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王力雄5月中旬在上海接受中央社专访。他在1991年出版的政治寓言小说“黄祸”读者众多，也让中共领导人重视。他说，这本书出版30多年后，中国距离书中描写的崩溃越来越近。中央社记者张淑伶台北传真114年5月29日

（中央社记者张淑伶台北29日电）中国作家王力雄1991年出版备受讨论的政治寓言小说“黄祸”，又在2017年出版的小说“大典”中描写疫情背景下的中国，但是他没有为“预言”沾沾自喜，近期受访时表达出一如既往的忧心，认为“黄祸”的中国崩溃结局越来越近。

王力雄是作家，但文学性不是他的目标，只是服务于他传播政治理念的手段。他被认为是西藏与新疆等民族问题专家，但那其实是他对中国整体前途思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又被称为环保人士，1993年与友人成立中国最早的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但他从一开始就希望师法西方国家的绿党，引入政治改革，结局是在官方压力下王力雄被“自然之友”除名。

定义王力雄，必定要与中国政治相连结，尽管终其一生他都未有一官半职。这个用了50年时间思考“层议制”（即“递进民主”）的作者，刘晓波眼中的“政治幻想狂”，一生都专注在思考中国的未来，不在乎旁人怎么看。

5月中旬，72岁的王力雄在上海接受中央社记者专访，谈他为什么认为中国很难避免走向崩溃，以及出路在哪里。

中国命运三部曲如何不走向崩溃

“大典”的故事始于中共党庆背后的内部政争，展现出高科技极权的监控无所不在，背景还有流感疫情下高层用防疫运动整肃对手。用现在的话来说，全书满满的既视感。

王力雄把“大典”定为中国命运三部曲的前传，其他两本是“黄祸”与“转世”。他说，现在中国就处在“大典”时代，这个时代总有自我结束的一天，届时有两个选择，一边是走向崩溃、混乱、全中国人向外逃难的“黄祸”，一边是有可能避免崩溃的“转世”。“现在什么都不做的话，就是‘黄祸’了。”

去年中国舆论界流行“历史的垃圾时间”说法，认为当前就像体育比赛最后残余的“垃圾时间”，已经无法改变结局，只能坐等赛局结束。王力雄不认同这种说法，“因为是可以做些什么的。必须做。”

做什么呢？王力雄的答案，是他从1975年就开始思考的“层议制”，或称逐层选举、递进民主，他认为这是让中共体制变化的核心。

层议制和代议制最大的不同在于，代议制是超大规模的选举，几万人选一个议员，但几万人之间无法相互了解；层议制首先是在能够充分直接沟通的范围内，形成基本的自治结构单元，再逐层选举，并且是随时选举，确保民意能够被真实反映。

王力雄不只是写和想，还在可能的范围内尽量付诸行动。他曾经在农村做村民自治，也在城市里做业主（社区里的屋主）自治，这些都是从底层逐层来做，但不断地被扼杀。

他试过在乡村成立一个老年互助协会，采用他理想的机制去组织它，结果整个县的公安、文化、工商等部门一起到主事者处抄家，理由就是复印了70多份王力雄起草的老年互助协会章程，罪名是非法印刷。

“全部给你堵得死死的”，他说，那还是胡锦涛、温家宝主政的时代，现在更没法做了。

重视资讯科技发展的王力雄，更曾自掏腰包请人开发符合层议制的软件，并在美国申请了“网络共同体自组织方式”和“电子讯息筛选系统”两项专利，用科技手段建立民主结构。他甚至曾经前往硅谷寻求合作，想要自创公司推动层议制的网络平台，但因能力不及而作罢。

不过，且不说“层议制”容易因规模等问题变质而无法继续，即便能落实，它也牵涉到很多具体的问题，并不是“民主了就没事”。

王力雄举例，譬如民族或族群问题，西藏、新疆、内蒙古、香港现在全都是离心力越来越强，“如果现在它们从高压立刻变成民主化，情况不是可想而知吗？”他认为先前压抑累积的仇恨必然爆发。如果允许少数民族独立，这几个地方就占中国60%的领土面积，“中国怎么可能同意一下子少了6成的面积？所以那种时候就注定会流血。”

为此，他曾经准备和维吾尔族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成立一个民间对话机制，至少当时民间存在友谊、沟通的可能性。结果伊力哈木2014年9月被以分裂国家罪判处无期徒刑，对话大门彻底关闭。

30多年绕大弯黄祸越来越近

王力雄认为中国未来并非没有出路，但他以为的出路走起来总是充满拦阻，“黄祸”的结局看来很难避免。“谁也不知道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很有可能是内部的争斗，也可能是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

这么多年来，很多人对王力雄的“崩溃”说不以为然，甚至当笑话看。“黄祸”出版到现在都快35年了，中国不但没崩溃，中间一度还越来越好。

他不以为意，因为相对于历史的长河，30多年只是弹指一挥。“对于历史来讲，不要去猜什么时候会发生，不是我们能够去把握的。中国的政权机制就是崩溃，就是猛然突变，没有别的方式。没有它自己发现问题、总体布局、慢慢转型和改变、脱胎换骨，没有这种可能性和这种机制，所以崩溃就是一个宿命。”

在王力雄的新书里，他谈到了“沙堆论”。沙堆随时可能坍塌，这时候拿个大锹在周边拍拍又稳固了，但这不会永无止境，“只会立得越高，最后垮得越狠，中国也是一样”。

对他来说，崩溃的来临就是忽然之间，如果是10年、20年间，有可能看得到变化，也可能是发生在100年后，“100年在历史上也就是弹指一挥，根本不算什么”。

身处在上海这样的充满小资风情的商业城市，即使近年经济压力越来越大，商场人变得较少，但街边咖啡馆和餐厅总还是有客人消费，惬意享受。很难将这种安逸景象与社会崩溃、民众逃难争抢食物这些“黄祸”的情节相连结。

王力雄说，关键不在于这些小市民怎么生活。“中国只要有一两千万人开始打砸抢，在街上、在农村截断物流，整个国家的军队才200万人，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他说，假设中国社会有一大批被抛弃的人，譬如在城里没工作但回不去农村的，或者觉得不公平、心怀不满的，他们本来散见各处，但说不准哪天有一件事情，会让大家群起。1976年周恩来去世、1989年胡耀邦去世都是一种信号弹，引发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至于负责基层治理的干部，王力雄说他们都知道自己是民愤的对象，知道自己何时该跑，这样就立刻失控了。“中国只要有几百个点发生这样的事，立刻就扩散了。”

中共当局在2022年底对南京、上海、北京、成都等地“白纸运动”的紧张应对，对各种群体事件的“露头就打”，禁止跨省串连大型活动等，都是这种避免失控的维稳努力。

“黄祸”写于六四血腥镇压之后，中共的领导人很多都读过此书，据王力雄说，当年国家主席杨尚昆也让秘书给他做读书报告。这些官员都想避免中国走向“黄祸”的场景，问题在于能否做到？尤其财政力不从心时，会影响当局对维稳的投入。“我认为‘黄祸’到来的路径非常地清晰。现在正在往那方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