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外的造反派：汉族青年眼中的内蒙古文革与民族屠杀
A Chinese Rebel beyond the Great Wall: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Ethnic Pogrom in Inner Mongolia
作者：程铁军,乌．额．宝力格,马克．塞尔登
原文作者： TJ Cheng、, Uradyn E. Bulag, Mark Selden
译者：程铁军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25/08/06
ISBN：9786267509555
丛书系列：中国观察
内容简介
一场“种族灭绝”╳“政治灭绝”的时代悲剧
名义上“自治”却无法“自治”的内蒙古自治区
★文革阶级斗争／民族斗争──清洗蒙古人政治精英
★定居者殖民主义──“洗人口”降低蒙古人比例
★“中华民族共同体”神话──任何自主意图都会被视为“分裂国家”
在中国大跃进期间，数十万名内地饥荒难民涌入内蒙古，本书的主角程铁军，也在1959年随父亲来到内蒙古。1966年中国陷入文化大革命，正值大学生年纪的程铁军也加入翻腾全中国政局的阶级斗争热潮，成为“造反派”红卫兵的一员。本书以程铁军身为红卫兵的亲身回忆为基础，配合宝力格及塞尔登两位学者的研究，指出内蒙古所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不仅仅是全中国十年浩劫的一部分，更存在中共摧毁蒙古人自治能力、清洗蒙古人政治精英，迫使蒙古人永远效忠国家的意图。此外，本书提出的蒙古人例证，也可作为当代中国对待维吾尔人、西藏人，甚至香港人等民族（群体）的参考，了解中国为求巩固政治稳定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神话，是如何将国家机器伸入边疆地区。
阶级斗争还是民族赋权？文革期间伤亡惨重的蒙古族人
根据官方统计与众多学者研究，文革共造成1.6万到30万不等的蒙古族死亡，当时蒙古族的人口约莫有120万，也就是说每千位蒙古族，就有13到250人死于文革，这比例明显高于官方提出的全中国平均数字每千人有10人死亡。中共官方至今不仅没有表达任何明确的歉意，也始终将这场“革命”定性为“阶级斗争”，而漠视蒙古族争取政治自决与文化自决的可能。
从“种族灭绝”到“政治灭绝”的理解框架
本书认为，文革时期内蒙古发生的针对蒙古族的大规模迫害与屠杀，虽然带有明显民族性质，但不宜简单归类为“种族灭绝”。本书提出“政治灭绝”一词，强调这场暴力的真正目的是摧毁蒙古族的政治自主性与组织力量，而非消灭整个族群本身。
放任汉族“洗人口”与定居者殖民主义
透过检视历史脉络，本书指出文革中针对蒙古族的压迫延续了中国自清末以来的“定居者殖民主义”逻辑。汉族在内蒙古逐步获得的地位与特权，让他们得以施展国家机器迫害少数民族。据资料统计，蒙古族的人口占比从1800年的近50%，一路下降到2022年的18%，汉族则占到79%。“内蒙古自治区”已成为蒙古族名义上“自治”，却无法“自治”的民族自治区。
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西藏、内蒙古到新疆不断编织的神话
本书指出，自2017年以来中国在新疆推行的高压政策，以及2020年开始内蒙古中止蒙古语教育，都是官方数十年来持续不断控制、同化、甚至消灭少数民族自我认同的举措。少数民族不再是享有领土、政治、文化、语言等宪法赋权的“民族”，而是变为须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族群”。因此，《长城外的造反》探讨的内蒙古经验，不仅是文革问题，不仅是历史问题，更与今日中国的民族政策及国际人权议题密切相关。
共同推荐
王力雄｜作家，《我的西域，你的东土》作者
吴介民｜中央研究院社会学所特聘研究员
柯志明｜中央研究院院士
唯色｜作家，《杀劫》作者
刘燕子｜作家、博士（学术）、译有杨海英《没有墓碑的草原》
濮德培｜耶鲁大学中国史教授，《中国西征》作者
（依姓名笔划排列）
▸本书描绘了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于内蒙古进行的民族屠杀历史，一场夺去逾万蒙古族生命的系统性清洗，受害者多为共产党内的蒙古族干部与积极分子。作者程铁军以自身的造反派经历为起点，结合宝力格与塞尔登的学术研究，三人携手完成这部震撼人心之作。这场由中共中央高层主导的国家暴力，透过党内派系斗争与忠诚竞逐，最终转化为针对蒙古族的残酷镇压与屠杀。作为中共对抗苏联与蒙古“修正主义”与“帝国主义”的边疆前哨，内蒙古成为这场血腥斗争的理想实验场。若欲洞悉中国国家暴力的结构与逻辑，本书绝对是必读之作。──吴介民，中央研究院社会学所特聘研究员
▸身为研究西藏文革与国家暴力的写作者，我深知这本书的重要性。《长城外的造反派》细致重建了内蒙古文革的真实图景，揭示汉人造反派与国家权力共同参与、主导的民族迫害机制。这不仅是对内蒙古文革暴力的真实见证，也深刻印证了同一暴力机制在西藏各地的运作，以及所造成的深远创伤。──茨仁唯色，作家，《杀劫》作者
▸中共在建党初期，强调以自治自决和联邦制解决境内民族问题。然而在掌握政权后翻脸，莫须有“新内人党”的罪名，针对民族区域自治内的蒙古人，进行了一场政治民族大杀戮。今天，中国治理边疆的模式以及所有的民族中华化问题，都可以从本书内寻根溯源。三位作者分别从汉人造反派、亲历者与见证者、社会人类学与历史学的角度，从定居者殖民主义，少数民族和政治灭绝，从边疆视角重新审视文化大革命。──刘燕子，作家、博士(学术)，译有杨海英《没有墓碑的草原》
▸本书是共产国家暴力面对蒙古族，令人震惊、撕心裂肺的亲眼见证。书中描述让人难以忘怀，也与当今现实密切相关。──濮德培（Peter C. Perdue），耶鲁大学中国史教授，《中国西征》作者
▸虽然愈来愈多学者开始探讨中国在民族政策中涉及的殖民主义问题，但能达到如此细致与深入分析层次的研究极为罕见。凭借其学术深度与作者论证和研究的缜密，《长城外的造反派》在多方面都具有开创性。──巴奈特（Robert Barnett），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级研究员
▸内蒙古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中最极端的残暴行为，但作者不仅仅讲述这些可怕的事件，更进一步指出这些暴行的目的在于实施一场“政治灭绝”。这是一次令人警醒且时机恰当的提醒。──阿特伍德（Christopher Pratt Atwood），宾州大学东亚与文明系系主任
作者简介
程铁军
澳门大学社会系荣休教授。1943年生，原籍中国河北饶阳县，1959年随父亲移居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念中学，亲身参与且见证了内蒙古在文革时期的惨状，以及蒙古人如何遭受民族迫害。2001年在澳门大学任教期间，与内蒙古最重要的造反派领袖高树华合写回忆录《内蒙文革风雷：一位造反派领袖的口述史》（2007年）。现居美国加州，为自由撰稿人。
乌．额．宝力格（Uradyn E. Bulag）
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研究横跨中国与内亚地区，特别关注蒙古人在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革命、意识形态与文化转型，以及在国家主导的暴力与种族迫害过程中，如何努力建立自身的认同与主权。宝力格认为蒙古人兼具征服者与被殖民者（被压迫者）双重身份，可为当代探讨国族建构、主权、定居者殖民主义与种族灭绝，到多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治理，以及外交与国际关系等议题，提供丰富的研究素材。
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
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社会学与历史学荣休教授、康乃尔大学东亚研究计划资深研究员、《亚太杂志》创刊编辑委员，近年与潘毅、陈慧玲合著有《苹果背后的生与死：生产线上的富士康工人》（2015年），与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合著有《中国社会：变革、冲突与抗争》（2014年）。
目录
台湾中文版序言
英文版序言
前言
简介
第一章河北农家子，孤身闯塞外
第二章文革前奏曲，传言满天飞
第三章造反时刻到，文革风雷起
第四章初现红卫兵，自发大串联
第五章军人杀学生，全国开首例
第六章造反初获胜，权力归军方
第七章挖肃运动起，奉调当记者
第八章深挖内人党，罪在造反派？
第九章领袖发指示：“内蒙古扩大化”
第十章全区被军管，内蒙古遭肢解
第十一章批林整风后，告别内蒙古
结语定居者殖民主义，少数民族和政治灭绝──从边疆视角，重评文化大革命
译后感言
注释
序
台湾中文版序言
《长城外的造反派》是一部批判性的著作，聚焦于文化大革命期间蒙古族被大屠杀的悲剧。此类作品在中国大陆几乎不可能出版，因此中译本得以在台湾问世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聚焦文化大革命初期（主要为一九六六至一九六九年），中共政权对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实施的屠杀。官方纪录承认，死亡人数超过一万六千，伤残者逾三十万，其中绝大多数为蒙古族。受害者的实际数目可能更多。与中国内地以阶级斗争为框架的暴力不同，内蒙古的这场暴力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
西方学者及海外蒙古族侨民将这场悲剧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首次“种族灭绝”（genocide）。然而，本书提出“民族大屠杀”（ethnic pogrom）的概念，并进一步探讨“政治灭绝”（politicide）一词，以便更精确揭示暴力的本质。虽然这场灾难带有恐怖性与种族色彩，但我们认为，其目的并非彻底消灭蒙古族，而是为了摧毁蒙古族的政治自主与自治能力，强迫其接受汉族霸权。
这场暴力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主要打击目标并非普通蒙古族平民，而是蒙古族中的共产党员、干部及积极分子。这表明，运动的核心意图是消灭党内敌人，尤其是一九四七至一九六六年间，在资深蒙古族共产主义者乌兰夫领导下担任要职的蒙古族干部。由于内蒙古地处中国与苏联及其盟友蒙古人民共和国对抗的前线，这场清洗也因此蕴含深刻的国际地缘政治背景。蒙古族的跨国特性，使中共领导层特别猜忌蒙古族共产党员的忠诚。
历史显示，一九二○年代至一九四○年代，许多蒙古族共产党员曾参与倾向左派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内蒙古自治区的建立，源于中共建国前创立的内蒙古自治政府（一九四七年五月成立），该政府得到苏联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支持。中苏对抗自一九六○年代初加剧后，与苏蒙接壤、并以蒙古族为主体且有大批蒙古族军人的内蒙古自治区，被北京视为潜在威胁。这也解释了为何内蒙古的政治与军事领导层成为文化大革命最早的打击对象之一。
在毛泽东“继续革命”的狂热逻辑及“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推动下，从一九六七年底起，以滕海清将军为首的新内蒙古地方当局（在蒙古族领导人被清洗后，由北京军区直接掌控），开始系统审查所有蒙古族党员，指控他们密谋复兴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所谓“新内人党”并要跟蒙古人民共和国合并。这场名为“挖肃”的甄别行动，迅速升级为全区范围的“人民战争”，动员军队、干部、学生、工人与农民。文革激进分子及来自北京、天津等地的知青，更成为军方的暴力执行者。
在最高当局的策划与鼓励下，中央文革小组自一九六七年起对内蒙古采取极端政策，由北京的周恩来与呼和浩特的滕海清主导。蒙古族干部及其汉族与其他民族的盟友遭受残酷审讯，被迫认罪，承认自己是反党叛国的新内人党，并供出他人。挖肃派深信，所有蒙古族人，尤其是共产党员，皆为新内人党的潜在成员。这场恐怖运动最终波及政治嫌犯之外的普通蒙古族牧民与农民，尤其在所谓的革命老区。
本书不仅记录汉族挖肃派在最高当局领导下犯下的暴行，还提供更广泛的历史与政治背景，追溯内蒙古在二十世纪的轨迹。清末及中华民国时期，内蒙古是中国定居者殖民主义（settler colonialism）的关键场域。在此期间，为求自保，蒙古族各政治团体曾与俄罗斯（一九二二年以后为苏联）、日本及中国共产党等不同势力结盟。
读者应留意，本书是一位在内蒙古成长的汉族造反派（本书的合著者）的政治回忆录。他于一九五九年离开河北故乡，在内蒙古度过青春岁月，完成中学与大学教育，并成为积极的造反派红卫兵。与众多红卫兵不同的是，他的外来者身份与个人经历，特别是关于大饥荒的记忆，使他得以跟针对蒙古族的斗争保持一定距离。
更重要的是，他曾任《内蒙古日报》驻苏蒙边境记者，亲历当地暴力事件，这促使他反思民族迫害的缘由及其政治逻辑。因此，他的个人旅程，无论是身体上的迁移还是思想上的转变，皆构成本书不可或缺的部分。
本书最具启发性的洞见之一，是挑战将文革暴力单纯归咎于造反派红卫兵的说法。虽然造反派在文革初期或许占据上风，但内蒙古暴力升级的根源，实为党组织与革委会支持的保守派与造反派的竞争。双方试图透过“揪出”与打击蒙古族“叛徒”来证明自身的革命热情及对党与毛泽东的忠诚。对于造反派而言，蒙古族领导层象征着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需要严酷打击；而保守派则为了撇清与官僚体系的联系，透过迫害蒙古族党员干部来寻求自我救赎。这种竞逐体现在对所谓的敌人进行残酷的肉体折磨，最终使这一暴力运动演变为一场民族屠杀。作为中共对抗苏蒙“修正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前哨堡垒，内蒙古为这场争斗建构了理想的舞台。
对于这场悲剧，包括毛泽东与周恩来在内的最高领导层难辞其咎。官方常辩称，“挖新内人党”的暴行乃地方官员擅自所为，最高领导不知情，后察觉并介入才制止恶化。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时，毛泽东、刘少奇与邓小平率先清除内蒙古领导人乌兰夫及其亲信。周恩来则全程参与暴力事件，声称不知情不过是为了保全中共道德的最后遮羞布。
简言之，本书超越以往以民族关系为单一框架的控诉式叙事，而是从一位前汉族造反派的视角，结合历史回顾与背景分析，细腻描绘内蒙古的权力斗争、红卫兵派系冲突、民族政策的逻辑、蒙汉关系的复杂性，以及毛泽东与周恩来等党内高层，如何致命打击中共亲手扶植的蒙古族“自己人”及民族区域的自治制度──后者曾被中共标榜为中国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之一。
我们相信，本书对台湾读者了解中国边疆地区，尤其是内蒙古，具有重要价值，并期望本书传播至中国大陆及海外华语读者，激发对历史、民族关系与国家暴力的深刻反思。在中国面临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温故知新，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严肃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