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经济学家试图找到财富与幸福之间联系的绝对做法是不公平的、误导性的，而且有些不太厚道
最近，我看到一篇几年前的文章，其中提到一项研究表明，百万富翁比普通人更加幸福。“哦，不。”我自言自语道，“不会又是那些试图在财富和幸福之间建立相关性的研究吧。”
显然，很多人都对金钱是否会增加幸福感这个问题感到好奇。如果不是这样，经济学家和其他杂七杂八的文人就不会继续提出这个问题，并就此发表自己的观点（是的，只是观点而已，不是严密的结论）。从个人角度来看，我认为经济学家试图找到财富与幸福之间联系的做法是不公平的、误导性的，而且有些不太厚道。从经济学家的专业角度来看，我认为这种研究是徒劳的，因为它们妄图量化那些无法量化的东西。
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经济学中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可以量化。许多经济学家强调量化分析。“量化分析师”（Quants）是对试图将经济现象简化为数字的经济学家的非正式称呼。毫无疑问，在某些领域，数据收集和数字计算是合适的。然而，人类生活中还有一些领域是无法量化的，关于这一点我稍后再谈。
在此，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世界经济思想史。19世纪70年代初，英国的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1882）、瑞士的莱昂‧瓦尔拉斯（Leon Walras，1834—1910）和奥地利的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1840—1921）等三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独立提出了突破性的边际效用（marginal utility）概念。古典经济学派的主要缺陷在于，尽管它提出了许多有用的见解，但其学者们从未得出令人满意的价值理论。试想一下，如果对细胞（cell）的理解不正确，生物学将是多么的歪曲；如果对价（valence）的理解不清晰，化学将是多么的混乱。边际论者发现，“价值”（value）并不是一个固定的量，而是由个人在特定时间、特定环境下，基于效用和稀缺性，对下一个单位的东西的重视程度决定的；因此，价值不是恒定的，而是波动的。
所谓的“边际革命”（marginal revolution）催生了三个新古典经济学派。瓦尔拉斯所属的洛桑学派（the Lausanne school）采用了数学化程度最高的方法论。瓦尔拉斯的继承者、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1848—1923）提出了人类幸福可以量化的假设。他甚至发明了“util”（幸福值，来自于英文单词“utility”/效用）一词，作为他提出的幸福单位。可以想像，帕累托从未成功找到一个普遍接受的“util”定义。我们不可能说，A从某次购物中获得了10个“util”的幸福，而B从一次相同的购物中只获得了8个半“util”的幸福。事实证明，现代人试图量化幸福，并以美元、欧元或日元的具体数量来衡量幸福，与帕累托量化幸福的努力一样，遭到了失败。
除了经济学家在试图量化幸福时所面临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挑战之外，简单的观察和常识也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主观的幸福状态不能等同于客观的数量，比如一百万美元。(在此我要顺便提一下，作为人类个体的无尽多样性和独特性的主观性（subjectivity），成为奥地利经济学派（the 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的一个基本前提。这导致该学派的创始人卡尔‧门格尔提出了主观价值论（the subjective theory of value），并赞同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好了，废话少说，让我们来看看实实在在的人类生活吧。
毫无疑问，我们已经注意到，人类生活是相当复杂的，远非金钱是幸福的关键（或关键之一）这种简单化的观念所能概括。“金钱带来幸福”的假设是严重的物质主义。它忽略了无形的东西，无论是心理的还是精神的。
我能想像，不少人会反驳以下充满哲理的观点：（1）有些人在金钱上很贫穷，但却相当幸福（无论我们如何定义幸福，即满足、快乐、开朗、满意、充实、平静等）；（2）同样，有些人很富有，但却很悲惨。
让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第二个观点。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一个人收入丰厚，但却对自己的工作深恶痛绝，以至于夜夜借酒浇愁。想一想美国诗人埃德温‧阿灵顿‧罗宾逊（Edwin Arlington Robinson，1869—1935）的黑暗诗歌《理查德‧科里》（Richard Cory，1897）吧，这首诗在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著名民谣摇滚音乐二重唱组合“西蒙和加芬克尔”（Simon& Garfunkel）改编成了一首缠绵悱恻的歌曲。这首诗讲述了一个富翁外表风度翩翩、财富显赫，却在某个夏夜突然自杀身亡，与仰慕他的贫困市民形成强烈对比。当一些富裕的人找不到幸福时，这样的悲剧确实会在现实生活中发生。
我认识一些人，对他们来说，财富在许多方面也是一种负担。有些人花在管理、维护和/或增加财富上的时间比实际享受财富的时间还多。我还认识一些富人，他们焦虑不安，因为他们分不清人们喜欢他们究竟是因为他们的钱还是因为他们自己。
让人高兴的是，关于我所说的一个人可以同时既贫穷又快乐的说法，我可以举我自己为例。我以优等生的身份毕业，并在密歇根大学法学院学习了一个学期，之后我决定转行做一名教育工作者。我搬到西部，在市内一所高中找到了一份辅导员的工作，专门辅导学区普通高中的辍学生。学期初，历史老师发现我的历史知识足以教她的课，便安排我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休假。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数学老师身上。
就这样，我除了辅导员的工作外，还同时教数学和历史。我当时的工资并不高，每小时2.10美元，这是当时的联邦最低工资。我唯一能维持生计的办法就是打第二份工。我通过照顾一位密歇根州的同乡获得了免费食宿，他和我同月大学毕业，却在毕业五天后的一次工业事故中摔断了脖子，导致四肢瘫痪。好消息就是，五十多年过去了，这位同乡还在顽强乐观地享受着生活。虽然我勉强维持生计，但我还是像以前一样快乐。然而，市场告诉我，我需要向前看。当时的最低工资和现在一样，不足以让我买房或成家。
让我还有与我拥有同样人生观的很多人如此开心的是，我感觉自己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在改变一些年轻人的生活。拥有一个有价值的人生目标会提升一个人的幸福感。你认为世界首富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快乐仅仅是因为他身价数十亿吗？我认为他很幸福，因为他享受到了自由的恩赐，并利用他的自由去完成极具挑战性的任务，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如果你知道如何处理大笔金钱，它可以让你感到满足，但在许多情况下，完成崇高目标的感觉才会让人感到更加充实快乐。
我们还可以通过观察我们身边的老人，学到关于幸福的宝贵一课。那些快乐的人都找到了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激励他们每天早上起床，继续生活。而没有目标的人往往会陷入沉闷死板、毫无乐趣的生活。巨额存款本身并不能保证幸福。
我甚至还没有提到我们称之为“爱”（love）的因素。在人生的不同阶段，经济上勉强度日的人不胜枚举，但他们却因为与他人分享爱而深感幸福。相反，也有一些富裕而孤独的人，他们远远谈不上幸福。
愿你们都能找到给自己带来幸福的东西。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在金钱买不到的东西那里找到幸福。
作者简介：
马克·亨德里克森（Mark Hendrickson）是一位经济学家，退休前任职于宾夕法尼亚州格罗夫城市学院（Grove City College），目前仍然是该校信仰与自由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Faith& Freedom）的经济与社会政策研究员。他著述颇丰，研究议题涉及美国经济史、《圣经》中的无名氏人物、财富不平等问题和气候变化等。
原文： Are Millionaires Really Happier?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并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