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AFP ImageForum）
1976年6月15日，重病缠身，自知将不久于人世的毛泽东，对华国锋及当时在场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人说：“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的上述言论，表明三层意思：1.在毛一生中文革举足轻重；2.毛深知文革不得人心；3.毛预料死后中南海围绕文革会爆发殊死博弈。
不得不承认，毛泽东虽已老朽，但并不糊涂。没错，给中华民族带来“十年浩劫”的文革，是号称“红太阳”的毛泽东留给中国人的最后遗产。在他去世后，一场刀光剑影的宫廷剧变旋即登场。
彼时，中南海有三股势力并存：以华国锋为代表的实力派；以叶剑英为代表的元老派；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文革派。毛泽东在世时，三方暗中较力。毛泽东去世后，三方紧锣密鼓的权位争斗浮出水面。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华国锋虽然有毛泽东亲授的“你办事，我放心”这张纸条压阵，但毕竟根基尚浅，人脉不足。于是，华为争取主动，积极与元老派频繁暗中联络，密谋除掉“四人帮”。华的主张，与文革中饱受冤屈的元老派叶剑英等人一拍即合。于是定下“宜早不宜迟，越早越好”的行动方针。实力派与元老派经过一番周密计划，对“四人帮”的抓捕行动箭在弦上。此时，“四人帮”还蒙在鼓里。
行动前，汪东兴宣布了三条纪律
1976年10月6日，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政委武健华，先后通知行动组到中南海南楼汪东兴住处开会。由于保密，当时每个组互不见面，分别由汪东兴亲自传达指令。接着汪东兴宣布了三条纪律：
第一，要绝对保守机密。万一泄密，败坏了“党的大业”，那就非同小可，要给以最严厉的制裁。
第二，要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任何人不得擅自开枪。我们要争取不响枪、不流血、解决问题。这是上策。
第三，明确任务，严守纪律。从现在起，以行动小组为单位活动，组长负责，任何人不得擅自对外联系，包括家人、亲人在内，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他明示说，王洪文、张春桥采取通知他们到怀仁堂开会的形式当场解决；江青在她住地解决。他还要各组准备好武器、弹药和手铐、毛巾，一旦他们吵嚷喊叫，就把嘴堵上。
大约晚上6点多钟，各行动组带上手枪和手铐、毛巾等，分头到了各自的集结地待命。
抓捕“四人帮”，叶剑英：这是背水一战啊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当日20时在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通知，议题为：一、审议《毛选》第五卷清样；二、研究毛纪念堂的设计方案和中南海毛故居的安置。
在时任中办主任汪东兴指示下，武健华根据政治素质、军事技术、身体条件精选了一批警卫，编成四个行动小组，每组一名队长三名队员。行动开始之前，汪东兴对队员讲，争取不开一枪完成任务。第二行动小组组长纪和富问：如果有人开枪呢？汪东兴答：就往死里打！打死了你们不承担责任。王洪文是射击爱好者，几乎每天都去靶场练枪，因此行动小组特别配备了最魁梧强壮的队员对付他。
当晚，汪东兴将怀仁堂正厅重新布置，只摆两把高背沙发椅和一架屏风，以便汪东兴隐藏在屏风背后，因为汪不是常委，在常委会上露面会引起“四人帮”怀疑。
晚6时40分，汪东兴带领执行任务的警卫人员到怀仁堂就位。晚7时，华国锋和叶剑英的红旗轿车几乎同时到达怀仁堂院门前。汪东兴汇报说都准备好了，叶剑英说：“这是背水一战啊！”
华国锋和叶剑英一道来到怀仁堂的正厅，坐在沙发上，汪东兴带着几个警卫退在屏风后面，注视着门口……
1.王洪文向叶剑英“恶虎扑食”。
大约晚上7点50多分，王洪文第一个到场。王洪文刚进院子时，随身警卫即被留在院外。王洪文感到事情不大对头。当王洪文快走近正厅大门时，专门对付他的行动小组立即走了过来。两个行动队员冲上去打掉他的皮包，反剪双臂，另两人提起他的裤腰，使他几乎两脚离地。王洪文一边大声说“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要干什么？”一边拳打脚踢，拼命进行反抗。但是王洪文很快就被制服了，反剪双臂押到大厅里。
还没等华国锋念完“决定”，造反派出身的王洪文突然大吼一声，挣脱警卫人员的扭缚，由五、六米远的地方一个恶虎扑食，向叶剑英猛扑过去。在这紧要时刻，一旁的警卫猛冲上去把他扑倒，死死地摁住，给他戴上手铐。
2.张春桥“浑身哆嗦了一下”。
不一会，张春桥来了。在怀仁堂门口，他的随员被引领到值班室，只有张春桥一人进来。他走进怀仁堂正厅东南门时，早就埋伏好的徐金升、纪和富从左、右两侧立即扑上，把他两臂扭住，将头按下。蒋廷贵、任子超也上前帮忙。张春桥一见势头，没有反抗，也没有大叫，只是浑身哆嗦了一下，有气无力地说了句：“干什么？”接着就被行动小组的四名同志像捉小鸡似的扭送到华国锋、叶剑英面前弯腰低头站立。华国锋向张宣布中共中央决定，对他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行动组成员立即给他戴上手铐，出东门上了红旗轿车，押送去地下工程的隔离室。
3.江青：“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对我这样。”
江青长期与毛泽东分居，她在中南海的住地，位于中南海春藕斋西侧新建的二○一号楼。第三行动小组事先隐蔽在春藕斋后院东门外。
晚上八点钟刚过，中办副主任、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和武健华终于来了。武健华低声下令：“出发！”张耀祠一挥手，高云江、黄介元、马盼秋三人立即迅速跟上，直奔江青二○一楼。
进入二○一楼东廊，队员们没顾上看江青的工作人员都在干什么。只见江青的卫士周金铭（警卫科派去的警卫参谋）迎了上来，并叫来护士马晓先（警卫局保健处派来）。周金铭见行动组的人到后，主动把武器交给组长高云江。张耀祠问工作人员：“在不在？”大家说：“在。”武健华让周带路，并叫马晓先一起进去。
大家进了江青的房间，见江青正坐在沙发上看文件，腿上盖了一条小方毛毯，面前摆着一张桌子，桌上有文件、文具等物。几个人呈半圆形把江青围住。江青坐在那里，见来人的架势，先是一脸怒气，后又平静了下来。她扭头问：“你们要干什么？”张耀祠马上向江青宣布中央决定，对她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江青听后一脸惊恐地问道：“中共中央是什么人决定？”武健华说：“中共中央是什么人你难道不明白？”江又说：“我是说是什么人指使你们来的？”张耀祠立即严肃地说：“我们是奉华总理、叶帅的命令，来执行中央决定的！”江青又嗫嚅着说：“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对我这样。”武健华严令催促江青马上走。江青提出她这里的文件怎么办？张耀祠说会派人来接管，并让她交出钥匙。江青提出钥匙要交给华国锋。张耀祠就让她把钥匙封在信封里，代她转交。江青写了张条子，连钥匙一起封在信封里，交给了张耀祠。江青这时站起身来整理了一下衣服，又慢步上了一趟卫生间。马晓先给她披上了一件深灰色风衣，她一身黑衣，服服帖帖地跟随大家离开了二○一楼大院。因为她比较配合，连手铐和准备堵嘴用的毛巾都没派上用场。
出了二○一院，江青顺从地上了保险红旗车，前、后卫车是警备车。行动小组的人加上马晓先把江青限制在主车中间的座位上。车离开中南海，一路绿灯，一会儿就到了隔离地点。
4.姚文元：“我在话要说！”
解决姚文元的小组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一起隐蔽在中南海交通科南面流水音小桥处待命。因姚文元住在西城区按院胡同，住地警卫是北京卫戍区某部担负。因而上级订了两套解决方案：一是解决了王、张、江后，通知姚文元来怀仁堂开会，现场解决；二是如他不来就让吴忠司令员带领行动小组去他的住地解决。
姚文元不是常委，因此没有提前通知他到会，以免引起疑心。王洪文、张春桥顺利拿获后，华国锋给姚文元打电话，说“今天讨论‘毛选’五卷，大家意见很多，你对‘毛选’比较熟，张春桥同志建议让你参加，你能不能马上来一下？”姚文元当即答应马上到。
于是，第四小组的滕和松、康海群、张云生、高风利立即驾车到达怀仁堂集结。武健华向他们传达了行动方案，决定在怀仁堂东厅实施解决。大约晚八点二十多分钟，康海群跟随姚文元进了怀仁堂，滕和松示意他走东休息室。姚文元一进门，早已埋伏在门两侧的张云生和高风利，像猛虎扑食一样，立即上前把姚的双臂扭起，下压双肩，架在武健华面前。武健华立即向他宣布了华国锋写的关于隔离审查他的手令，内容和前面的基本一样。姚文元一听，一面挣扎，一面歇斯底里地喊叫：“谁让你们干的？谁让你们这样做？”
武健华大声命令：“带走！”行动组员架着他向休息室北门走去。姚文元仍大喊大叫：“我有话要说，我有话要说！”又喊他的警卫员：“小朱快来呀！”殊不知他的随员早已集中到怀仁堂外面的五间房值班室去了，已向上级交出了武器。张云生、高风利把姚文元押上了红旗车，驶向地下工程隔离审查。路上姚文元仍高喊：“你们是哪个部队的？”“谁指使你们干的？”“你们为邓小平翻案！”高风利用手帕堵住了他的嘴，他才安稳了。
10月6日晚9时许，汪东兴指挥各行动小组将“四人帮”全部关押之后，按照事先制订的计划，华国锋立即命令耿飚、迟浩田等人火速赶到怀仁堂，并且亲自下达了接管中央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等新闻机构的命令。
同时被隔离审查的还有毛远新、谢静宜等多名文革派骨干。
“四人帮”被转押秦城监狱
在经历了漫长的六个多月隔离审查后，中南海决定将“四人帮”移交司法机关。8341部队夜奔秦城，将“四人帮”交由公安部秦城监狱关押。
1977年4月7日晚，汪东兴约请公安部部长赵苍璧、副部长于桑，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吴德、司令员吴忠和8341部队政委武健华，在大会堂新疆厅召开了交接工作的准备会议。汪东兴交代了任务，要公安部做好接管的各项准备工作，8341部队要完成好押送任务，北京卫戍区作必要时的接应。特别强调行动要保密，各个环节要协调，要切实做到确保安全，万无一失。
为了安全顺利地完成押送任务，8341部队从人员、武器、车辆、道路勘察等方面，一一做了相应安排。
秦城位于北京西北郊昌平县境内，距中南海75公里，汽车中速单向行驶，需1小时10分钟。出城后，沿路两侧大部是开阔地，秦城附近，有起伏的丘陵，桥梁、涵洞不多，有利于夜间行车。
为缩小知密范围，押解人员没有重新组织，只是把原来各行动小组的人员集中起来，统一指挥调度。武器弹药齐备，除短枪外，还配有速射武器冲锋枪、轻机枪及手榴弹等。备有三辆红旗轿车，其中一辆是防弹保险车，采取精干隐蔽、深夜突然行动的方案。对“四人帮”分批逐个押送。
1977年4月9日零点开始行动。第一个被押送的是王洪文，他被铐着，押上防弹车，坐在后排当中。左右仍是原来擒拿他的霍际龙、吴兴禄，二排坐着两位手持冲锋枪的队员，组长李广银坐在司机旁。防弹车的前后，各有一辆警备车，坐满全副武装处于临战状态的行动队员。车辆出中南海东门至德胜门方向，经沙河镇拐弯直奔秦城，一路畅行无阻。9日1时10分到达秦城。交接双方，办理手续，移交随身携带的杂物。王洪文被狱方带进一间宽敞明亮、有抽水马桶的牢房，并立即换上犯人穿的号衣，开始他的铁窗生活。
9日3时，车已回到中南海。第二个被押送的是张春桥。同王洪文一样，他被铐住两手，押进保险红旗车，在前后警备车的警戒下，沿着预定路线，于9日4时许，移交给狱方。张春桥依然一言不发，板着一副阴沉僵硬的面孔，被押进牢房。
1977年4月10日零点，开始了第二天的行动。第三个被押送的是江青。组长高云江、队员黄介元在临上车之前，拿着手铐跟江青讲：“今天要换个地方，带上这个吧!”她没有吭声，缓缓地走进洗手间，上完厕所后，站在镜子前面梳头。江青的头发就是在那时还是油光黑亮的。出洗手间，她顺从地戴上手铐。她原来的女护士马晓先坐在二排副座上。另一监护她的女同志陈世冠坐在前车上，她负责江青的衣服杂物的登记管理。江青一路无话。到了秦城下车时，周围站了不少监狱的工作人员，有的是来工作，也有一些人是专门来看热闹的。江青伸出两只铐着的手，抬着头，脚步挺快，不时向两边张望。两名女狱警，带着她进了牢房，换了号衣。马晓先、陈世冠向监狱长和女狱警介绍了江青饮食、睡眠及近期的情绪，并交接了衣物。关押江青的牢房与“四人帮”其他人所在的牢房一样，房间较大，通风、采光、卫生设备都比较好，是秦城监狱中一流的牢房。
10日凌晨3时，姚文元是最后一个被押送的。在执行过程中，他无异常反应，比较顺从。
至此，被隔离审查187天的“四人帮”，在秦城监狱开始了吃饭不花钱的铁窗生涯。
结语
中南海怀仁堂，建成于清光绪年间，原名仪銮殿。中共窃政后，霸中南海为已有，怀仁堂成为中共最高层开会议事和跳舞娱乐的地方。因此，中共称它为“红色殿堂”。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中南海风云乍起，“文革派”和“务实派”之间的决斗，在这座“血色殿堂”里隆重上演。这场丑剧，给中共的土匪、流氓帮派特色，加了一笔醒目的注脚。
文革浩劫是毛泽东留给中共最后的政治遗产，实质上是中共和毛泽东本人的双重“政治破产”。正是因由这笔“政治破产”的存在，一向高喊“伟光正”的中共，也不得不低下头来承认，文革是一场“严重灾难的内乱”，是“空前浩劫”。也正是因由这笔“政治破产”的存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才遭遇因对毛泽东的评价而难产甚至流产的严重局面。这个“政治破产”无可辩驳的证明着这样一个史实：中共根本不是什么“大救星”，而是地地道道的“大灾星”；毛泽东也根本不是什么“红太阳”，而是地地道道的“黑太阳”。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为结束“十年浩劫”提供了可能。同年10月6日，中共实力派与元老派联手抓捕四人帮，使结束十年浩劫成为现实，客观上宣告了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阶级斗争理论的彻底失败。实质上也等同于宣告了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彻底失败。
后记
1981年1月25日，中共“特别法庭”对“四人帮”宣判如下：
1.江青：1981年，被“特别法庭”确认其为江青反革命集团首犯，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25日，被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1991年5月14日，自杀身亡。
2.张春桥：1981年，被“特别法庭”确认其为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减为无期徒刑。1997年12月减为有期徒刑18年。1998年1月保外就医。2005年4月病亡。
3.王洪文：1981年，被“特别法庭”确认其为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2年8月3日因肝病病死于狱中。
4.姚文元：1981年，被“特别法庭”定为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1996年10月刑满释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