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七日那天晚，忽闻傅国涌去世。我十分惊愕。因为那几天我们还在手机上正常交流（谈1945年六参政员访延安事的内情）。而他年轻，根本不在终极关怀的议程内……。但是，接二连三的信息，使我沉思下来。想到两位在这个非凡时代留下不凡事迹的青年朋友的生命轨迹——和我有过难忘交集的刘晓波和傅国涌。他们的忌日很近：七月七、七月十三。而且，他们的寿命也很近：刘62岁、傅58岁。都是人生顶峰的盛年。

和傅国涌交往源于2001年出版他（和樊百华等）著的《脊梁》，一本评述中国三代知识分子的论集。他在书中描述三代：五四时出生的老年、1950年前后出生的中年、和八九一代青年。他开出五四人物的年龄名单：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李大钊、刘半农、傅斯年……说“开天辟地”的新文化运动，只有这些二、三十岁的一代年轻人改变了中国历史，现在21世纪来临，有三代知识分子并出，我们将从黑暗和恐惧中解放出来。

【温柔内敛的散文作家

这是二十五年前，33岁的傅国涌写下的预言。中国知识界状况应该怎样评价？恐怕远远比回忆一个人的生平困难。不过，我们至少可以指出在中生代活跃的刘晓波和傅国涌两位。中年早逝的晓波，搏风打浪的贡献和付出的代价，无与伦比，获得国际性的支持和包括诺贝尔和平奖的荣誉。最后，死于官方残酷的迫害。他对我说“三百年殖民地”的话，只是一个小插曲。他为开放杂志撰稿99篇，充满了更多对中共极权专制的批判。

经过六四学运洗礼的傅国涌，则是从青年走向中年，完成他不同于晓波的另一种选择。没有投身民运，成为一位研究文史的作家，和那批我称为“1953世代”的风流群体抬杠，挣得他独特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这个时段大约是新世纪的四分之一。显赫人物从习*近*平（1953）到张艺谋（1950），他们囊括了权力到权利，拥有巨大的国家资源，笼络一批又一批的精英、痞子和投机者。

傅国涌上阵后，在《随笔》《书屋》《读书》等报刊上发表的大量随笔、杂文，“和体制一丁点关系也没有”，以一个历史寻梦者的情思和读者产生共鸣，选题和材料完全来自史料。他的新书不时送给我们编辑部，记得他2005出版的《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也正是我们杂志感到兴趣的话题……他告诉我：他现在很忙，好些报刊约他写专栏，他不敢接。

福建给他出“傅国涌历史随笔”。我读了前三辑，从梁启超到叶公超，全部是非凡人物；1949年私人记录十四人，则是从一些文化名人的日记、书信等未公开的材料中挖掘出的个人对大变动时代的“体温、脉搏，泪与笑”，他说，一个时代的历史，只有官史的国家化记忆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傅国涌被认为是一位温和而藏锋的历史写作者、在废墟中寻求真相的人……

傅国涌希盼以悲悯的文史风格，点起黑暗中一烛光，因为他在大陆一无所有。有些敏感的议题可以另谋出路。他从2002年起和刘晓波、谢泳一道为《开放杂志》撰稿，到2014年共计125篇，和海外作者同步同轨。例如2006年11月他以〈窑洞皇帝，梦想成真〉为题，不掩毛泽东和丁玲1937年在延安胡说“偏安小朝廷”的丑闻。这显然是大陆编辑不敢发的稿。

【脱俗平实著《金庸传》

傅国涌的写作，《金庸传》最为成功。被视为品质优良的作品。金庸（1924-2018）在香港是一个神话，一个偶像，一个文化标志——罗孚说，“香港没有什么，除了金庸，只有平庸，金庸不庸。”他几乎是现代中国的一块记忆板：从左到右、反共到亲共……无往不在，深爱香港又助共谋港。他说：“我一生经历极复杂、做过活动很多、兴趣非常广泛，我不相信有人能充分了解我而写一部有趣而真实的传记。”

没错，作家名人，写金庸者，不计其数。但不是拜倒，就是炒作。我以牧夫笔名1988年写过一篇〈渣甸山的黄昏：查良镛的权力、事业和家庭〉，人微言轻。有女作家来问：牧夫是谁呀，没有人能够这样到位写金庸啊。国涌在金庸传后记中，引用了这篇文章的话：“金庸在修齐治平的士大夫传统中，不断寻求内心的平衡，仍难免常见的弱点，不能自持……”。

他写金庸，收集大量有关金庸的资料。别无佳途。遵傅斯年所说“史学即史料学”，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傅国涌没有见过金庸，也不想和金庸联络，征求意见，甚至书出版也不送传主，他极力回避金庸的任何影响，他要独立地客观地完成他“透过金庸的命运遭遇中，写出一个时代的起起落落、波诡云谲。”尊荣的传主，对傅国涌的初版很不满意，指作者从来没有访问过他，连篇谎话、闭门造车。

书卖了十年后，国涌出了一个修订版，删改十多万字，但依然不改初衷，评金庸的“三张脸”：文人、商人、大中国主义。他分析金庸小说在香港畅销不衰，是因为激烈竞争的商业社会，需要趣味和娱乐，金庸多次说过，他的小说不是文学，是无害的娱乐品。小说勾画了千百个不同人物，供读者感叹、消遣、娱乐。1980年代进入大陆，也是一样，1949年以来，除了党的宣传品，没有独立文学，通俗文学也没有，金庸武侠填补了广大空间。

【写出金庸政论的大中国主义

金庸创办的《明报》已经成为报业翘首，他一手写武侠、一手写社评，达到“文人论政”的高峰，几任港督是他的社评读者，“我与麦理浩、尤德、卫奕信交情都不错，朋友式的。”文革的反对派、到九七大潮的“既得利益建制派”，学生不满他偏帮北京而烧《明报》，他无动于衷。傅国涌说，“他的政治现实主义使他在京港台之间游刃有余。”“他身上的大中国情结已深入骨髓。”查良镛已经将他的大侠精神，如《鹿鼎记》一样回归忠君爱国，他笔下的康熙皇帝寄托他的政治理想。而在实际层面，金庸早已有所为有所不为：

早在1960年，中缅边境谈判，金庸社评就是一副中国立场。1962年中国和印度发生边境武装冲突，美国务院声明谴责中国对印度的侵略行为，金庸社评指“美国声明，是非颠倒”；钓鱼岛事件，他的中国立场极为清楚，发表〈中国应即派兵上钓鱼岛〉等系列社评，“传达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两岸问题，社评主张统一，反对台独，不消说。1964年1月法国和中国建交，到2月中尚未与台湾断交，金庸竟为北京外交部着急，连发三篇社评攻击法国“正式搞‘两个中国’的阴谋”（此事令人想起金庸1950年上北京向乔冠华求职外交部被拒的事。传中有详录。）1979年，金庸又为遭到全球（除朝鲜外）谴责的邓小平讨伐越南之战叫好。

中苏关系，则可以看到金庸除“大中国边界”外，其他种种两国交恶的深入分析，可能一生也未入门。例如1969年的珍宝岛之战，其社评只是称赞“中共以强硬态度对付北方之熊，是好汉子的行径。”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的社评，金庸竟说，毛有大功劳：领导中国“坚强不屈地抗御苏联对中国的侵犯。自从开始对苏联斗争以来，他这坚决反苏的立场始终没有丝毫动摇。”——反苏问题，在中国叫做“反修”。涉及文革浩劫，是中共中央正式“彻底否定”、至今又羞于启齿的大是非议题。金庸的民族主义、大中国主义与冷战有关，影响华人亦大。国涌只是点到为止。

【金庸现象之谜

傅国涌费多年之功，写成这本力压群英的传记，再现金庸非凡的一生和他经历的动荡时代。他打破仰视明星的流行角度，平实的描述了金庸的成功和有争议的方方面面。这是一本“金庸正传”，视野超越金学家和武侠迷。金庸2005年1月接受访问，谈到他一生的成就，影响最大的是武侠小说，官方告诉他2004年的销售量，超过三亿册。而民调的二十世纪“文化偶像”，鲁迅第一，他第二。他希望“金庸热”会永远继续下去。……这次发表在文汇报的访问，已过去了二十年。金庸也于2018年去世。他风调雨顺地活了96岁，不愧为一个杰出的世纪人物。

但是从历史的角度，可以看到金庸留下一个并非私人的问题——那就是他的武侠小说何以会在中国这个多灾多难的环境，变成连串的文字狂魔，拥有神奇的吸引力？有人质疑，金庸是一位世俗的文人，何来如此深奥繁复的武功想像力，如为“侠之大者”郭靖设计神功绝技近百套？而兵器只有弓剑四种！描写活灵活现，出神入化，迷倒众生。

回忆金庸武侠小说的创作期在1955—1972，而盛行于七、八十年代。那正是中共意识形态无远弗届，洗脑无孔不入的时期……这些巨大的时代、国家背景，又怎样和金庸及其信众产生痴迷的链接？造成不容否认的历史现象。

一个多么不可思议的民族啊。就像金庸1972年写他终卷之作、韦小宝在康熙御准下带着七个老婆去隐居时——恰好周恩来正在北京动员80万人为尼克森总统观赏长城彻夜扫雪。北京香港，朝野万里，神韵茫茫。

我们也许只能视傅国涌的《金庸传》为一块砖头，砸向一条受阻的河流，以待后人继续涌进。

2025-7-25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