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欺负链接构的形成
明帝国于朱元璋和朱棣在位期间着力推动认信国家建构，以求确立尊卑分明的社会政治秩序。可是巩固中央集权体系的过程中，官僚知识阶层和军事贵族遭到大规模整肃，长远地损害明帝国的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朝廷在立国初年设有负责统管官僚、起草政策的中书省，以及统管全国军政的大都督府。不过朱元璋在一三八○年肃清胡惟庸后，随即废除中书省和大都督府，把六部官僚和五军都督府将士都交由皇帝直接统领。朱元璋亦把军权分为由兵部掌握的调兵权，以及划归五军都督府的统兵权。明帝国君主自此获得不受制衡的绝对权力，却也必须亲自处理各种琐细事务。当朱元璋或朱棣这两位充满魄力的君主逝世后，其资质普通的继承人却无法以一己之力运筹帷幄，国家评估时势、拟定政策的能力遂大不如前。
朱元璋有着近乎偏执的秩序情结：他期望能确立长幼尊卑等级分明的社会政治秩序，并主张通过身份世袭达成社会分工，从而限制市场货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回归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理想。这种对自给自足的执著，亦出现在军事补给制度上。从军户征召到卫所驻守的男丁，实际上只有两至三成的人力是负责防卫的战士，其他人会分配到田地负责种植军粮：也就是说卫所既是负责防卫的军事单位，也同时是供应军粮的生产单位。明帝国期望透过动员士兵屯田令卫所自给自足，从而解决军需补给的问题。可是此制度却于一个世纪内急速崩坏，大批负责屯田的军户逃籍成为自耕农，到朱瞻基在位时大部分卫所都无法按制度设计自给自足。
到朱祁镇在位时，朝廷为弥补卫所在军需上的缺口，开始让州县的地方行政机关代理卫所事务：可是这种以民政辅助军需的做法，却令军事补给变得琐碎而难以统筹。地方官员为应付这种繁琐的新任务，只得偏离帝国体系讲求自给自足的精神，借用市场货币经济的力量促进跨地区的物流。官府按照开中法的规定，招募在地商人替当地的卫所采购物资、或是委托他们把补给品送到指定地方，并以盐引作为报酬。之后商人可以凭盐引到官营盐场取得官盐，带到市场中贩卖获利。虽然起初朝廷严厉禁止商人贩售盐引，可是商人还是把盐引当成通货用的有价证券，其后朝廷也得顺应市场大势，把盐引当成国家货币政策之一环。
图8.1明帝国创立时的朝廷体系
明帝国的制度设计，追求的是尊卑秩序分明、农村自给自足的静态秩序。这种紧缩政策令东亚大陆迅速恢复社会秩序，从而撑过十四世纪气候变迁带来的冲击：可是农业生产随即因为社会稳定而出现剩余，令市场货币经济的复兴成为超乎预期且不可逆转的趋势。农村社会在十五世纪已经无法维持自给自足，令跨地域的贸易重新成为国家经济的常态，而朝廷亦须改以货币为征税的手段。当白银于十六世纪从日本的石见银山、以及西欧国家在美洲的殖民地源源不绝地流入，明帝国也随着市场货币经济的扩展，成为东亚和东南亚海洋贸易圈不可割裂的一员。卫所制度的崩坏以及盐引制度出乎意料的发展，都说明朱元璋于开国初期制定的典章制度，因为无视蒙古和平以来社会经济的根本变化，从而无法应付在明帝国稳定局面后，社会经济体系依照固有轨迹而不断加速的演变。明帝国的管治之所以未彻底崩溃，是因为朝廷和官僚知识阶层把制度的漏洞，以灵活的方式透过在朝廷、市场和地方社会的各种非正式体系加以弥补，从而达成各种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目标，令明帝国初期构思的社会政治秩序得以落实。
图8.2胡惟庸案后的朝廷体系
朝廷在朱元璋的大肃清过后，缺乏统筹的能量，使其难以应对十四世纪末以来的社会演变。可是明帝国君主无法信任官僚知识阶层和军事贵族，而朱棣作为夺位的藩王，自然亦不会将盼望寄托在皇族之上。如此皇权只能倚靠宦官在内廷的平行科层体系，局部恢复统筹政策的能量。
随着官僚知识阶层被大规模清洗，素来痛恨宦官干政的朱元璋，亦只得放手让宦官处理行政事务。当时宦官尚未建立自己的势力，而他们之所以净身入宫，也是因为出身寒微、难觅生理之故：当时他们能够凭借的，就只有皇权的力量。相对于门生众多的官僚知识阶层、或是与地方利益盘根错节的军事贵族，宦官还是能令皇权比较放心。朱元璋在一三八四年设立司礼监，让其掌印太监连同属下的秉笔太监审议官僚上奏的文书，甚至容许他们代表皇帝批核部分公文；而皇帝向六部以及地方官府发出的文书，都会交由司礼监统一对外发放。除此之外司礼监亦设有专用的档案室，以及用来培训宦官的学校。司礼监的权责其后逐渐膨胀，在皇权的授意下接管昔日中书省的统筹角色，甚至于一四二○年开始掌管名为东缉事厂（简称东厂）的特务机关。
而在中书省被裁撤后，朱元璋亦开始委任官僚担任翰林院大学士，让他们在不掌实权的情况下协助行政。其后登上帝位的朱棣，则在亲征内亚时让太子朱高炽在大学士的协助下暂掌国事。朱高炽在一四二四年接掌政权后，将昔日辅政的大学士团队改组成内阁，并让率领内阁的首辅统筹政务。不过在正式的权力架构上，内阁成员只是皇帝的私人幕僚，并没有接收和发放官方文书的权力。首辅若然要顺利执行职务，就必须与司礼监的掌印太监合作，共同审议上奏文书、协助皇帝草拟政策。这样明帝国首辅的权力基础，远比之前东亚大陆诸帝国的宰相来得薄弱。内阁与司礼监这两个非正式体系互相制衡，令皇权能够一边藉官僚体系提升国家能力，一边为其权力设下紧箍咒。
这种双头马车的制度安排，亦被应用在明帝国的军政管理之上。皇帝不时会委任宦官担任左、中、右、前、后军的都督，又会派镇守太监到部队监督将领、传递军令，有时甚至向他们授予带兵的权力。而宦官监督军队，亦逐渐由权宜之计转型为明帝国军事制度的常态。除此以外，宦官亦负责指挥皇帝直属的禁军、以及北京一带的卫戍部队。负责制造和操作火器的神机营，亦同样交由宦官负责统领。皇帝亦会派遣宦官到帝国各地征收税项，采收整修宫殿所需的建筑材料，并让他们在林产、矿业和造盐等专营业务上赚取利润。
图8.3明帝国的双头马车体系
“阳奉阴违”作为一种制度
作为明帝国管治基础的户籍制度和里甲制度，随着市场货币经济的扩张，而逐渐失去原有的效能。随着经济于局势稳定后恢复增长，社会也有愈来愈多人能够累积财富。他们开始并购土地，使土地买卖日趋频繁。在和平时期增长的人口，亦开始透过跨地域经济网络寻找机会，绕过户籍制度的规范迁往异地谋生。如此黄册和鱼鳞图册上刊载的资料，亦于其后两个世纪逐渐与现实脱节。结果地方官负责管治的地域，出现大量没有人丁的户口、没有户籍的人口、以及没有地主的土地，令税项的征收成为日趋困难的任务。
虽然理论上地方州、县每十年就要清查户口，而朝廷亦会定期动员太学生和监生复核资料，可是制度的设计并未预期人口和地权的大规模流动。清查和复核户籍资料、并将其妥善存档，本身亦需要耗费大量的资源。随着户籍的变动日趋复杂，官僚体系的相关资源变得捉襟见肘：他们往往需要改用劣质纸张存档，资料缺损的状况亦因此变得更加严重；中央朝廷亦缺乏大规模复核户籍的人力资源：由于官僚知识阶层的子弟偏好参加正式的科举考试，北京的太学和南京的国子监长期招生不足，而朝廷却不愿为复核户籍额外招募人员。
地方官僚亦欠缺搜集准确资料的动机：他们往往为了夸扬其“政绩”，虚报户口和人口上的增长。可是与此同时，朝廷又会根据户籍资料而决定地方上缴的税项：地方官僚为免损害地方财政，亦设法“控制”户口和人口的增长。如此户籍统计资料的变动，反映的只是地方官在邀功和避税之间的取舍，而非地方人口实质上的改变。明帝国的地方官到十六世纪，甚至跳过清查户口的程序，干脆把十年前的旧纪录照抄一次滥竽充数。此时地方官府的主要经费来源，主要是各种地方规费以至是贿赂，而地方官僚则从中抽成赚取收入：如此扣取俸禄的罚则，就无法阻吓地方官僚虚报户籍的歪风。
除此以外，地方民众会为逃避徭役而虚报资料，以官僚知识阶层为主的地主亦会为避税而隐瞒土地买卖，并以交情和贿赂换取地方官僚的配合。部分地方州、县更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方式编纂“阴阳户籍”，在辖区内根据比较准确的“实征文册”向民众征税，却向朝廷上报过时或虚假的户籍资料，从而把税赋的差额留在地方。随着户籍制度受到扭曲，赋役不均的情况此后日益恶化，迫使无法负担的民众成为逃户，酿成恶性循环。
户籍制度崩坏，说明朱元璋制定的“祖制”未能适应市场货币经济发展的现实。明帝国为避免皇权受到挑战，设立双头马车互相制衡的制度，而这种架床叠屋的体制既欠缺效率，亦容易令政策自相矛盾。可是随之而来的政策漏洞，却令民众、地方官僚和朝廷能够在不违反僵硬祖制的情况下，找到适应现实的空间。他们顺从自相矛盾的帝国体制，一方面尊崇帝国所奠定的正统规范、一方面利用规则的漏洞把个人利益极大化，又以前者作为后者的道德证成：这种透过“阳奉阴违”应付日常政治的做法，被汉学家宋怡明（Michael Sznoyi）称为“接受统治的艺术”（The Art of Being Governed）。
比如明帝国的军户制度，本来规定每户都要派遣一名男丁参军：此后即使该户因生养众多而开枝散叶，在制度上亦必须被编为同一户口，这样倘若参军的男丁身后没有儿子继承、或是逃亡成为流户，那么这个户口必须差派另一位男丁补充配额。在明帝国创立的初期，大部分民众都会把兵役视为苦差，因此被编入军户的民众都会设法平衡家族成员之间的负担。部分军户会把派遣男丁的重任，由其中一位兄弟的后代独力承担，而其他家族成员则给予经济上的补偿。另一些军户则会让不同兄弟的后代，轮流派出服役的男丁。经济状况较好的军户，则会让家族成员募集资金，在外边聘雇顶替服役的人员。
那些服役的男丁，通常都会被派到远离本乡的卫所，并融入为当地社会的一部分。而在十五世纪，当局开始容许甚至鼓励服役者携带妻眷前往屯驻地，令更多服役者决定在新的环境落叶生根。如前所述，大部分服兵役的男丁都不是前线作战人员，而是负责屯田种植军粮的农民。这些役男在当地社会的角色，亦与在地的自耕农愈来愈相似：只是他们仍然是军户的一员，又与本乡维持若干联系。如此他们纵使过着与自耕农无异的生活，亦可适用于朝廷昔日为减少逃役，而对军户实施的优惠措施。他们可以凭军户身份获得税务减免，亦能顶耕逃役者所遗留下来的土地：他们甚至可以让同户的亲属，前往屯驻地“领取”逃役者的土地。其后朝廷亦于卫所设立卫学让役男子弟入读，使他们能够成为有资格参加科举的生员：役男在本乡的同户亲属，亦同样可以取得入学资格。这样在本乡的军户子弟，就能够在当地的府、州、县学以外，获得参加科举考试的额外途径。
卫所与当地社会的分界，随着时间的发展逐渐变得模糊，役男垦殖的屯田亦与一般的私有地难以分辨。过往军户从朝廷获得的各种优惠，亦逐渐从对服役的补偿，转化为世代相传的特权。在本乡的军户成员过往亟力逃避兵役，如今却千方百计证明自己的军籍身份，甚至不惜为此对簿公堂。
那些位于东南沿海的卫所，甚至会以亦兵亦贼的方式追求利益极大化。随着明帝国市场货币经济的扩展，民众对海外物产的需求与日俱增：像胡椒和苏木这类的物产已是民间日常，富裕的官僚知识阶层则渴求海外出产的奢侈品，比如生产家具用的红木、或海参这样的上等食材。国家垄断的朝贡贸易无法应付社会需求，使东亚大陆沿海的走私贸易日趋猖獗。日本的石见银山于一五二六年开始运作后，以江南的生丝换取日本的白银，就成为利润最为丰厚的交易：可是日本在一四六七年的应仁之乱过后，国内就陷入群雄竞逐的局面，其后明帝国和日本之间的朝贡贸易更因细川氏和大内氏一五二三年于宁波的冲突而停摆。于是从事明日贸易的海商就与葡萄牙人联手，把日本浪人、沿海流民、以至来自各地的海员吸纳到自己的武装商队，保护他们盆丰钵满的生意。这些被称为“倭寇”的武装商队偶尔会劫掠东亚大陆沿海，造成治安上的隐患。
防御“倭寇”本为沿海卫所的职责，可是部分役男却开着军方的船只加入“倭寇”，成为其中的一分子。另一些比较“守法”的役男，则会设法刺探和贩卖情报，又透过选择性执法打击竞争对手。有些役男则会向本乡的亲属通风报信，协助他们在走私贸易中获利。这些役男之所以“资敌”，除了个人利益的元素，亦涉及当地社会施加的压力。沿海民众虽不欲治安恶化，却大多想在走私贸易中分一杯羹。走私贸易不止是沿海社区的重要收入来源，也是官僚知识阶层的利益所在，令地方官往往抱有姑息纵容的心态。官兵、盗贼和海商之间的界线，因为上述各种利害关系变得模糊不清：役男在上一刻可以是清剿“倭寇”的官兵，转过头来却变成参与走私劫掠的“倭寇”。
朝廷解决沿海治安问题的方法，亦同样运用了兵贼之间的模糊地带：他们在一五五六年开始与部分“倭寇”谈判，把他们收编为明帝国的水师，并容许投诚者的船队从事沿海贸易。奉命追剿“倭寇”的大将戚继光，则对这些船只进行登记，并从中征收海战所需的战舰；而俞大猷更“招安”曾与“倭寇”合作的葡萄牙人，联合葡萄牙军人击溃“倭寇”在广东的残余势力。其后朝廷于一五六七年，将“倭寇”昔日的大本营月港开放为对外通商的口岸，让泉州和漳州的“倭寇”和走私商人参与民营的东南亚贸易，只是仍然禁止民众到日本经商。由于这些旧“倭寇”与在东南亚经商的离散族群有同乡之谊，他们迅速崛起成为东南亚海域的重要经济力量。海商既能从合法海洋贸易赚取厚利，也就失去经营武装船队的动机，沿海治安的问题亦于一五七○年代获得改善。
“倭寇”问题的源起，在于沿海民众、役男、海商、地方官府和官僚知识阶层的“阳奉阴违”；朝廷在镇压“倭寇”时，透过“阳奉阴违”的方式把“贼”招安为兵；最终朝廷为解决“倭寇”问题，决定对朱元璋的海洋政策“阳奉阴违”，让泉州和漳州的民间海商打破国家对海洋贸易的垄断。在此以后，海商继续对朝廷的禁令“阳奉阴违”，在东南亚的第三地向日本商人出售江南生丝，换取支撑明帝国经济持续发展的白银。“阳奉阴违”在明帝国已经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d），上至皇帝、中及地方官府和官僚知识阶层、下到平民，为着各种公益和私利“阳奉阴违”地遵从／违反／诠释各种帝国固有的制度，阴差阳错地推动明帝国在十五、十六世纪的变革。
作者出生于香港，曾为兼职舞文弄墨的专业人士，讨厌工作。后因庚子政变流亡海外，惟因祸得福，自此以读书写作为业。现为台湾国民，寓居近畿江边。
身为本土派，却厌恶自己族群的劣根性，奉公义怜悯等普遍价值为立国之本。年逾四十，仍然相信社会主义，却无法忍受先锋党主义的傲慢，嫌弃唯物主义藐视人性的精神面向。笃信基督、尊敬佛祖、仰慕民间信仰的朴素情怀，惟独抗拒尼采的狂粉。对灵性有所追求，却不愿恪守教条清规，坚信忠诚与放荡能够并存。自相矛盾的存有，就如人类社会的本质那般。
著有《城邦旧事：十二本书看香港本土史》、《香港，郁躁的家邦：本土观点的香港源流史》、《思索家邦：中国殖民主义狂潮下的香港》与《未竟的快乐时代：香港民主回归世代精神史》。研究兴趣包括东亚沿海国家的本土史、东亚沿海世界与东亚大陆帝国之角力，以及东亚模式近代化与自由民主的互动。
书名：《酱缸里的欺负链：东亚大陆帝国意识形态的起源【上古到近世】》
作者：徐承恩
出版社：左岸
出版时间：2025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