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据说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有第五人的话，就是纪登奎。所以网上出现这份署名"秋石客"《纪登奎夫人王纯纵谈红都国事》，如此张扬公然的“毛粉”话语，就不足为奇了。都说中国有一个“毛派”且势力颇大、粉丝颇众，是真的，一般认为“邓改革”让一小撮富起来，贫富分化剧烈，底层老百姓和农民被抛弃，因而毛泽东“死灰复燃”，红歌嘹亮，看来这是一种策略解释，让“复辟”帽子叫大众去戴，而真正的复辟势力，其实还在党内、上层、官府，所以习*近*平才如此有底气，而中国思想界理论界的非毛化、反左、清除迷信等“文明除魅”事业还相当繁重。】
污秽神坛
毛泽东在“文革”高潮时有一次写信给江青，说：‘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十年前我将此话引进一文时，心里曾颇惊异于毛的这种光棍式的坦率。
然而，连这个极富想象力的“钟馗”都始料未及的是，他身后不只粉身碎骨，竟还在他的贴身医生的笔下化成一滩污秽。这真是当代中国的一桩奇事。被李医生这本书（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所嘲弄的，绝非一个毛泽东，而是整整一代中国的理想主义者。读过这本书后再去回味那首《东方红》，以及它所能钩出你的一切有关身世和时代的联想，大概可以让你想一下，以往你从媒体所接受的各种文字、语言、音响、影像等等，是怎样一种欺负你而又叫你驯服的暴力。
幸亏有这样一位伴君如伴虎的医生，向世人托出了一个毛泽东的病历，从性格、心态直至性行为（二十世纪的独夫民贼大多是心理变态者，但如毛这般近距离被观察被透视尚属鲜见），否则我们中国人在半个世纪死去数千万条性命之后，也只能接受诸如权延赤（一个军队作家）之辈硬塞给我们的一个《走下神坛》来啃了农民的黑馍还会掉泪的毛泽东。所谓“有血有肉”（中国人不爱说“七情六欲”）之真实，要看是在谁的笔下了。权延赤是以近水楼台之便（或许奉命也未可知），从毛的贴身卫士嘴里掏出一个“人情味”的毛泽东，用来换取人们对一个王朝的谅解。肇始于此，“下神坛”的毛泽东变成了所有“历史巨片”里的明星（顺便让一个会说湖南话的古月大红大紫），还“走”进北京大部分出租车里当了保护神，接下来就是刮遍全国的“红太阳大联唱”，中国人唱得如醉如狂，却不知道究竟是念毛还是怨邓，海外留学生们也都辗转复制一盒磁带放在汽车里当乡音听。
此时猫在芝加哥某地的一位“御医”，正伏案将那“神坛”还原为一座秽藉宫闱。九十年代初兴起的“毛泽东热”，一路“热”到西方来时，那“人情味”十足的老毛已成了一个性虐狂。一颗“红太阳”被撕碎到这种程度，全不必靠什么理论分析或意识形态批判，若再回溯这个神话从四五十年前延安文人煞费苦心把一首信天游情歌窜改成《东方红》以来的历史，其间不知耗费了多少墨客骚人的心血，由此我便想到，对毛这一茬的中共领袖们作盖棺定论，真不是文人们的行当，大凡都要耐心等着他们身边的那个“李医生”开口了，才能见到立论的证据。一部中国当代史也免不了是这样。
这段历史里一个边缘人集团控制了中国舞台，他们窃得神器后的一大特征，就是宣称“朕即历史”，不但“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几千年都要由他们重论功罪，继而又编织自己的“造反神话”，最后还要主宰自己的盖棺定论。这部阉割历史的当代史，从五十年代大规模展开，较早见诸文字的是一套‘红旗飘飘’丛书，由解放军各色将校大书历次战役的“常胜”回忆，人人自我造神，其中的“佳作”选入中小学课本；稍后便由全国政协组织出版另一套丛书，定名‘文史资料选编’，令所有投降被俘的国民党官员将领自述败亡经历，向世人现身说法另一个边缘人集团在中国的耻辱史。此举逐渐上推至北洋军阀、满清皇族，直达末代皇帝溥仪，据说连老舍都被请去为‘我的前半生’润笔。我这个年龄的人，都是一睁开眼就被塞过来这么一种虚假的历史前提的。
中共从回忆录的初级阶段走向为自己修史立传，逐渐形成一套“官修”制度。我所知道的最早的官修班子，是为十个元帅里死得最早的罗荣桓修传，十多年都在草稿阶段打转，撰稿人都是军官，渐渐也成了罗家的使唤。这个班子奉命垄断对罗荣桓身后的一切解释，生辰忌日起草纪念文章供报刊发表，接待所有与罗相关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访问调查、定性论罪。他们的背后是解放军总政治部。此例亦漫溢军外，中央一级的逝者身后均有一个此类班子控制着他的名节，为他树碑立传。撰稿人多半只是工具，奉命取舍史料、涂脂抹粉。
为元帅立传不仅出了“官修”的制度，也出了一套假历史的话语系统。“文革”死去的元帅都陆续组成修传班子，其中《陈毅传》的撰稿人是一个将军的女儿（何晓鲁），文笔颇利索，写完几巨册传记又写电影剧本，从性格上把个陈毅塑造得活灵活现，比以往那种冲锋陷阵的武夫类型便胜一筹，她后又如法炮制为全军立传，拍了一部多集电视片（《让历史告诉未来》），使用现代电子媒体把这个边缘人集团的浴血暴力史，刻画得艰苦卓绝而又充满温情，轰动全国，以致中央电视台慕名邀她拍国庆专题，为“新中国”再立一传。假历史的灵魂，就是这样从一个元帅借尸还魂到一个国家上去的。
偏偏征战确富盛名的一个元帅林彪此刻却没有被“官修”的殊荣，于是便惹出了“私修”的事：一个自称曾在毛家湾“行走”过的前秘书，冷不防抛出一本《毛家湾纪实》，专写林彪一家的隐私。此书的可信程度虽不敢高估，但显示了“私修”所奉行的是“官修”绝对封死的私人角度。立传对象是人是鬼，离了这个视角就很难辩清。此事也等于昭示天下，这个边缘人集团的规则，是只允许被废黜者脱离“官修”任民间摆布的，不知是否因窥出此一奥妙，有个科幻作家忽然厌了玄想，改行专门造访那些无人问津的被废黜者，写了一部部“奸臣贼子”传，叶永烈笔下的“四人帮”、陈伯达等脸谱，既无“官修”色彩也无活人气息，但他本人却是走红港台、世界承认的中国大陆传记作家。
“官修”与“私修”之间，还有一个“家修”。军方修史立传的瘾最大，修完元帅又修大将，罗瑞卿有个女儿颇有些才气自负，硬要“家修”一本，出版《我的父亲……》，或许从此便有了女儿“家修”的先例和体例，自持有些文采的女儿均操此业，父亲还活着便“家修”起来。也有补修一部的，如曾沸扬海外的‘叫父亲太沉重’，对最忌讳政治和隐私不清白的周恩来，偏偏由他的私生女出来“补”了一笔，不会再有比这一笔更让周恩来还原为人的了。
“家修”并非儿女情长，而是一种解释权的争夺。原本，控制和解释史料（档案、书信、当事人）是官修垄断、杜绝民间染指的关键。中共最森严的一个部门，是第一档案局，据说毛泽东生前也难对它随心所欲，只得自备一个小档案柜。文革中的中央文革小组便一度控制了这个档案局，从中源源不断地搜罗炮弹钩陷冤狱。
这场灾难过后，幸存者是绝不会让自己的劣迹还留在那里的。因此档案的意义降低，解释的意义增高。文革后中共又成立一机构，称“中央文献办公室”，内分毛组、周组、邓组、陈组等，任务是编《选集》，实则控制所有文字史料，垄断相关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解释权，意识形态的头头们都以参于某“组”为党内派系的宣示，邓力群便是陈（云）组的核心。因此到了邓小平时代，大家都已风烛残年，别说立传，就是编《选集》，甚而记录一句谁也听不清的呓语，都成高度敏感。难怪邓家也会有个女儿，要夺回这种解释权，急匆匆泡制出一本《我的父亲……》。在这样的魔幻政治下，你能信得过谁写的历史呢?
我想，历史只活在目击者心里，只看他们肯不肯开口。
七年前我也曾“私修”过一次（《乌托邦祭》），染指了那个导致数千万人死亡的庐山会议事件，窃以为重写了历史的一幕。如今想起来，除了庐山上目击过这个会议的那些服务员、厨师、警卫、秘书们讲出来的一个个故事之外，我所另加上去的都是废话。
毛泽东那张大床
评毛文字汗牛充栋，毛却依然是中国人的“上帝”，这个现象，也不是有了一个毛孙（习*近*平）可以解释的了，毋宁中国人内心都有一个“小毛泽东”，才是根源，这就好像老毛喜欢的孙悟空，拔根猴毛一吹，就变出无数“小孙悟空”来，“小毛泽东”遍布域中，这反倒可以解释为什么习*近*平越浑越坐得牢，所以余英时妙解毛泽东总是躺在他那张大床上乱天下，真是神来之笔，所谓“载舟之水亦覆舟”在当代中国不灵了，那是这水有问题。
沉浮之道，唐魏征曾引"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之明鉴，传诵千古，"夫君者舟也"，也是中国帝王一向如履薄冰的所在，千年"封建主义"哪里有过毛泽东这么个“游泳迷”？我读到过一位汉学家描绘毛如何是一个"游泳迷"：
‘⋯⋯他六十多岁并主宰中国时，游泳成为他生活的一个中心，在戒备森严、专用的巨大游泳室里频繁地独自游泳；在中央开会的北戴河海滨他也常游；在南方，他也不理睬警卫和医生的劝阻，跳进污染严重的河里……"
再往下的描述，可以读得出来，是引自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里的一个典故，这里权且转为中译原文："水流缓慢，水可真脏，水色污浊，偶尔有粪便从身旁流过。毛躺在水中，大肚子成了一个气箱，全身松弛，两腿微曲，仿佛睡在沙发上。他随水流漂浮，只有时用手臂打水，或摆动两腿。毛见我游得很用力，他叫我游到他旁边说：“身体要放松，手脚不要经常划动，只在变换位置时，划动一两下，这样既省力又持久。你试试看。”我试了试，不得要领。毛又说：“你大概怕沉下去，不怕就不会沉。越怕越紧张就要沉。”’
耶鲁教授史景汉（Johnthan Spence）为《时代》周刊"二十世纪百人系列•领袖与革命家"写的"毛泽东"小文里，如此说毛在"如何不下沉的方面"是个天才，而"只有他的敌人下沉，……（历数党内对手、国民党、日寇、美帝、苏修）……，在自己治下又唆使骚乱，他也不会下沉"。史教授特别把毛传授的这句游水秘诀，作为全篇的点睛之笔，囊括了毛的个性、处世之道，直到政治谋略，这句秘诀很容易让熟悉毛泽东语言的人联想到他给自己贴的许多著名标签："猴气"、"虎气"、"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等，这类泼皮的狠话，中国人大凡也知道是枭雄们爱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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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怕就不会沉"，成为一个领袖的座右铭，其实很可怕，我想此乃史教授着墨之意。在后文他写道："1957年2月毛在一篇散漫谈话《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开始把他的思想贯彻于中国，显露出乌托邦式的滑稽与残忍的怪诞混合，以及狭隘的感知力，那才是横卧在他性格里的东西"，并提到毛明知饿死了许多老百姓，却强词夺理驳斥香港媒体透露的数字，反唇"我们怎么可能饿死两千万人？"到此，那"不下沉的天才"已成一句反讽。
人们常说毛"帝王思想浓厚"，其实他从来瞧不起"帝王将相"；毛钟情的是中国历史里另外一股术道，博学的史教授点出，那是"公元四世纪可怕的法家商鞅。毛视商鞅经验为中国危机历史的一种象征"，商鞅酷法峻律，窥出人性"好利恶害"之弱点，"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逸，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毛蹂躏中国二十余年，其"不沉"之术，全在于利用和驱使人性的弱点，说他是一个这方面的"天才"，大概更为恰当，"饥劳苦辱"四端，又以"辱"字最折服中国人，中国曾是"礼仪之邦"，即使礼崩乐坏之后也还是一个面子社会，"树有皮，人有脸"，而毛于侮辱之术，最为精通。
早在延安整风，毛以"惩前毙后，治病救人"整治文人，便从摧毁他们的自尊开始，颠倒鲁迅"疗救"文学所界定的"医生"（知识分子）和"病人"（民众）的位置，重新诠释"干净"和"肮脏"的含义，毛说："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相比，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所以要"脱了裤子割尾巴"，要"脱胎换骨"，白区来的文人们一旦失去尊严，就什么都丧失了，不仅对王实味被砍头也认了，还在陕北开始为毛泽东"造神"，这个"奇理斯玛"出自丧失尊严的中国知识分子之手，实在是一桩奇事。
大而言之，毛是瞅准了中国士大夫阶层于近代"亡国灭种"忧患中积累起"国耻"感，而可以置私人荣辱于不顾的文化心理，大施淫威，又辅之以唯物史观和民粹主义，便荡涤了士大夫心中的那点浩然之气。他早就对斯诺说，那些惧怕商鞅的秦国人其实很愚蠢。"侮辱"之术到文革达到极致，"牛鬼蛇神"、"黑帮"、群众批斗、"戴高帽"、坐"喷气式"等等，目标都是凌辱、摧毁人的自尊，置人于"另册""不齿"之境，并使挨整者与整人者的位置不断互换，人人自危，于是毛自然可以"不沉"。文革过来人皆可记得，六六年夏天红卫兵暴力泛滥时，多少人都是因了"士可杀不可辱"的绝望而自尽的，著名的如傅雷、邓拓等，平民百姓特别是教师，更不计其数。
毛不仅喜欢利用人们的不齿心态，他还有一种欣赏的雅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文革中奉命拍摄中南海里对刘邓的每一场批斗会，高度绝密，只送最高层，自然是毛；李志绥在回忆中也提到，中南海批斗刘邓陶的第三天，毛远在杭州，就叫李乘专机前去向他面陈批斗情景。还有一个细节，刘少奇子女的回忆中提到，六九年九月，王光美被捕、子女被赶出去之后，刘少奇在中南海的住宅被"连夜筑起一道高墙"，王友琴在她的新著《文革受难者》刘少奇条目中引入这个细节并问道："连夜动工构筑一道紧闭墙，一座监狱，一方面当然是毛泽东等人可以为所欲为的，虽然听起来就像春秋战国篡位和夺权的故事，另一方面，难道也是他们喜欢就近欣赏刘少奇的悲惨境况？"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实在只是一种前现代的故事，甚至更早的希腊罗马人可以"和平撤离"迫使独裁者让步，这些在现代社会反而是不可能的了，所以二十世纪才会出现亘古未有的极权制度，从法西斯到共产党。
关于这种暴政产生的因由，汉娜•阿伦特对德国纳粹的分析阐释至今首屈一指，即在民族国家、帝国主义的形成过程中，公共领域、公民社会的丧失、退缩、瓦解，而在此过程中窃得国家公器的则是Mob—被社会各阶层排泄出来的边缘人物，汉娜特别以"基本恶"（radical evil）概念来分析这类边缘人物；后来她在评价以色列审判纳粹灭绝营头子艾克曼一案中，又提出"平庸恶"（banality of evil，对康德"基本恶"的延伸）才是极权主义的基础，在分析艾克曼辩解"没有看到犹太人反抗"（一般民众也听之任之）才造成了大屠杀，她指出纳粹曾折磨起来反抗的荷兰犹太人，叫他们生不如死，阻吓了其他犹太人，为此她得罪了大部分犹太人。我则对她后面的这个看法更感兴趣，这是否暗示对人性而言，"折磨"实际上比"灭绝"有效？毛在中国构筑的以羞辱为核心的"恐怖平衡"式压制，跟斯大林在苏联搞的"大清洗"和"古拉格集中营"式的压制相比，对人性的阻吓效果是很不一样的，是不是因了这点差别，而叫中共专制在"苏东波"大坍塌之后依然不倒？
诠释"毛泽东如何这般"的文字可谓汗牛充栋，却依然贫乏，还不要说西方的"新马"至今仍供着他。上文提到的那个"奇里斯玛"（Charisma），八十年代流行过的韦伯此说，时至今日似乎仍是很到位的一种诠释，不过以"奇理斯玛"光环解释老百姓对毛泽东的领袖崇拜，而使中国革命及其"新政权"获得合法性，则显然将边缘人集团浴血暴力夺取政权，及其后粉碎原有社会结构之专制忽略不提，这是在一个原无宗教根性的文明里过度夸大了"造神"的作用。毋宁韦伯关于"奇理斯玛"与"常规化"（routinization）之间的张力问题，确在毛泽东的个案上得到极为生动的印证，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皆属Mob式人物窃得神器，而希斯二魔尚且舍弃大部分奇理斯玛以换取常规化的独裁权力，毛则大异其趣。
余英时教授在《榻上乱天下的毛泽东》一文中，抓住在许多回忆文字中反复出现的毛的那张大床，对此有归纳性分析：
‘拒绝奇理斯玛权力的日常规范化是一九四九年以后毛的整个生命中的核心问题。抓住了这一核心，毛在一九四九—七六年间的每一个重大举动无不可以得到顺理成章的解释。’
这里显然是指诸如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等狂暴荒诞之举，然而问题的另一面又在于，为何毛的荒唐每每得逞？于是我们依然面临汉娜•阿伦特的问题：一个Mob的"基本恶"需得无数"平庸恶"来配合方能得逞，这便令人又想起鲁迅深恶痛绝指斥的"国民性"，于是我们又回到了"五四"；其实也是回到了商鞅，民皆有"饥劳苦辱"，若任由一个枭雄摆弄，必定极端不堪。我们也许并不比犹太人更犬儒，又毕竟，未曾有外族人要来灭绝我们，糟踏我们的是自己的枭雄。我们还没有自己的手段解构这个枭雄，连汉娜•阿伦特关于极权主义的诠释，在中国也不大够用了。
韶山冲的太阳是从西边出来的
一九八九年元月，我跟夏骏再次合作，给中央电视台制作《河殇》续集《五四》，在春雪江南之际，依次拜谒安庆陈独秀墓、绩溪胡适故居、绍兴蔡元培故居，然后驱车西行去湖南。我们要拍摄“五四”巨灵、革命枭雄的遗址。南昌五十天写毛泽东，可谓阅尽当代史上最黑暗的一段岁月，也似乎见识了最高端那个残酷政治的“庐山真面目”，而这一切，都来自“五四”。
王鲁湘从北京赶到长沙来会我们，再一同去湘潭。途中，我们特意绕道去宁乡刘少奇的故乡花明楼，那里刚刚落成一座他的纪念馆。那纪念馆规模之大、装潢之华丽，令我们吃惊，自然那是当地政府刻意要做的对他冤屈的一种补偿，但我想若非文革，以刘少奇的谨慎，他绝不允许家乡这么干的。相比之下，纪念馆近旁，他的故居如劫后余灰，保持了旧时的简朴净洁。据说，为刘少奇平反那天晚上，花明楼乡亲们在这故居前，举行了二十年来第一次聚会，如醉如狂。
1989年春，我为《文汇》月刊写的第二篇电视札记〈世纪末回眸〉，叙述了这次韶山之行（该作刊登在1989年5月号，我还是封面人物，但过一个月就是大屠杀，那张封面照片几近我的通缉令照片了）：
‘甯乡紧挨韶山，仅一山之隔。赶到韶山已近傍晚，夏骏执意要拍落日，鲁湘指点赶快攀上东山。待大伙儿气喘嘘嘘登到山顶亭子时，太阳已经沉落到韶峰背后。惋惜之余，大伙儿忽然发现，高峻的韶峰在西边，韶山冲是根本不可能拍到日出的；过去电影、照片里常见的“韶山日出”，其实都是日落！……
忽见一块岩石上镌刻着一首诗：
从来仙境称韶峰，笔削三山折天空；
天下灵山三百六，此是湘南第一龙。
鲁湘用张纸片抄下这几句时说：“韶山果然不同寻常，看来，早就有人相信它藏龙卧虎。”他从小在湖南长大，曾两次来此“朝山”，对如今韶山的冷清，颇为感慨。我也谈到，韶山给人的感觉，同花明楼有一股说不出的差异。鲁湘笑了：
“你看对面的韶峰，兀然耸起，有多俊秀。上屋场毛泽东的故居，正背靠这座山峰，面朝山冲出口，这在堪舆学上是典型的‘蛟龙出水’。你再看故居前面那两个池塘，恰好是龙的两颗眼珠。毛泽东好看风水。他出生的地方确也有古人所谓的帝王之气，同花明楼的一马平川完全不同。”
这番话赢得大家哈哈大笑。’
那年去韶山，真不虚此行：我们竟打听出一个神秘的去处。
‘上屋场故居西边的山峦中，有一滴水洞，即毛泽东1966年夏天从武昌给江青那封著名的信中所说的那个“西方的一个山洞”。那是毛泽东在韶山的一座行宫。从韶山这边去要绕好几个道，然后走上一条极不引人注意的土路，七拐八拐，在一条山冲的尽头掩藏着这座极为豪华的别墅。过去这个地方是连韶山的乡亲们都浑然不知的。
滴水洞又名龙虎山。紧靠岩壁的一溜建筑物同庐山庐林一号别墅风格相似，都有宽大的回廊，明亮的大窗户。主人的房间有六大间，分别按会客室、办公室、卧室布置成完全相同的两套，不知是何缘故。办公室里照例配备着毛泽东喜欢的宽大躺椅。……——〈世纪末回眸〉’
这个“山洞”，或可说是掀起“文革”妖风的那个巢穴，高华考证毛泽东文革前夕“失踪九个月”，即一度在此洞中筹画文革。此洞的来由，据说是1959年6月毛泽东第一次回到韶山，由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陪同，毛吩咐周小舟为他在家乡“修几间茅屋”。但周小舟未及施工，便在庐山会议上遭殃。第二年，接任的张平化于大饥荒岁月中抽调专人专款，集中施工，称为“二O三工程”，把滴水洞围成禁区。后来毛又授意增添防原子弹设施，按防八级地震建造。其后又调来部队，在别墅后面修建了长100米的防空洞。洞的一侧有防震室、指挥室等军事设施。滴水洞的造价是天文数字，而毛一共只住过十一天。1989年我们参观这个滴水洞时，还有一个小发现，我也写在〈世纪末回眸〉里：
‘在那滴水洞我还看到这样一首带有奇里斯玛时代痕迹的留言诗：
韶乐已停尚有村，
群林始染吊英魂；
巍然勋业兼文采，
功过千秋有定论。
1989年中国尚在“毛神话”余晖中，我甚至不便直接写出此诗出自谁人。如今经过二十多年，回头去查采访笔记，原来落款是胡绳，日期为1983年11月14日。这是有针对性的，因为邓小平1981年搞了一个《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定性文革为“内乱”、毛泽东犯有“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的错误。
我的笔记里还录了另外几则“留言”，如薄一波、熊复等，皆口号型的，略去；倒是邓力群留的八个字，简洁而情感难抑：
音容宛在，伟业永存
这才是一群原汤原味的“毛派”。
‘我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里看到本世纪初，杨昌济在日记中对青年毛泽东的一则描绘：
“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纯朴，烟赌甚希，渠之父亦先务农，现业转贩……外家为湘乡人，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才，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
那时，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从杨昌济学德国哲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极巧，此书恰是蔡元培从德国翻译过来的），曾在书上做了一万两千多字的批语，可见，此书对他影响之大。——〈世纪末回眸〉’
在毛泽东那一万两千多字的批语中，有莫名而癫狂的一句，近来常被人引用：
‘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
这原不过是毛泽东怀才不遇的一句牢骚，意即吾乃上乘之才，不幸生得卑下，跟相隔不远的清末广西僻壤那位洪秀全，如出一辙；但我在这里，引它来做一新解：新中国最高权力者，却是一个最卑劣者。此意即为“光棍式人物”（余英时语）窃得神器，则天下涂炭。“高”“卑”二字皆涵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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