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氏美国：亲历文革的华裔母亲发出沉痛警告！

Mao's America: A Survivor's Warning

作者：程西

原文作者： Xi Van Fleet

出版社：一卷文化

出版日期：2025/07/02

ISBN：9786267686089

内容简介

世人还没有真正认识到

中国共产党能有多可怕

一个亲历文革幸存者的沉痛告白

警醒世人：不能再天真下去了！

因为这本书，作者程西受到美国保守派超重量级名嘴塔克‧卡森专访，

影片被伊隆‧马斯克转发，观看流量累计超过五千万！

余杰专文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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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姐，一个平凡的主妇。将近四十年前，她移民美国，找到了自由且充满希望的新人生，摆脱长久困扰她的恶梦：文化大革命。

将近四十年后的今日，在日益壮旺的觉醒文化、批判种族理论、取消文化等等进步左派政治运动当中，她错愕地发现似曾相识的身影，摧残了她旧家乡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竟在她的新家乡美国卷土重来。

本书就是对这两场“革命”——文化大革命与今日美国进步左派的觉醒革命——的亲身见证。文化大革命使数以千万的中国人丧生，将中国的文化遗产、习俗尽数焚毁，同时，也使西姐的人生历经一场扭曲，看透人性之黑暗，希望破灭。而今，她发现在以“进步”为名的觉醒革命中，也不乏分裂、洗脑、欺骗、胁迫、取消、颠覆和暴力等手段，在在都将摧毁传统文化根基，最终结局是让人们丧失自由。

不能让无可挽回的悲剧再度重演。不能让这种危险的意识形态悄悄渗透平和的日常。这一次，她不再逆来顺受，决定挺身而出，娓娓道出自己的亲身经历，警醒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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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西姐的沉痛警告：

“本书中回顾的那些令人震惊的历史事件和故事，将让读者深刻地意识到，历史正在今天的美国重演。这本书同时也讲述了我的个人经历——作为一个在共产主义统治下成长的孩子，作为一个理解并相信美国例外论的移民，以及作为一个决定对抗日益上升的美国威权主义的自豪公民——以及我如何克服恐惧和犹豫，投身保卫美国的保守主义运动。本书旨在警醒你，激怒你，把你从沙发上拉起来，推动你采取行动，并激励你加入拯救美国的斗争！”

推荐纪录

“西姐亲身体验了中国共产主义极权制度的恐怖。作为第一代美国移民，她不辞辛劳地致力于教育美国人学习真实历史和对抗暴政的重要。她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她的故事令人震惊。”——纽特‧金里奇（Newton Gingrich）。共和党政治人物、前众议院议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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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与纳粹大屠杀、斯大林的大清洗，并列为二○世纪最严重的暴行。西姐从这场恐怖之中幸存了下来，并揭露了今日的觉醒分子如何将毛泽东视为榜样而非警示。”——查理‧柯克（Charles Kirk），美国转折点组织创始人兼主席

“西姐的《毛氏美国》，对于想理解马克思主义如何渗透公立学校课堂的美国家长来说是必读之作。它揭示了美国内部‘红卫兵’的形成，并强调了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攻击与美国家长面临的挑战之间，令人警醒的相似之处。阅读西姐的故事，我们更能识别出警讯，抵抗共产主义在美国的崛起。”——蒂芬妮‧贾斯提斯（Tiffany Justice），自由妈妈联盟共同创始人

“没有人比西姐更能发出警报，提醒人们历史正在今日美国重演。作为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幸存者，西姐解释了她的经历与席卷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觉醒意识形态之间的危险相似之处。想要理解迅速改变我们国家的非美国事物，西姐鼓舞人心的故事就是必读之书。讯息就是力量。理解我们正在经历的文化革命的哲学根源，是恢复自由和拯救美国的第一步。”——瑞秋‧坎波斯－达菲（Rachel Campos-Duffy），福斯新闻

“这是我近期读到最引人入胜的个人生命经验，也是一个提醒：美国的自由是独特的，是全球人民的向往。作为1776行动的资深研究者，西姐的声音一直很有力，她警告我们这个国家正在堕落成她非常熟悉的地方。这本书提供了很多她在成为美国人的过程中所忍受的苦难。”——亚当‧沃尔德克（Adam Waldeck），1776行动主席

“一本开创性的读物！作为毛泽东灾难性文化大革命的幸存者，西姐放弃了平静的生活，深入美国文化战争的深处，警告人们她童年所看到的共产主义统治下的生活，与当今美国学校和社会实施批判种族理论之间的相似之处。在《毛氏美国》中，她阐述了中国政权‘破四旧’运动与今天的取消文化以及对家庭和宗教的战争是如何惊人地相似，以及，中国共产党当时描述的学校中的‘思想战场’，又如何与当今美国学校系统中饱和的批判教育极其相似。《毛氏美国》是认识我们当前文化危机的必读书籍。”——杨杰凯（Jan Jekielek），《大.纪.元;时报》资深编辑、《美国思想领袖》节目主持人

“当我第一次搬到美国时，我常常嘲笑我的保守派同仁警告我要注意那些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我的父母曾逃离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独裁政权。现在我不再嘲笑他们了。因为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在这里，而西姐的《毛氏美国》就是证明。趁现在还来得及，请阅读它。”——塞巴斯蒂安‧戈尔卡（Sebastian Gorka），塞勒姆媒体集团

作者简介

程西

程西（化名），Xi Van Fleet，人称“西姐”。

她这样形容自己：“生于中国，选择成为美国人。文化大革命的幸存者，自由的捍卫者。”

西姐年幼时经历文化大革命，十六岁被下放农村。在毛泽东去世之后，她才得以上大学并自学英语。自一九八六年起，她定居于美国，只是一介没没无闻的家庭主妇。近年，她对美国社会日益失控的觉醒文化而深有所感。二○二一年，在维吉尼亚州劳登郡的一次学校董事会演讲中，她挺身而出反对批判种族理论（CRT），该演讲短片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引起保守派强烈关注。从此，她投入全副精力与时间，警告人们现今美国进步左派带起的运动，与中国文化大革命之间惊人的雷同之处。

目录

推荐序华盛顿的国家有福了，毛泽东的国家有祸了余杰

序言詹姆斯‧林赛

前言

第一章‧离开厨房的餐桌

第二章‧长在红旗下

第三章‧自由之国

第四章‧两个文化大革命

第五章‧生而有罪：一个分裂美国社会的思想体系

第六章‧红卫兵：革命的突击队

第七章‧取消文化：一场对旧世界的战争

第八章‧家庭的解体

第九章‧宗教信仰的消亡

第十章‧塑造新人：思想改造

后记‧一则警告

参考资料

内容连载

第二章：长在红旗下

每当我看到共产主义旗帜上的镰刀时，总会想到我那可怜的手指头。

十岁那年，我刚上五年级，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被送到农村，与农民同住一个月，帮助完成所谓的“双抢”，即抢收早稻、抢种晚稻。这可不是简单的郊游，而是实实在在的劳动。这是毛泽东主席的指示。

我最开始用镰刀割稻秆时，跟很多同学一样，割伤了手指很多次。记得有一个同学甚至差点把她的小指割断了。

让我讲讲过去。我在中国的童年生活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文化大革命之前的生活和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生活。这种变化就像是白昼与黑夜的对比，在风平浪静之后竟迎来彻底的混沌。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我才六岁多快要七岁。对于我这个不满七岁的孩子来说，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我不太记得文化大革命前的日子，只记得那段时间很平淡而宁静，正像孩子应该拥有的生活。文化大革命是由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发起的一场政治运动，目的是清除中国共产党内和各级政府中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成分，以防中国社会主义偏离轨道。这是一场颠覆中国的大规模运动，胜过以往所有的政治运动。

我出生在一个革命干部家庭，父母都是中共干部，类似于美国的公务员。两人都是在年轻时怀着进步和理想主义的心态，才加入了共产主义革命，追随中共描绘的愿景——“解放被压迫的劳苦大众”。我和家人住在四川成都。由于父母是干部，我们被视为特权阶级。我们享有与另外四户人家共用一个厕所的“特权”，许多人家则不得不与整栋楼的居民共用一个公共厕所；我们五口之家享有合住一间半房间的“特权”，而许多其他家庭则被迫几代人挤在同一个房间里。大家共用着一个小房间大小的厨房，里面摆着一个煤炉和一张小桌子。在我十六岁之前，这就是我的家。后来我被送到农村，在乡下当农民。

我成长过程中最幸运的是，我没有像很多同胞那样经历挨饿。尽管我们家只有最基本的食物，但在当时已经被认为是吃得不错了。小时候，我总是渴望吃甜食。有一天，我在厨房架子上看到一个像是装着白糖的罐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趁周围没人时，我搬来一把椅子爬上去，把罐子拿下来，迫不及待地舀了一大勺放进嘴里。可以想像，当我发现那其实是盐而不是糖时，有多么错愕！这件小事在我看来象征着共产主义的本质——充满了剥夺和欺骗，现在很多年轻的美国人无法理解这种感受。

由于父母工作的关系，他们常常不在家，所以让我在学校里寄宿，每周有六天都住在学校里。做寄宿生的感觉就像住在孤儿院，但我依然觉得自己比很多人幸运。学校里有一位非常关心我的老师，学生们叫她黄老师。她是我的恩人。她很年轻，是新来的老师，而我们班是她在这所学校教的第一个班。她特别喜欢我，我也非常喜欢她，她像母亲一样照顾我。对于上课内容我记得的不多，但和她在一起的时光我却记得清清楚楚。

每当周日我父母无法来接我时，黄老师和她的新婚丈夫会带我去动物园或公园。这些是我在文化大革命风暴前的美好记忆，而这场风暴改变了一切，来得如此迅速且猛烈。

那是一九六六年的春天，我刚上小学一年级的第二个学期，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学校立刻受到了冲击。我对文化大革命最早、最深刻的记忆之一就是学校食堂里突然出现的大幅海报和标语（食堂是唯一一个有足够高的墙面可以张贴标语的室内空间），这些标语批判老师和学校领导。它们被称为“大字报”，特点是上面有很大的毛笔字和漫画，从远处也能看得清楚。这些海报故意做得很大，以便造成威慑和恐吓效果。这确实非常有效。那时的“大字报”就好比是当时的“社群媒体”。就像今天的社群媒体，任何人都可以发贴文一样，大家都可以贴“大字报”——当然，革命的打击目标除外。

我该如何描述我当时看到和感受到的？混乱、疯狂、恐惧和困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当时太小，无法完全理解这些大字报的内容，但我能看出它们是在批评学校的老师和管理人员。我记得有一张大字报，上面有醒目的插画，抨击一位爱打扮、穿高跟鞋的女老师。她被指责和训斥为“资产阶级”，这正是被毛鄙视和公开贬低的。不久后，攻击变得更加激烈。有一天，我看到一群高年级学生跟着这位老师，叫她难听的名字。他们最终把她围住，向她吐痰。没多久，她全身都被吐满了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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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记得学校里另一位老师和她的丈夫，因为无法生育，收养了一个女儿。为此，她被指控压迫和剥削一个无助的孤儿。高年级学生们抄了她的家——她家只是在教师宿舍里的一个小小的单间。他们不放过任何东西——没有什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无论是个人财产，还是他们的家。

在那位老师家被抄家后，我记得看到他们收养的女儿在宿舍楼后角的公共厨房里。那个大约十岁的小女孩蹲在地上，头埋在双臂和双腿之间，抱头痛哭。她的妈妈被学生带走进行“批斗”（公开羞辱）去了。我很困惑，这些学生声称要保护这个小女孩免受她父母的压迫，但事实上却让她一个人独自伤心地哭。在我寄宿学校生活期间，我经常在放学后看到这位老师的女儿，她看起来是一个快乐且被父母宠爱的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一天，我走进教室，看见黑板上写着：停课三天。这是我老师写的，她显然不知道，这三天最终会变成了将近两年。学校没有发布任何正式的停课公告，事实上，因为所有学校管理人员都被打倒，学校已经完全瘫痪了。

没人对此有准备，大家都很震惊。就如我说的，真的是天翻地覆。前一天还在正常上课，转眼间一切乱了套。我想，我当晚告诉父母学校发生的事情时，他们可能才知道这些情况。我不记得他们的反应了，可能也没什么特别的反应，因为他们俩也都在忙着应对自己工作场所里发生的乱象。后来透过一些大孩子，我才知道学校将无限期关闭。事实上，直到一九六七年末，毛泽东的中央文革小组才下令学校重新开课，并提出“复课闹革命”的口号。

学校停课了，父母也无法照看我们，因为他们在工作中也被卷入了文化大革命。这意味着，家长们要学习毛主席或中央文革小组的最新指示，参与自我批评，看看自己是否符合指示，在他们自己的单位里搞文革，揪出那些走资派加以批斗，并每天组织批斗会来整治那些被认为与党不一致的人。作为孩子，我们得以自由地在外面游荡。这让我能亲临现场，在街头观看文革上演的情景。我目睹了很多“批斗会”，这种公众审判形式旨在残忍地羞辱和批斗被打倒的人们。还有满载“阶级敌人”的卡车游行。“阶级敌人”的罪行写在他们胸前的大牌子上，头上戴着高高的纸糊尖帽子。牌子上还写着他们的名字，并划了红叉，仿佛象征着这些人的存在被抹去了。那时我只知道，他们一定是很坏的人，不然为什么红卫兵要在大庭广众下点名批斗他们呢？我会在第六章专门探讨红卫兵这个主题。简单来说，他们是一群被洗脑并受到动员的青年，发誓要忠实地执行毛主席的命令，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有一天，我和一个朋友在外面看集会时，一队卡车经过，车后座满了戴着大标牌和纸锥帽的男人。我万万没想到，卡车上竟有我朋友的父亲。他的牌子上写着他的名字，被画掉后改成了“小爬虫”，这表示他是被批判的走资派的追随者。我朋友看到她父亲受这样的羞辱后便开始哭泣。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这事情同样可能发生在我父亲身上，因为我父亲和她父亲一样，都是低级干部。我祈祷我父亲不要做错什么，不要被抓去游街。

我在成都看到的情景，正在全国各地上演。红卫兵横扫整条街，几乎没有人能逃过红卫兵的迫害——甚至连四川省第一把手，省委书记李井泉，也未能幸免。我亲眼目睹了他被批斗的一幕。

最终，红卫兵因为派系争斗开始互相武斗，每个派系都声称自己才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代表。暴力升级，看起来几乎像是一场内战。一天，一颗流弹打在我们窗户下方，当时我们正在吃晚饭。如果那颗子弹再高一点，它就会进入我们的家，可能会让我们当中的一个人受重伤，甚至丧命。就在那段时间，我们开始在街上随处看到贴满了据说是被不同红卫兵派系杀害的死者照片。我特别记得其中一张海报，上面是被挖去眼睛、开膛破肚的尸体的照片。我对这些惨状久不能忘，噩梦连连。

有一天，我们听到远处传来很大声的哀乐，那是中国的送葬曲，十分阴森可怕。我们所有人都停下手中的事情，朝着那不祥的音乐声跑去。人群中传来消息，说这是一次尸体游行，称为游尸。游尸的目的是通过展示自己阵营的蒙难者，来赢得公众的同情。就在我快要接近游行队伍时，我被恐惧感压倒，突然停了下来。我意识到，如果继续前进，我脑海中将永远无法抹去即将看到的可怕场景。然而，尽管我没有看到，我的想像力填补了未见的惨状，这让我一直被噩梦困扰。那段时间，我的叔叔不幸因癌症在医院去世。因为红卫兵在医院太平间抢尸体用来充数，我母亲不得不帮我婶婶快速草草地将他的遗体火化。

那些日子天下大乱，不仅是街头，家里也不平静。由于父母经常不在家，我承担起照顾小我三岁的妹妹的责任。那时，我成了她的“母亲”，大部分时间我要照顾我们两个人，直到一九六九年之后，情况才逐渐变好。而我的小弟弟则寄放在保姆家照看。

当学校终于在一九六七年底重新开学时，我被归为四年级第一学期的学生，仿佛没人注意到我们已经缺课将近两年了。这让我想起今天美国的孩子们，他们不仅因COVID疫情受影响，更因各州政府在二○二○年颁布的不良疫情封校政策而遭受教育上的损失，这一点让我深有感触。

我回到的学校已不再是文革前我读的那个学校了。旧的教科书被禁止使用，新的课本还没有及时到位。唯一提供的教材是一部本毛泽东语录，人们通常称之为《小红书》。所有的学术、学习，都被《小红书》取代。我们不仅要背诵毛泽东的语录，还要唱由这些语录改编的歌曲。

所有学术课程和任何形式的学习都被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完全取代了。我必须承认，我是接受这种思想的学生之一。我们能有什么选择呢？我当然不知道还有更好的选择。不过，有一句毛泽东的语录让我产生了疑问：“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支援。凡是敌人支援的，我们就要反对。”我不禁想：“如果敌人喜欢吃糖果，那我是不是应该讨厌糖果呢？”当然，这些疑问只能都留在我脑海中，从未敢向任何人透露过。

在允许学校重新开放时，毛泽东宣称复课闹革命为了让我们可以在学校继续文革，但这次是通过课堂上学习他的语录书。我几乎记得大部分的语录，至今还能唱那些歌，甚至能背诵毛泽东的诗词。我特别喜欢毛泽东诗里简单的一句：“不许放屁。”

在课堂上，我们几乎每天都在学习和背诵毛泽东的语录和诗词，我没办法不记住它们。时间一久，这些东西都深深地植入了我的脑海，怎么也甩不掉。甚至父母之间也比赛看谁的孩子能背诵更多语录和诗词。有一天，我父亲回家后说，他同事的女儿比我小，却能毫无差错地背诵所有毛泽东的诗。他对我说：“你得更加努力才行。”

除了学习毛泽东的话语，我们还在课堂上举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这是一种较温和的批斗会，学生们会利用从《毛主席语录》中学到的句子进行互动。这些批评包括指出某个学生言行不符合“正确”。自我批评则是对自己未能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做进行反思。这被称为“活学活用”。在学期结束时，我不止一次被选为班级的“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作为模范学生展示如何认真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你可能想知道我从同学和老师那里受过哪些批评。其中一个经常出现的批评是说我太骄傲、太自信了。这违背了毛泽东教导中的谦虚谨慎原则。自尊在当时被视为一种不好的特性。为了方便起见，我也会用别人对我的批评内容进行自我批评，不然我就得找其他理由来批评自己。久而久之，这种学习变得千篇一律，毫无新意。

后来，我们得到了改进版的数学教科书。这些新教材与《小红书》并无太大区别。实际上，新教材就是《小红书》的化身，它的内容渗透到了数学、阅读等各个学科。这样的教学毫无疑问只能培养出听话的、受毛泽东思想熏陶的机器人。

在我十年“求学”期间，我们并没有学到太多知识。唯一一件毛主席要求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是，每学期花一个月时间参加“向工农兵学习”的项目。我在田里收割过稻谷，也在丝绸厂和食品罐头厂里干过活。有一次，我们在工厂里用锤子粉碎煤渣，回收未燃尽的部分再利用。当然，没有任何防护装备。一小片碎屑飞进了我的眼睛里，疼痛难忍。我艰难地找到了工厂诊所，还得等医生跟他的朋友聊完天才来看我，我一直在疼痛中颤抖。这就是我锤子的经历，和镰刀的经历同样残酷！

我们还进行过军事训练，包括射击和长途徒步行军。甚至在校园里挖战壕，以防御可能的苏联修正主义帝国主义的入侵。我们的战壕沿着操场的围墙延伸。我总是想，如果苏联鬼子真的出现在我们的战壕前面，我们能撤到哪里去呢？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活动是“忆苦思甜”。我们会集可食用的野菜，用粗玉米粉做成馒头，并听老工人讲述他们在“解放前”的苦难生活。吃这些馒头是为了让我们“忆苦”，以此确保我们对毛主席给予的“幸福生活”心存感激。尽管这些馒头味道很差，但来自贫苦家庭的学生却会因为肚子饿而抢著吃。

直到一九七四年，毛主席允许邓小平重新回到具有影响力的岗位担任第一副总理，我们才得以恢复真正的学术课程。但这种情况非常短暂。在这段短暂的时间内，一种对于我们来说极其陌生的感觉——希望，开始在我们心中萌芽。我们从未想像过有机会参加大学入学考试，我和朋友们兴奋地开始讨论起一个我们从未触及的话题：长大后想做什么？那时我已经十五岁了。一年后，毛主席认为邓小平是个“右派”，一个试图扭转文化大革命“进程”的人。于是一九七五年邓小平被免职，他的政策也被否定。那个夏天，我高中毕业了。

随着邓小平被整肃，我们的梦想也随之破灭。在我高中的最后一年，上大学的希望消散了。相反，我们面临的是“上山下乡”运动，被发配到农村的可怕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