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乐队是中学最美好的回忆

我的中学时代仅仅是两年。

文化大革命之前的1964年，我考入北京市第三十一中学，与长我三年的二哥周守正同校。三十一中以体育运动水平高而闻名北京，但其实在其他方面这所学校也非常出色。至1966年文革浩劫，学校动乱，停止教学，短短两年的中学生活，给我留下不可磨灭印象的，是我们有一个经常聚在一起活动和演出的小乐队。

我的二哥周守正1961一年考入三十一中初中，他擅长各种乐器：钢琴、提琴、黑管、手风琴……在体育见长的学校里，他以音乐才华享誉全校。每到元旦、国庆等各种节假日，二哥都会到学校很多兄弟班去表演助兴，甚至还在著名的首都剧场表演过钢琴独奏。1964年9月，二哥考入本校高中，我也追随他考入初中。由此，擅长拉手风琴的我，得以和二哥一起，在三十一中发挥音乐特长。

进校不久，二哥就带我参加了学校的小乐队。也不是正式的乐队，是爱好音乐的师生们自发地组织起来的。除了二哥和我，还有擅长萨克斯的李国政先生、弹六弦琴的归侨王先生、喜欢玩沙锤的学长俞天强……

每到下午，放学以后，我们由二哥招呼着，把椅子搬到大操场南面，围坐一起，吹拉各种乐器，尽情欢悦。我们的小乐队常常被同学们的掌声包围，小乐队悠扬的乐曲声和大操场上的龙腾虎跃，形成鲜明对照，也相映成趣。

我们经常弹奏著名的外国歌曲，至今记忆犹新的，是那首西班牙作曲家伊拉蒂尔写的《鸽子》，节奏鲜明，再加上沙锤的若隐若现，使人陶醉在美妙的旋律之中。除此之外，像意大利的《桑塔露其亚》、印度尼西亚的《星星索》等，也都是我们经常演奏的曲目……每到周末，这一个多小时的娱乐，是我对中学时代最美好的回忆！

除了自娱自乐，我和二哥都经常各自出现在学校的各种文娱活动中，为同学们表演，我们俩都是学校节日或庆典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台柱子。记得1965年的秋天，全校举行大型文艺活动，活动开始前，我和二哥在大操场的指挥台上，意气风发，为全校同学大合唱做手风琴伴奏。那时候，我仅仅是个十三四岁的初中生。

我的音乐才能，最早是源于家庭的耳濡目染。我大哥周国正毕业于辅仁大学，在天主教北堂（西什库）圣乐合唱团担任指挥。二姐周淑正毕业于北京师范艺术学院钢琴系。我家中有两架钢琴，以及手风琴、大提琴等乐器。在家庭音乐氛围的熏陶下，我和二哥自幼学习乐器，我6岁进入师范艺术学院，后师从北京师范艺术学院音乐系吴铁鹰教授，系统学习钢琴。9岁时和二哥及三姐洵正一同，进入少年宫（首期）手风琴班学习，还曾多次参加少年宫举办的手风琴及钢琴演出。1959年，由我二哥作曲，我们哥俩一起，到北京电视台录制了四手联弹钢琴曲，并获奖，奖杯现在仍然在西什库小学收藏着。

音乐伴随我成长。

红8月由钢琴而遭难

好景不长，初中读了不足两年。1966年6月，还没读完初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正常的学习生活被打乱，到处是封建迷信式的“早请示，晚汇报”。学业停顿，大街小巷充斥失态的喧闹。革命不断深入，乃至走向疯狂，殴打、抄家、杀戮，罪恶接踵而至。在三十一中，也诞生了掌握生杀大权的红卫兵。

8月上旬，我在学校，看到一位40多岁的女士，被学校的红卫兵用皮带抽打。女士的头部被打得肿胀，眼睛仅剩一条细缝，脸部变成酱紫色。她脖子上挂着两只演出用的绣花戏装鞋。受此荼毒的原因，红卫兵说：此人爱唱京戏，平日穿奇装异服，是资产阶级分子。

据说，不久此女士就亡故了，可是那酱紫色的脸，让我永远挥之不去。

8月中旬，毛在天安门接见了北京市中学的红卫兵，并且佩戴了宋彬彬献上的红卫兵袖标，还对宋彬彬说：“要武嘛！”

不久，我到学校，就在我们小乐队经常演奏的地方，看到几位先生（老师）被红卫兵命令，抬着一具尸体往校门走，我跟着看热闹。红卫兵出校门，拦下一辆三轮车，责令三轮车工人卸下车上的货物，拉这具尸体。工人问：运送到哪儿？红卫兵回答：“爱送哪里送哪里！”结果那位工人绕过胡同，就将尸体丢弃了。对于学生时代的我来说，那真是第一次体会了什么是毛骨悚然、头脑麻木。学校里抬出死人，怎么死的、凶手是谁？没有任何公安局、法院的人过问，红卫兵就是“法”，他们可以随便处置任何的活人，和死人。

8月下旬，北京市不分昼夜，到处是血雨腥风，厄运也降临到我家。受派出所指点，街道主任李老头认为：老周家有钢琴，院门经常关着，是资产阶级窝子，应该抄家（即殴打家人、劫掠财物）。

家里有钢琴就是罪过呀！

半夜一点钟，李老头叫红卫兵翻墙，进到我家院子，捣毁花池、砸烂鱼缸、毁坏钢琴、摔断黑管，拉走许多物品。

由于红卫兵是半夜来劫掠行凶的，自然有诸多不畅。不久，他们又在大白天，进行第二次抄家。红卫兵知道了我们家人信奉天主教，就把我的父母押解到北京著名的天主教南堂（宣武门），行凶殴打，把我母亲的长发胡乱剪掉。之后，红卫兵意犹未尽，又把我父母押解回我们自己家，即天主教北堂（西什库）近旁的草岚子胡同25号，责令我父母，双双跪在院子里，让周围邻居都来，观看他们用解放军军用铜头皮带抽打我父母，而后再次剪去我母亲头上仅存的一点头发。虽然遭受暴行，我的母亲跪在院子里，依然默诵着圣经。红卫兵恼羞成怒，更加凶狠，打得我母亲浑身是伤。在被责令围观红卫兵“革命行动”的邻居中，有我二哥的同班同学，住在附近刘兰塑胡同的李树仁，他亲眼目睹了这一切暴行。

万幸，父母没有命丧红8月，仅仅是被殴打，家中财务尽失、乐器被毁，最好的北房中间两间，被所谓红五类侵占。每天天不亮，父母就被李老头责令去清扫大街，洗刷墙壁。

我的大哥周国正（当时是北京八中物理老师，后调入师范大学体育系，担任运动生物化学及运动生物力学教授）和嫂子，被家中的保姆举报，说他们有反动言论，因而在八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漏网右派、历史反革命。好在负责看管他的红卫兵，刚好是他先前教过而且关系不错的学生，所以仅仅是挨了几次打，命还是保住了。后来大哥被派往西直门拆城墙，劳动改造，总算侥幸躲过学校的轮番批判斗争。

父亲早晨扫大街，然后去他亲自创办的“辅进文化补习学校”，由学校的红卫兵批斗、鞭打。父亲的上衣胸前，缝块白布，上面用黑字写着“历史反革命”字样。革委会还将同样字样的牌子，挂在他脖子上，每天从学校回来，父亲肩膀和背部，都会增添新的伤痕。

我父亲生性胆小，平时都是和善待人，从不对人发脾气。遭遇如此打击，实难承受，继而突发胆囊炎，送到北大医院的时候，人已经休克。但因为他是“历史反革命”，医院拒绝救治。幸亏我大哥遇到他当年在辅仁大学读书时的学长，帮忙疏通，才终于让父亲接受了手术，腹腔插引流管，回家以后，卧床一年之久。父亲因此躲过了之后的批斗和鞭打，也算因祸得福，不幸中的万幸了。亲戚们在凄苦中自虐：说我父亲是被吓破了“胆”。

老百姓确实是被红卫兵吓破了胆，在那个罪恶的红8月，红卫兵打死人，不但是革命行动，还要把被打死的人追认为反革命分子，谁不怕呀！因为害怕家里有什么1949年以前的东西，成为罪证，母亲让我把家里的旧书、细软（所谓四旧物品）等等，主动交送到我家附近的三十九中红卫兵司令部。这个三十九中确实凶悍，我曾祖父在北堂北部的坟墓，就是被他们平毁的。母亲还害怕三十九中红卫兵觉得我家四旧太多，再招劫难，又偷偷让我把家里的袁大头、簪子、金银首饰等等，带到三十一中扔掉。

在我和二哥以及小乐队在学校活动的地方，再往西一点，靠学校南墙，是一间厕所。以前，我在这里幸福地演奏世界名曲，现在我像罪犯一样，往厕所里丢弃自己家的财产。

我的家庭

我是个14岁的初中学生，何罪之有？因为我出生在一个世代信仰天主教的家庭，全家都喜欢天主教圣乐。

我的曾祖父母于清朝末年“义和团运动”时期，成功解救了被暴徒围困的修女，并安全护送到东交民巷教堂（使馆区），但曾祖父夫妇自己，却被义和团暴徒砍了头，为圣教会牺牲了。后来，他们两人被葬在北京西什库教堂的主教府后院，立碑“肉丘坟”。

曾祖父母离世，留下三个遗孤，周维真、周维诚和周维x，他们均被教会收养，并送往法国留学，周维真是我的祖父。

我的父亲周元增（周仁辅）毕业于天津塘沽海军大学，经天主教北堂（西什库）张辅仁神父推荐，指认为北堂公教进行会会长，并担任北京辅仁大学校务长雷冕神父［德］的秘书。1946年至1950年，继任芮歌尼（Rector Rigney）［美］校务长的秘书，并任辅仁大学财务，监管全校薪俸多年。1949年后，芮歌尼神父被捕，我父亲也一同入狱，并被强制劳动管制3年。管制结束后，辅仁大学的一部分被合并到北京师范大学，但父亲被解除了职务。父亲便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在西单皮库胡同创立了北京首家私立学校——辅进文化补习学校，让更多的青年受教育。

也由此，父亲在文革红8月中，受尽了自己创办的辅进学校红卫兵的迫害。

其实，我刚刚进入三十一中时，仅仅13岁，并不清楚家族的历史，每天在学习文化知识、接受革命教育、玩着喜爱的乐器。但是派出所、街道、学校，早就确定了我的社会地位：混蛋、狗崽子（文革前讲究家庭出身，文革中盛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我在学校文革中的经历

文革爆发时，我是三十一中初二8班学生。

记得1966年9月中，红卫兵把学校的先生们集中在小礼堂，轮番批斗、殴打。

我们学校是英国圣公会在1911年创办的教会学校，现在一进校门的小礼堂，是当年教会净化师生心灵的（小）教堂。我们在校期间，经常在小礼堂听讲座、看科技电影、举办音乐会。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小礼堂变成了红卫兵殴打老师以及校外居民的地方。

这天，我进了学校，就见小礼堂人头攒动，我挤不进去，在门外观看。文革前我和二哥一起表演手风琴的舞台上，站着一群红卫兵。他们左手拿着红宝书，右手挥舞着皮带，嘴里狂呼革命口号。小礼堂座位及过道上，都挤满了人，好像还有外校甚至外地的学生。红卫兵的皮带不时落在距舞台半米、站在地面的先生们的头上和后背上。先生们弯腰低头，站了一大排，面前围着许多他们的学生。这时，有位先生为喘一口气而抬起头，我看清了，他是教外语的王骐骥先生。再仔细看，又辨认出好几位先生，毛浦森、刘志诚、刘桐、李国政、周冠英……

周冠英先生是我的初一班主任，并且教我们数学，他博学多才，上课认真负责，还是学校垒球队的教练；李国政先生教我们历史，据说他是三十一中1953年的毕业生，当时考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后来服从党的安排，放弃读大学，留校当老师。如今，身穿一身蓝制服的周先生，和短裤加衬衫的李先生，在红卫兵皮带之下，忍受着被学生殴打的屈辱。他们瞋目扼腕的样子，让我至今难忘。李先生平日里喜好拳击，周先生还是篮球健将，他们抵抗击打的能力和出拳反击的本事都超强，但是在毛支持的红卫兵皮带下……

最后，批斗会结束，先生们被赶出小礼堂。往外走的时候，要经过红卫兵的夹道“欢送”：即挥舞的皮带，随时殴打！面对走出来又被殴打的恩师，我的心潮澎湃，眼中几乎冒火。不知是良知的驱动，还是对先生的热爱，我和旁边的同班同学马强、白平生、谷明明……连推带搡一起挤过去拥到最前面，搅乱了红卫兵的阵脚，我们保护着李国政先生周冠英先生等，终于冲破了红卫兵的重重围堵……

回到家里，我的内心依然忐忑不安。虽然此时已经不是红色恐怖最甚的红八月，但红卫兵的淫威尚存啊，然而因为能够在危难中保护一下先生们，我的心灵也得到了极大的蔚藉。这是恐惧带给我们极度压抑感之后的释放，也是人性被磨灭之后的复苏，更是作为一个男人充满自信和勇气的初始。那是我在十年浩劫中，最为自豪的一刻！

我和同班同学马强、白平生以及张同庆、桂善轮、刘金亮，特别是陈京尼，有相似的经历，关系更加亲近，成了好朋友。当时全国一片动乱，学校、工厂混乱不堪，陈京尼绰号白梨，在他的周围，我们二8班在西单、西四等地可谓名噪一时。

1967年初，学校来了解放军搞军训，声称复课闹革命，实际上一切都形同虚设。夏天，学校组织拉练，由学校出发，途径地安门、东直门……一直走到天黑，到达顺义某公社，然后分散居住在老乡家。路途遥远，一路上我们二8班与社会上无所事事的学生打斗，为我们的“西单白梨”扬名。现在想起来，真不清楚去顺义农村的目的和意义何在，更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什么去打斗……

混乱的社会，空虚的精神，可能唯有疲惫和疼痛，才能证明自己的存在，还活着。1968年底，我们这些同学各奔东西，绝大部分去农村边疆种地……开始了另一番艰苦的人生历程。

音乐维持着我的生命

1968年底，我17岁。既不是青年也没有知识，但作为知识青年，来到山西芮城县当农民，开始了6年艰苦的插队生活。这其中，音乐使我经历了许多离奇的遭遇。

记得我插队的第二年，一次大队长来我住的地方闲谈，他翻看我的日记本，我并未在意。突然，他指着我日记本上的“无情未必真豪杰……”说，这是反动诗歌。当时我感到惊愕，但又不知所措，解释说那是国家出版的诗歌集中抄录下来的。他态度十分严肃，我急忙拿出北京带去的香烟、酱油送给他，才使此事化小，虚惊一场。自此我再也不写日记。

被送到农村当农民时，我带着手风琴和吉他。音乐是我在乡下最大的乐趣，乐器是无数不眠之夜陪伴我的忠实伙伴。只要有空，我经常会坐在黄河边，看河水翻滚。白天望着河对岸，晚上望着星月，弹唱印度电影《流浪者》的插曲《拉兹之歌》：“到处流浪……”或者当时学生中流行的那首“住的是茅草屋，和从前不一样”。而最动人的，还是那首知青歌曲“我要到那遥远的山西，去把农民当，离开了亲爱的家园和故乡，亲人含泪来相送……”一次又一次，唱哭了自己，唱哭了同学，唱哭了友人，唱哭了田野，唱哭了黄河。望着满天星辰，我多盼望能早点回到父母和哥哥姐姐身边，多么盼望能早日回到我可爱的故乡：北京……

每年就盼着能回北京和家人团聚的那几日，每次我都要带一些土特产给家人，也经常凑一些同学，到家中弹唱欢聚。记得有一次白梨陈京尼，带些同学来家里聚会，不料遭到举报。民警在街道居民大会上宣布：反革命周家的小儿子，在家中聚集社会上的流氓和闲杂人员，大唱黄色歌曲，大搞裴多菲（贝多芬）俱乐部活动。会后街坊大妈告诉我母亲此事，我母亲淡淡地说，他只是喜欢音乐罢了。后来有一天夜里，民警带着街道“积极分子”，翻墙来我家翻抄，问我哪儿来的洋琵琶，我告诉他那叫“吉他”，乐器厂买的。之后又翻家中其他物品，均未发现四旧等违禁物，便警告我，不许聚众唱歌。我说，我们唱的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反法西斯歌曲。他们无语，又觉得自己没面子，不知道他们依据什么法律，命令我天亮后去挖防空洞。几个小时后，我这个回家探望父母的知识青年，因为唱歌而沦为挖防空洞的苦力。

但我热爱音乐的痴心不改，音乐伴随着我的人生。

1976年之后，万物复苏，三十一中的小礼堂恢复演出的功能。1985年，北京天主教北堂（西什库）归还教会。由于我多年没有放下音乐技艺，便开始服务于北堂的圣乐工作，组织和指挥圣乐合唱团30年。

2010年，我在编纂中国历法的著名传教士利玛窦神父诞辰400周年之际，受意大利玛切拉塔教区Claudio Giuliodori大主教邀请，克服重重困难，率领天主教中国北京北堂圣乐合唱团一行29人，赴梵蒂冈演出。演出空前成功，受到教皇接见。这是中国天主教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荣耀。

人生几十年，起起伏伏，音乐伴始终随着我。而1966年9月中旬，在三十一中小礼堂，我冲破红卫兵的淫威，保护我的老师周冠英先生李国政先生，则是我最骄傲的一刻，也是我作为一个男人，获得自信和勇气的转折点。一切，历历在目。

2019.9.11

来源：《失德之殇》，沈宁等编，人文资料出版中心（香港），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