂地把中国变成一座世界大工厂，所以我说他是"跳海"，接替赵紫阳的朱镕基，不惜一切代价加入WTO，又任凭"圈地"卖地、国企"断奶"私有化，都是为外资进入而"改善投资环境"；另一方面，是更彻底地抛弃"社会主义"，教育、医疗、住房三波"商品化"，国内老百姓称为"新三座大山"，最后落实到中国外汇储备达658亿（2005年），以及三十万个"身价千万的富豪"，只占总人口的0.023%。
另外还有一个可怕的代价，就是"世界工厂"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大垃圾场，百分之八十的江河湖泊断流枯竭，三分之一的国土被酸雨污染，四亿城市居民生活在重度污染的雾霾底下；中国出现一个"毛派"，喊出了抗战时期的一个口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邓小平"摸著石头过海"，最初想过代价问题吗？
到了这个时候，中国自然资源的枯竭，才变成它走向海洋、进军全球的需要。中国"廉价劳动力"优势，在国际分工上是"低技术"一端，此种经济体的科技发展、国家安全皆受制于人，因此中国要使用国家力量向高技术一端转移，不惜跟美国等发达国家发生冲突；其次，低技术又伴随高消耗，即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于是"中国崛起"的题中必有之义，就要问鼎这个行星的资源分配；第三点是中国过剩产能和资本的出路，产生"一带一路"战略，涵盖了60个国家、数万亿美元投资、44亿人，世界经济体量的40%，据说是世界史上最大的经济项目。
对中国新的全球战略"一带一路"，西方分析家蛮赞成"一路"而批评"一带"（海上丝绸之路），说中国计划在中亚地区开发一条通向欧洲和中东的新"丝绸之路"，可以替代过度依赖脆弱海上航线的"一带"——其实"一路"穿过社会秩序彻底瓦解的战乱中东，恐怕更"脆弱"。不过这是中国人的business，不管洋人痛痒；只是西方分析家看不懂，中南海在中亚怎么玩，都不会输掉什么。
中国是一个内陆型国家，华夏民族诞生在黄土高原，在第一个千年里，不知道海洋是什么；到唐朝中期才发生一个重大转变，即文明中心从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才开始面对太平洋，但是各朝代的中央政府，依旧恐惧海洋，一贯实行禁海政策。费正清写《剑桥中国近代史》提到，当海上已经出现了来自西方的坚船利炮以后，整个中国政府的注意力，财政、军备，重点还在对付西北──那时西北正在发生太平天国后期所引起的撚军和"回乱"。中国政府的主要力量还在西北，没有海军，也没有真正懂得海战的人。左宗棠率军征西，清朝政府都没有钱给他，他是靠中国买办去向西方人借银子。中国当时有内陆的麻烦和压力，一直没有处理好海上来的问题。
今天中国面临海洋，首先发生的是它与边陲的冲突，中国与新疆、西藏，有民族矛盾，也有统独矛盾，还有所谓"生存空间"、领土资源的矛盾。但是在中国与香港、台湾之间，只有严重的制度矛盾。只要中国不解决独裁制度问题，它跟这四个边陲地区的所有矛盾都无法解决。所以，习*近*平跟清朝一样，也面临着他的"回乱"——新疆的抗争和分离，这正是北京设计"新丝绸之路"的基本动机；而西藏、新疆两地，囊括中国四分之一领土、大部分矿产和战略资源。其实上疆藏问题，也就是内亚问题，都不是民族问题，而是汉族正统性的失败和地缘政治的紧张，但是北京至今不肯设计一个平等的联邦制方案。
"六四"合法性危机，使北京丧失了对边陲的凝聚力，也引发了"边陲对中心的恐惧症"。疆藏两地抵死（自焚、武力）抗争；香港人则从疆藏的今天，看到了他们的明天，惧怕有一天港澳"中国内地化"；香港的沦陷，又激出台湾抵制"服贸协议"的"太阳花"学运，让国民党丢了江山。继而，东南亚和环太平洋周边的国家，也感染了中国边陲的恐惧症——这恰是"中国崛起"的本质：中国不仅不会"分裂"，这个坏制度得势了还要开疆辟土，对外扩张，于是东海南海从此不靖。
毛泽东一生没有"统一"中国，此所以邓小平高度重视"回收香港"，并视其为一生最大满足，但他还是饮恨台湾。这渐渐惯出中共的一种"领袖情结"，谁上台都要以完成"统一大业"为最高业绩；又则，"统一大业"也是这个政权代价最便宜的合法性补充剂，因为被"民族主义"驯化的老百姓最吃这一套，马克思已经不灵光了。
以坏制度统合边疆、民族地区，是近年来中共的成功经验，因为它无须以老百姓感受为准，而是以试炼体制压制社会的"马基雅维利式"技术为准——今天我们看到，在其彻底控制下的新疆维族已近绝望，而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被拖成一盘死棋，藏族也看不到其他出路；香港人因特殊地缘而在无操作性的"独与不独"之间挣扎；北京唯有对鞭长莫及的台湾极尽讪笑。中国其实没有什么"海洋战略"，它只是搞定了四个边陲，心里说何不索性去南海撒泼？
《河殇》当年没说，黄河其实没有流到出海口，就干凅了。
历史学家余英时曾提出他的一个观察，认为中国的历史是从西北，从内陆亚细亚逐渐向海洋推移的一个过程。最初从汉代帝国唐代帝国所遇到的敌人，都是来自西北的，到唐以后，辽、金、元都是从东北西北，都是从不靠海的内陆开始，这是一个压力，是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压力，不断地把汉民族从黄河流域推到长江流域，从长江流域逐渐向海洋发展。余英时说这是一个从内陆来的政治压力，一个代表西北的文化。中国的发展是从西边向东边，然后从北边到南边，慢慢地越来越接近海洋，这种发展一直没中断，但是遭遇到西北力量的影响时就有转折。
他举例，第一个转折就是蒙古人的入侵。永乐的心里想的依然是蒙古人，明朝对大知识分子的侮辱不是中国的制度，自汉唐以来对宰相、三公九卿是非常尊重的，何以有后来这些严酷的制度，当然是从内陆民族带来的，最早是金人，后来是蒙古人，然后是明朝人继承下来。但到明朝，向海外发展已经很大了，永乐有郑和下西洋，西方人研究文艺覆兴的，研究航海历史的，都承认中国可以向西发展，它何以没发展？主要是政治原因，永乐的宫廷政治不允许这样的海外发展。由于满清王朝比后期的明代带着更浓厚的内陆取向，海洋中国的发展在十七、十八世纪受到了严重的政治阻扰。余英时总结：
“我觉得海洋和内陆的问题是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政治是被内陆所左右的，经济文化是慢慢向海洋发展的，所以政治与文化，经济与文化有一种冲突，不是合一的，甚至是背道而驰的。这个冲突可以说一直延续到今天，我甚至可以说包括共产党。它真正的基地是陕北，是在最贫穷的、也最能滋养原来内陆政治那一套的土地上发展起来的，在这种土地上发展的政权，有一种封闭性，就是关门主义，对外面是恐惧的，不放心的。历史有时是奇诡的。近三、四百年来，中国内陆取向的政权虽然千方百计阻挠海洋中国的成长，但传统的内陆文化，特别是家族组织和勤劳节俭的工作伦理，却是中国人海外发展的主要的精神凭借。脱离了内陆政治的羁绊，中国的传统文化反而能在新的经济领域中发挥得更为畅快。”
所以今天坐在中南海头把交椅上的是一个陕北娃子，你不应该看成是一个偶然。
七、造岛：内陆型思维来到海洋
南海唯一的诱惑是石油。八九年邓小平杀了人就说："必须把经济搞上去"，于是将中国转换成一座"世界工厂"，近二十多年"掠夺式"的耗竭型发展，搞得资源匮乏非常严重，必须到海外去抢了。一个海洋地质学家大声疾呼："邓小平的海洋政策就是把近海守住，韬光养晦，不与人争利。但现在不行了，中国的石油有一多半都从国外运来，贸易也要依靠外国市场，如果再不争取海上利益就会为人所制。"这是六四屠杀的逻辑后果。
可是南海既无岛屿，更无土地，如何说它"自古属我"？中国喜好搬出历史来证明领土归属，乃是一种标准的内陆性思维，因为华夏汉族两千年来，便是从北方干旱的黄河流域，渐次垦殖到潮湿的长江、岭南、云贵地区来的，这种文化是离了土地就心虚的，脚下无寸土甚至不敢强词夺理，哪里像横行大洋的海盗，抢到你家门口也理直气壮。
所以中国南海造岛，立马勾起我的一个回忆：当年在山东烟台，我坐上一条小船，划过蓬莱水城的拱门，一看到黄海就想：为什么岛国的倭寇可以渡海来打明朝，而中国人只能守在海边，连想都没想过要去日本看看究竟？为什么欧洲的海军炮舰可以全球游荡，而中国的戚继光只知道把长城修到海边来？
西方人分析，南海造岛是一个"维护国家面子、但缺乏战略逻辑作支撑"的政策，因为即使中国把整个南海变成它的内湖，也确保不了从太平洋一直通向印度洋、波斯湾的各条海上通道的安全，而投资研发新导弹对付美国航空母舰，对于解决中国的潜在安全难题作用不大，反而无端引发美国的对抗。
可是中国的想象力只有岛，只要在海上堆土，心里就踏实了。中国并没有从大陆运载沙土石料去填南海，而是跟德国合作建造了一艘大型自航绞吸挖泥船"天鲸"号，以"吹填法"，采用南沙礁盘周围大量的海砂造岛，但依然造价不菲，据《金融时报》报道，以永暑礁为例，工程总造价约为736亿元，连国人都惊呼：这哪是造岛，分明是造大陆。这造价是个什么概念？就算折价美元一百亿，恰是美国地产大亨川普的身价——这爷们只值南海一个人造岛。
南海危机，说到底就是海洋和内陆的问题。
八、“大一统”思维蔓延到海上
九十年代初，人们预测欧洲已经衰落，北美也要衰落，而东亚崛起，将是下个世纪高度发展的地区。1993年邓小平说了一句话"国际环境对我们有利"，指前苏联垮掉了，中国没有北方威胁，可以走向太平洋了，当时中国出现很多说法："太平洋时代"、"中华经济圈"、"天时地利对我们有利"、"走向大洋练兵"、组建远洋海军，向俄国买航空母舰，等等。
谁知中国面向海洋最先遇到的是"第一岛链"，其中台湾岛扼其咽喉；再往东又有第二岛链，从日本群岛向南链接印尼群岛，封住了关于太平洋的一切。我们不妨以此来解释近两个十年里在东亚和两岸发生的所有摩擦，诸如台海"导弹危机"、"钓鱼岛"纷争、东海防控识别区、美国"围堵战略"、中国反日狂潮等等。然而坏事变好事，这也给中共创造了一种极好的外部环境，它对此的投资极具"战略眼光"，将老百姓引向太平洋上最靠近的两个岛国，尽力酿造仇外情绪，驯化大众的狂热民族主义，恰好可以转移他们对内部腐败、专横、不人道的愤怒，因为一个没有声音的族群是深仇大恨的。这里还有一层历史铺垫：新中国对太平洋只有痛苦记忆，毛泽东1950年派兵攻打台湾而全军覆没；蒋介石从台湾派飞机深入大陆，据说是激怒毛泽东搞"大炼钢铁"要造航母的诱因。情绪化常常是历史的真正奥秘。
2023年夏天北京乱了营。外长防长皆失踪，经济熄火，青年失业严重，美中全面对决，北戴河元老们焦急万分，但是我看这些问题，都归结为一个问题：打不打台湾！习*近*平明白，拿不下台湾，他就歇菜；而外事口、军方衡度情势，断然没有决胜的把握，这军方，首先就是火箭军嘛，拿台湾，海军陆军都使不上。习性急也有道理，经济下行了，中国实力开始疲软，强国快成明日黄花，不只争朝夕就全黄了！然而这一切的前因后果，还得从邓小平说起，要说晚了一步，从他那会儿就稍迟了点。当代中国，一切都是弯道超车，你说打仗、征服、军事的事儿，也能弯道吗？火箭井盖打不开咋办？司令员为此自杀吗？核潜艇机械失灵、缺氧咋办？
虽然如同我在《海恸》的序言里说的，“共产党也终于读懂了西典，这回不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而是麦金德的《陆权论》和马汉的《海权论》，陆权与海权的对峙，令这个从黄土高原走出来的“小米加步枪”政权要造航空母舰了，此后经过二十年疯狂海军扩张，截至2022年共装备各类舰艇837艘，总排水量约265.36万吨，成为世界第二大海军，其中战斗舰艇493艘、航空母舰2艘（不含尚未服役的福建舰）、驱逐舰43艘、护卫舰93艘、导弹艇81艘、两栖舰艇169艘、常规动力潜艇61艘、核潜艇18艘，大量水面舰艇如同“下饺子”一般驶入太平洋，这就像“大炼钢铁”那会儿一样……。
时下，只有美国总统川普拍胸脯、咬牙印：我能吓阻习*近*平攻台！
两千三百万台湾人就只能成他手中的赌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