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密歇根大学申请办公室。示意图。(Bill Pugliano/Getty Images)

近日，美国起诉两名中国籍学者，指控其非法走私农业高风险病原体进入美国并展开研究。此案引爆美国社会对公共安全的忧虑。专家表示，这绝非单一个案，而是中共长期以“科技合作”为名行窃取、操控、转化他国技术为战略武器的典型手法。

中共“合法掩护非法”的科技合作模式

这起走私案的核心问题之一，在于中共长期以“合法掩护非法”的策略操作科技交流。根据司法部公开资讯，涉案学者简云清（Yunqing Jian，音译）与刘尊勇（Zunyong Liu，音译）分别在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与浙江大学任职，从事与植物病原体相关的研究。刘尊勇在2024年7月持旅游签证将真菌“禾谷镰刀菌”（Fusarium graminearum）带入美国，此菌可对多种粮食作物造成毁灭性病变。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室指出，这类行为正是中共策略的一部分，“表面上是合作研究、申请基金，甚至还有学术报备与合法签证，但其真正目的却是为了取得能够用于战略用途的科技成果。”

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与预防医学所黄千峰博士向大.纪.元;表示，这种模式背后反映的是一个制度性问题，即中共的超限战逻辑：“无道德底线地将一切可利用之物武器化，从原本应该帮助人类的医学研究、器官移植，到如今的生物病原体走私，一切皆可转化为手段。”

这类科技合作若无法有效监管，将使得美国高科技优势在潜移默化中流失，甚至成为他国对抗美国的工具。沈明室直言：“一旦中共获取相关技术，便可快速绕过基础研究与人才培养阶段，直接进入商业化或军事应用，进行所谓‘弯道超车’，对美国形成长远战略威胁。”

农业病毒研究与美国粮食安全的威胁

在本案中，所涉及的“禾谷镰刀菌”是一种具农业恐怖主义潜力的病原体，可对小麦、大麦、玉米及水稻等粮食作物造成“穗腐病”（ head blight，又称赤霉病），并释放毒素导致人畜中毒、肝脏损害与生殖缺陷。FBI与美国司法部明确指出，此类病原体可被视为“农业生物武器”。

沈明室强调，对于美国这样的农业大国而言，粮食体系一旦遭受病原体破坏，后果不仅是粮食减产，更可能波及整体经济与社会稳定。“粮食减产将迫使美国转向进口，如中国或南美，这将形成贸易依赖；若大规模农损扩散，更可能引发社会动乱与国内政治不稳。”

在战略层面，粮食安全即国家安全。他说，中共若掌握特定病原体与控制技术，可在必要时进行“非传统战争”，不动刀枪却能使敌国内部失序，达成超限战目的。

美中科技合作的潜在风险  美国警觉不足

目前，随着中共推动“科技强国”政策，美中之间的科技合作关系日益紧密。专家指出，在全球战略竞争格局下，这类合作已非单纯学术交流，而是潜藏巨大安全风险。

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资深研究员索博里克（Michael Sobolik）向福克斯新闻表示，中共“正在与美国进行一场冷战”，其战略目标是“打造一个有利其暴政存续、不利自由发展的世界”。

他提到，中共没能阻止COVID-19的蔓延，又将芬太尼前体偷运进美国，导致美国人死亡，“现在，还企图在美国境内使用病原体与生物武器。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所作所为。”

这场看不见的战争表现在各层面，包括学术、贸易、军事及公共卫生等。索博里克指出：“他们（中共）想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针对目标就是我们本土的美国人。”他认为，中共正在利用美国的制度开放性和信任机制进行反向渗透，借由科技合作转化为战略对抗的资本。

沈明室接受大.纪.元;采访时指出，美国对中共科技能力的低估与合作警觉的不足，是导致科技成果外泄与战略主导权流失的根源。“这不是单一事件，而是一种系统性策略，从病毒研究到半导体技术，从医疗合作到AI工程，中共正逐步整合科技手段来对抗美国。”

大学成为中共窃取高科技的跳板

美国大学向来是自由、创新与开放的象征，但正因其开放性，也成为中共渗透的理想场域。索博里克警告：“美国高等教育早已对中共上瘾。”他指出，许多大学财政依赖来自中国的捐款与全额学费国际学生，而这些人当中，有不少受到中共驻美机构压力，被迫进行情报传递与技术转移任务。

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日前亦披露，中共间谍网可能已渗透该校与其它名校，目的明确针对尖端科技、人工智能与生物技术等国家战略领域。该报导刊登在校内学生报《Stanford Review》。

沈明室指出，过去中共透过“千人计划”、合作讲座、研究联盟等方式，有系统地吸纳美国顶尖人才，甚至曾成功收买哈佛大学化学系系主任的案例，“这绝非孤例，而是国家层级的渗透工程。”

他警告，若美国大学继续以“学术自由”为由忽视风险，将沦为中共窃取科技成果的跳板。“自由与开放不能成为纵容敌对势力的借口，美国学界应重新检讨与中国的科研合作机制。”

病毒与生物研究的风险  需建立国际监督制度

COVID-19疫情暴发以来，关于病毒是否自武汉实验室泄漏的争议始终未歇。黄千峰指出，无论该事件是意外还是蓄意，其揭示的是生物研究若缺乏国际规范与监管，将可能酿成全球性灾难。

他以中国涉嫌使用早产儿器官，遭国际学术界谴责，与国际心肺移植学会（ISHLT）明确拒收来自中国的论文为例，指出伦理审查应成为科学研究的核心门槛，“不该为求眼前利益，无视他人生命安全。”

黄千峰建议，病毒与生物病原体研究应如同核能研究般，建立国际监督制度，如国际原子能总署（IAEA）的跨国机构执行监管，确保资讯公开透明、用途符合伦理等。

沈明室亦表示，若无国际标准与联合监控机制，病毒研究将持续面临被军事化、武器化的风险。他指出：“研究本应用于公共卫生，但一旦被纳入军事系统，将对国际社会造成毁灭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