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势：美国、盟友、以力量实现和平

本书的目标是帮助我们找到一条道路，使我们能够摆脱一个受限且优势减少的世界。与其被迫在日益减少的优势中制定战略，不如透过力量实现和平。然而，当我们努力以有限的资源解决问题时，可能会出现创新，这些创新一旦释放出更大的经济资源，便会成为深远的优势。正如在“经济竞技场”那一篇所描述的，我们正在见证美中分道扬镳的过程，美国应塑造并鼓励这个过程，推动全球经济朝着中国与民主国家分流的方向发展。随着经济和技术分化的成熟，美国还需要鉴别并抓住在关键竞赛中的领先地位，以形成足够的军事力量来防止历史上的经典困境：独裁者的武力赌注。普京对乌克兰的领土征服赌注已经标志着战争重返欧洲，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这是一个独裁政权对民主国家的攻击，不仅是出自于领土扩张的野心，更是因为这个国家在本质上是民主体制――它选择了自己的道路。请记住，中国与俄罗斯共同反对的北约扩张是自愿性质，并非强迫的，欧洲的民主国家一直在寻求安全保障，以抵御俄罗斯侵略的真实威胁。虽然有人可能将入侵乌克兰视为吓阻失败，但目前的结果是北约的团结、盟国经济战的协调，以及幸亏在乌克兰的抵抗和盟国支持下，俄罗斯在战场上遭受巨大损失。与普京结盟的 中共领导人必须谨慎权衡他们在台湾海峡和其他情势紧张地区的战略选择。美国的防御战略主要依赖于吓阻力量，我们应该透过在经济领域取得的成果，维持并加强这一战略，建立二十一世纪的军事优势，阻止我们的对手对美国、盟友及其他国家和地区使用武力。

面对俄罗斯和中国独裁政权真实和预谋的军事侵略，我们应该谨记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密利（Mark Milley）将军在二○二一年所说的以下这席话，关于美国军事力量更长远的目标：

世界秩序，也就是一九四五年建立的所谓自由世界秩序，并不是为了防止韩战、越战或第一次波斯湾战争，也不是为了打击恐怖主义。它的目的是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它是用来防止大国之间的战争。这个目标已经成功实现，我们已经度过了第七十六个年头。看看历史上的前两次，《西发利亚和约》（Treaty of Westphalia）维持了大约一百年；看看“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也维持了大约一百年。所以我们在此大国和平中已是第七十六个年头了。

我们必须利用先进的技术、系统、战略以及盟国的联合力量，来巩固这个世界秩序，并延续过去四百年来的第三次大国和平。这段和平被称为“美国治世”。我们的目标是让这段和平继续下去。虽然我们可以成为盟国之间的基石，拥有盟国之间最大的军事力量和作战能力，但美国无法独自承担和平的重任。正如“外交竞技场”这一篇所阐述的，有联盟体系的巨大影响力，才能重建我们这个时代民主国家对抗独裁政权的优势。一般国力如此，军力也是如此。回顾一下大国和平彻底崩溃的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人称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但一九三○年代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独裁政权的野心，意味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二十年和平时期，只不过是一个战间期。这就是当独裁政权因怨恨情绪和机会主义蛊惑下所发生的情况。我们面临的挑战如下：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柏林墙倒塌，再到现在这一段大国和平与繁荣的时期，不会以大国之间的冲突告终。要维持这种和平，不可能透过姑息或迁就俄罗斯和中国这类国家来实现。就像冷战时期的努力可能没有阻止韩战或越战，但确实阻止了第三次世界大战，问题在于如何抑制我们主要对手的野心和侵略？我们如何延续这段长久的和平，同时也保护自由世界的疆界？

强大的军事力量可以成为美国与盟友应对中国战略的第三道“长城”，与经济围堵和外交限制并列。如果集结全球，整合世界民主国家的力量，就可以透过我们卓越的经济和技术实力以及人数优势，重新确立我们的军事优势。这种做法的目的不是要摧毁中国，而是要破除其利用军事力量的野心，藉以证明北京当局发动的大大小小战争都无法得逞。光是在亚洲维持力量平衡，不足以确保吓阻力。这在欧洲或其他潜在地区也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世界各个民主国家联合军事力量所形成的决定性优势。正如丘吉尔在一九三四年当他的国家对希特勒崛起犹豫不决时所解释的：

你们都听过早期的均势论。我不接受那套理论。欧洲任何的均势状态都会导致战争。大战通常只在双方都认为自己有胜算时才会爆发。和平必须建立在压倒性优势上；人多力量大。如果各方都有五、六个国家，可能会发生可怕的实力较量，但如果一方有八或十个国家，另一方只有一、两个国家，或者一方的集体武装力量是另一方的三、四倍，那么就不会发生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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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结盟世界必须得到的压倒性力量。任何不及此的做法，都会诱使侵略势力集结起来。如果我们不能够朝这个方向前进，或者在实力优势尚未达成前，亚洲爆发冲突，北京当局很可能会从冒险主义和侵略中获益。这将对自由世界造成像乌克兰那样的震撼。我们必须整合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军事力量，以抵御来自莫斯科和北京的进一步侵略。如同韩战在冷战初期凝聚各界的注意力一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也唤醒了美国和欧洲。我们必须理解，北京当局也在加强其在当地区域使用军事力量的能力。若美国的吓阻策略成功，可以防止中国进行这种危险的冒险主义，但我们必须重建军事优势。这样，我们就能像过去“美国和平”时期一样，继续在漫长的吓阻之路前进，同时让我们大战略的其他支柱能放慢这些独裁政权的步伐，并强化美国与盟友。

一九五○年九月，随着与苏联的冷战成为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杜鲁门总统签署了著名的《国家安全会议第六十八号文件》（NSC-68）。这份文件是美国首次尝试制定全面战略，以应对苏联对美国生活和国际秩序构成的新威胁。《第六十八号文件》引导了对美国军事力量的投资，奠定二十世纪下半叶美国对苏联的长期战略和全面吓阻的早期基础。该文件将美国军事力量的目的定义如下：“对我们而言，军事力量的角色是为国家目的效劳，抵挡对我们的攻击，同时以其他方式创造一个自由社会可以繁荣的环境，并在必要时起身战斗，以捍卫我们自由社会的完整和活力，击败任何侵略者。”由于中共在国共内战中战胜蒋介石的国民党，加上斯大林成功试爆原子弹，《第六十八号文件》开始拟定，后来因韩战爆发而付诸实施，导致美国军事预算大幅增加，永久影响了冷战时期的世界，成为乔治．肯楠制定围堵战略的一部分。

如今欲在经济围堵和外交限制的情况下阻止中国在太平洋地区使用武力，只有在长期军事优势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这表示要让北京当局意识到，动用武力只会自取灭亡。有些人可能会指出，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计划一旦制定，就容易付诸实行。我们必须认知，中国已经制定这些战争计划。我们必须确保中国的军事计划永远不会达到其领导人认定拥有决定性优势的地步。我们的军事竞争将在未来几年乃至几十年内不断演变，我们必须努力保持领先。如果不能保持领先，可能会发现与中国的下一阶段竞争将从军事冲突开始。

我们没有一个固定窗口可以成功推行和平时期的围堵战略。正如发展数十年的冷战轨迹在一九五○年因三年的韩战而确定下来，如果我们不能围堵并制止北京当局， 中共领导人就会借着选择使用武力来确立新的发展轨迹。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美中竞争的速度很可能改变，但本质不变。如果北京当局决定对台湾或其他地方动武，结果必然是美国和盟国大幅减少与中国的贸易，并终止对中国的投资，正如我们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所见到的那样。从必要性和前瞻性的角度出发，实施经济围堵要好得多。如果现在不能延缓和阻止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发展趋势，等于给予中国一个无限期的窗口，把日益成长的经济实力转化为日益成长的军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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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回顾第一次冷战，观察其中推动美国具备压倒性优势的两个重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杜鲁门的《第六十八号文件》，这是对共产主义侵略亚洲的回应；第二个阶段是雷根政府“以力量实现和平”的重建工作，目的是在与苏联的竞争中取得最终胜利。冷战时期最令人关注的战略文件，雷根政府关于“美苏关系”的《第七十五号国家安全决策指令》（NSDD-75），出了一系列对苏联战略的原则和目标，包括“外部抵抗”、“内部施压”和“谈判”，其目标是：“透过在所有国际领域，特别是在美国优先关注的地理区域，与苏联进行持续有效的竞争，围堵并最终逆转苏联的扩张主义。”让我们来看看雷根对军事平衡的重视。以下是美国军事战略支持“以力量实现和平”的官方概述：

美国必须实现军事力量的现代化，包括核武和常规武器，以确保苏联领导人意识到，美国绝不会接受屈居第二或军力情势衰退的局面。苏联盘算任何突发情况下可能出现的战争结果，必须总是得出对苏联极为不利的结论，这样苏联领导人才不会有动机发起攻击。务必确保美国军事能力的未来实力。我们必须充分利用美国的军事科技进步，同时加强对军事相关或两用技术、产品和服务转移的控制。

这项战略，完成了冷战早期杜鲁门、艾森豪和肯尼迪的伟大战略，并促使冷战与苏联的和平落幕，让资源动员的必要性变得明确。这种动员不但要在美国国内进行，还要与我们的盟国合作。这样的协调将建立一个勇敢而必要的军事能力范围，可以应对“全面的潜在冲突”：

美国有限资源与实施美国战略所需能力之间现有和预计的差距，使得美国必须：（一）确立有限资源使用的优先级，以有效率的方式限制苏联的扩张；（二）动员愿意与美国共同围堵苏联势力扩张的盟国和友邦的资源。美国和西方国家全方位政策的基础，必须是一支能够应对全面潜在冲突的强大军队，并受到精心设计的政治和军事战略的指导。美国军事战略的核心是阻止苏联及其盟友对美国、其盟国或其他重要国家的攻击，并在吓阻失败时击败这样的攻击。尽管在重建西方军事力量以应对苏联威胁的过程中，美国单方面的努力必须发挥主导作用，但要保护西方利益，美国必须加强与盟国和其他国家的合作，并更充分利用他们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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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雷根政府将苏联推入军备竞赛，使其经济崩溃，冷战时代就此结束一事众所周知，但我们与中国的竞争不太可能在短期内使对手陷入财政困境，也不应该以此为目标。不同于由两个对立经济体系开始的冷战世界，我们由一个整合的世界开始，这是史上最大的和平时期全球化所带来的结果。美国在这场竞争中的获胜之道，在于重建中国试图主宰的世界经济，以至于比起进一步与中国融合，我们更要将中共从全球关键供应链、资本市场、技术进步和出口市场中剔除──一个个地区、一个个领域──直到实现经济围堵。我们的国防战略必须支持这种世界经济的重塑，以利于美国，最终结果不一定是中国崩溃，而是世界民主国家与独裁国家在经济和军事实力方面的第二次大分流。

从杜鲁门的《第六十八号文件》、韩战、雷根的《第七十五号国家安全决策指令》，以及苏联解体中汲取的教训，告诉我们如何重建确保好几代大国和平的美国整体优势地位。透过军事优势来达成安全地位，可以让我们在经济和外交领域拥有无可匹敌的行动自由。反之，在经济和外交领域的成功，将使我们有更大的空间投资在“以力量实现和平”。若无法改正军事平衡，最好的情况是降低独裁者的投机成本，最坏的情况则是为俄罗斯和中国的扩张和侵略打开大门。

使用美国现有的经济工具，从《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到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减少在中国和俄罗斯的商业活动，并终止对这些国家的投资，已经是可行且值得推行的。然而，即使北京在香港、新疆和喜马拉雅山的行为，以及中共支持普京入侵乌克兰，美国和盟国的跨国公司仍愿意扩大在中国的业务，阻碍了我们的行动。中共侵略台湾必将是最后底线，一旦越过这条线，可能会引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面的经济战，包括摧毁中国在海外的公司、停止所有非必要的贸易，以及双方资产互相被扣押。中国对台湾的军事行动将是真正的“史普尼克”（sputnik）时刻，不只美国国家安全界，乃至整个美国政府都意识到吓阻失效，我们确实正与中国发生冲突。这类型的任何行动都不会是美中全球竞争和对抗的结局。如果北京当局在这场冲突失败，他们一定会再次尝试，无论是不久之后还是未来。然而，会改变的是美国政府允许我们私人企业与中国的往来，尤其是如果美军遭到攻击的话。

中国大战略最深层的矛盾在于，中共相信可以使用武力达成野心，但同时又希望维持与外界的经济关系，最后主导全球经济。正如我们所见，北京当局试图透过“双循环”来解决这个矛盾：一方面实现关键产业和技术的本土化，另一方面也试图增加其他国家对中国的依赖。由于这个矛盾，经济围堵策略与军力吓阻相辅相成。减少与中国的技术、商业和投资交流，从长远来看会削弱中国，因为中国依赖外界的资源和商品贸易，但在短期间完全经济孤立也可以作为一种吓阻，防止中国在亚洲使用武力。中国永远不会实现真正的自给自足，尽管在其某些经济产业可能办得到。与外界的经济关系是中国在亚洲发动战争的最大风险。目前来看，像二战时期日本那样全面的地区征服战略似乎不太可能，但如果我们没有强有力的吓阻战略，中国在亚洲或世界其他地方进行“有限”效果的军事行动――无论是领土征服还是“教训”其他国家――仍然可能成为中国的备案。

今日的中国领导层曾经躲在动荡和内聚型（inward-looking）的国家里，现在他们将野心带到了全球化的世界。由于预测中国可能会动用武力，而且不只在台湾、南海和东海、喜马拉雅山这些情势一触即发的地区，也可能在整个“一带一路”区域，从非洲到中东、从东南亚到太平洋岛链，甚至如果俄罗斯和伊朗这些伙伴国家介入的话，远至拉丁美洲和欧洲等地区都有可能，因此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在全球各地抵御这些侵略者。为了应对多个对手的野心，我们有必要制定一个全球性的国家安全战略，这也是现有《国家安全战略》设想到的。同样，应对中国本身的胜利愿景也需要这样的策略。美国必须努力在二十一世纪的军事领域中取得优势，寻求解锁并掌握未来工业和技术进步带来的“军事革命”和突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经济分流战略极为重要。由于我们与中国的经济融合，我们在关键技术和产业上的进步也容易成为他们的进步。如之前提到的，如果对手与我们坐在同一辆车上，即使我们开得再快也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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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牛津大学博士，主修中印关系，研究俄罗斯、中国与印度已近二十年。曾任美国国防部的中国长期战略顾问，并曾向美国战略司令部、印太司令部、商务部、国防情报局、海军参谋部战略部门等诸多政府机构提出报告。

亦是专门研究美中全球竞争议题的战略咨询公司的创办人，协助《财富》五百强企业与金融机构了解美中全球竞争，改善他们对中国的风险评估、制定能够应对历史性地缘政治变化的新全球战略。

曾至俄罗斯、中国、印度、拉丁美洲与中东各地旅行，会说中文、俄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等多种语言，并经常于电视与广播频道发表评论。

现居于美国华盛顿特区。

书名：《关键十年：美国对抗中国的致胜战略》

作者：乔纳森．沃德（Jonathan D.T.Ward）

出版社：广场

出版时间：202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