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大学6名学生，到中国黄金在内蒙古的乌奴格吐山选矿厂实习，不幸坠入浮选槽，通报称，他们全部“溺亡”。

这是不幸的事件。人们为年轻人生命的骤然消逝感到痛心。很明显，在这么遥远的矿里，如果是6个工人“溺亡”，就是一个普通的事故，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响了。

中国黄金在昨日深夜发出通报，本想蒙混过关，没想到还是没有逃脱网友的审视：那不是“溺亡”——好像不小心掉到水里一样，那是各种化学药剂、矿浆……而且还是高温。

没有看到一张现场图片，也没有看到媒体报道披露细节，但是人们已经仿佛能感受到切身的疼痛。那6个活生生的人，在死前遭遇的可能是2025年最可怕的痛苦。

最近的“通报”，不管是铅中毒、自来水污染还是这次中国黄金的事故，都体现出某种语言的“艺术”。每个人都要成为语言学家，才能破解“通报”这种新话所塑造的屏障，去想象或接近事情的本来面目。

正是因为这个“话语屏障”的存在，让所谓“溺亡”给人们带来的痛感加倍了。

在这个意义上，这6个无名无姓的大学生，实际上也代表了这个社会年轻人的命运：被巨大的力量所吞噬，无声无息地消失，甚至连最终的叙事权也丧失了。

在上海，有一个年轻人打出租车去浦东机场，谈好的100元，最后扫码转账不小心转了1010元，司机拒绝还给他，到警方“报案”，警方也没太当回事（可以理解，涉案金额实在太低了），这位年轻人选择了自杀。

我看到有文章说，司机、警方都没错，是年轻人的家长没有教会他如何在这个社会“存活”。这话当然是对的，但是却也反映出对年轻人的责备。这责备某种意义上就像内蒙古矿山里的矿浆一样。

“溺亡”是一个暧昧的词，因为它意味着没有明确的责任人。小时候在乡下，每年夏天都会有小孩“溺亡”，不小心掉进深水里。大人能做的，就是提醒小孩别去游泳，人们为小孩子的死感到遗憾，然后很快就会忘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