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雪丽（Shelley Rigger，美国戴维森学院东亚政治学教授）
华安澜（Alan Wachman）的著作《为什么是台湾？中国领土完整的地缘战略理由》英文版在2007年发行，当时他提出一个美国学者和决策者都在迫切争辩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何以为了掌控台湾，不惜危及 中共领导人自该国建国以来所达成的一切成就？
这个问题如今对于美国外交政策和台海两岸关系仍至关重要。本书问世已有十六年，华安澜不幸以53岁之龄早逝也过了十一年，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和台湾之间仍持续剑拔弩张。台湾海峡如今爆发军事冲突的风险，至少与华安澜在陈水扁总统第二任期中段完成本书时不相上下。
华安澜对这个重大问题的答案并不令人安心，因此也就格外重要。许多学者和政策专家认为北京的对台政策出自意识型态。倘若政策是意识型态性质，就意味着它与特定政治体制相关而有可能改变。华安澜则主张，北京决心将台湾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理路并不出自意识型态，而是根植于数百年来 中共领导人将台湾视为中国安全保障之枢纽的确信。倘若北京的政策植根于对该岛在军事上重大意义的现实主义盘算，就更难想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能同意足以强化台湾身为自治实体之地位的任何安排。此一视角也让台海两岸今后的和平变得更难想像。
尽管华安澜接受其他因素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策发挥作用，但他确信这些因素在对于台湾问题的多数论述中都被高估了。他决心聚焦于北京政策驱动力所在的地缘战略考量，因为他要“对台湾问题的观点提出修正，这些观点来自于以下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反映出他们始终不变且直接了当地有意矫正历史的不公正、满足大众的民族主义志向、确保政权正当性、提供中国领土完整不被分裂的屏障，或宣示决心……阻止内蒙古、新疆和西藏的独立运动”。相对于这些视角，华安澜举证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袖一如清朝及中华民国等前任统治者，同样受到大陆上的中华国家必须控制台湾才能保障中国大陆安全的信念所驱动。
本书运用多种史料，包括历史档案、政府宣言，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分析员和西方学者的论著。华安澜揭示，“台湾是地缘战略资产抑或威胁，取决于中国能否加以掌控”的想法，在中国国内的智识界和政策圈中并无争议。唯有在中国境外，上一段所列举的考量才得到最多关注。这项发现为他的论点增添急迫性。华安澜需要读者理解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会轻易被说服、不会放任台湾自行其是。北京的政策并非中国共产党意识型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政治的产物；如果只是中共及其国家的产物，它就不会由十七世纪起相继执政的中华国家表现出来。他反倒主张，台湾自清朝以来始终是 中共领导人“认知地图”的一部分。大多时候，台湾受到外人掌控的想法都触发 中共领导人对于国家安全的焦虑。
华安澜留意到自身论点可能面临的挑战。他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多次将历史上属于中国的土地拱手让人，藉以解决与邻国的领土纠纷，由此揭示民族主义与领土完整皆不足以完整解释相继执政的中华国家何以一心一意坚持对台湾行使主权。他也揭示出中国大陆政治人物对于台湾重要性的看法与时俱变。唯有中华国家巩固华安澜所谓“中国文明‘核心’或‘内地’”时，他们才会将注意力转向保卫此一核心。他们一旦如此，就会认为台湾既是防御外来威胁的缓冲，又是外来竞争者和敌人可用以威胁中国的潜在桥头堡。
华安澜在本书绪论追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台政策，并分成三个时期。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1970年代，北京在行动与言论上都采取极度好战的政策。该国对内以“解放台湾”为口号；在这时期的台湾海峡，北京则与台北发生一连串军力冲突，同时持续唇枪舌战。
北京与美国和解及其中国国内政治的变迁，导致1970年代转向华安澜所谓“软”政策。此一取径由“和平统一”这句新口号刻划出来。本书绪论尤其着眼于李登辉总统任内，就许多方面而言，那时都是台海两岸关系的黄金期。正是在李登辉总统任内，台北和北京终于对彼此打破沉默，运用半官方代表（台湾的辜振甫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汪道涵）的对话，作为两岸展开联络的方式。华安澜进一步揭示李登辉强化台湾安全保障与国际地位的努力，终究破坏台海两岸关系的进展，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愿容许台湾主张任何国际空间。到头来，北京逐渐相信李登辉并非真心想统一。
李登辉1995年的访美之行，标志着台海两岸热络趋势的终结。台海关系进入第三阶段，北京开始提升对付台湾岛的军事准备，华安澜将这一过程称作“硬的更硬”。其中包含北京决定在2005年通过实施《反分裂国家法》，授权在台湾独立看似迫在眉睫，或统一可能性完全丧失之时对台湾动用武力。北京寻求军事选项的速度历年来各有不同，但1990年代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走向始终不变。凸显并解释北京对台政策的军事化，正是本书重要的第二论点之一。正如华安澜所述，本书的宗旨之一乃是“把北京的军事化战略置入历史脉络中”。
第二章概括本书论点。华安澜主张，中国大陆的历代政府决定以掌控台湾为优先事项，其原因并非担忧国家统一问题、洗雪百年国耻，或确保大众支持。正如本书一位评论者所言，他们决定如此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台湾“在外人手中是威胁，由中国控制则是资产”，是中国大陆与太平洋竞争势力之间的一处缓冲区。
华安澜确认，中共官方发言与著述关于台湾的主导叙事，强调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但他指出，这些因素无法完整解释北京的对台政策，因为“该国无需明摆着诉诸武力，就能解决其他持久敌对的领土纠纷”。他评述：“北京投注在实行其对台宣示的政治资本，远超过其与邻国解决大多数领土纠纷之所需。”（页50）他说，台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中具有非比寻常的地位，而这样的地位必须得到解释。他断言，最合理的解释在于台湾的地缘战略位置。
华安澜逝世至今这些年来，支持这一论点的补充证据业已浮现。他评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未宣称“中国‘崛起’与发展的前途，决定于收复钓鱼台、南海诸岛，或印度收入阿鲁纳查邦治理的那些土地之主权……即使（中、印两国边界）争议的土地面积大致与台湾相当，也并未激起中国人普遍要求收复失土的情绪。反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料，却充斥宣示统一台湾攸关中国普遍发展目标的陈述”（页50）。自从本书英文版出版以来，北京对这些地区更加关注。随着中国国力增长，北京方面也就取得对这些地区重申主权的实力。这些地区全都具有战略意义，即使其战略重要性不如台湾。北京如今乐意在南海和印度边界与邻国展开武装冲突，此事只能更加确立华安澜对于台湾的断言。随着中国捍卫其地缘战略周边的能力增强，该国对于“至关重要”事物的定义也随之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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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澜也质疑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台湾是“中国”地方的概念所驱动。他写道：“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身份，根柢浅到靠不住。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极力表现得仿佛台湾自古以来对中国很重要……但在历史大多时候，中国对台湾一无所知。……驱动统一的并不仅是将一个分裂民族合而为一的关怀；反倒是一种不让中国确信为自己所有的土地被他人夺走的决心。台湾的居民并不如他们所居住的土地那样重要。”（页68）换言之，掌控台湾也不如确保该岛不受他人掌控那样重要。
本书第三章分析清朝对台湾的政策。华安澜将这项政策置入更广泛的满洲人“认知地图”分析之中。满洲人相信自己支配的帝国由多处不同领土组成，这些领土在他们的“认知地图”中各有不同地位。华安澜写道：“中国在清代是大帝国的其中一部分。”（页80）满洲人以帝国的统治者自居，其帝国涵盖中国内地的殖民地，以及中国先前历代不曾收为己有的边区（包括新疆）。他们需要掌控这些边区，才能消除内在和外来的威胁。
华安澜主张，清朝决心主张拥有台湾，原因并不在于台湾是“中国的”，反倒正因为该岛不属于中国，从而有被其他势力攫取，用以对付清朝之虞。他写道，这是“一套战略否定政策”（页83）。清朝领袖并不能轻易得出如此结论。清廷决心消灭郑氏家族政权，一举终结该政权所捍卫的明朝正朔及其对台湾的控制。但这些行动不能等同于决心将台湾收入清帝国版图。正如华安澜所记载，多数清朝官员认为“耗费额外资源在岛上驻军的效益极低”（页94）。台湾在他们看来“遥远、未开化又无关紧要”（页94）。
直到击败郑氏政权的清朝水师统帅施琅提出理由，说明清朝若不掌控台湾，（与清朝敌对的）其他势力就会掌控，清朝才决心占领该岛。他认为台湾落入乱民或不友好势力之手，代价将更高于治理该岛的成本。尽管如此，当清朝在1895年被迫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满洲人仍认为丧失台湾“创巨痛深”（页115），原因不在于该岛对帝国很重要（并非如此），而是台湾移交恰恰表现出日本变得何其强大，清朝又变得何其衰弱。
本书第四章分析国民党政府对待台湾，从漠不关心到视之为华安澜所谓“地缘战略必要”（本章章名）的历程。华安澜说明，早年国民党人认为台湾丧失已成定局，台湾并非亟需收复的失地。例如孙文的论著把台湾和越南（安南）、缅甸等量齐观，后两地向来不曾被理解为中国内地的一部分。
孙文的继承者蒋介石起初对台湾所见略同。他探讨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的著述和演说众多，却从未提及台湾也是被侵略的领土。直到1930年代晚期，蒋介石才开始称台湾为“失地”，他如此称呼则是为了强调日本领有台湾对中国大陆构成的威胁。蒋介石也提到台湾和朝鲜（高丽）两地应当脱离日本独立，藉以减轻中国的安全保障负担。蒋介石与时俱进的立场，在华安澜看来佐证了他自己的论点：随着日本侵略中国变本加厉，蒋介石愈来愈把台湾当成对中国大陆的地缘战略威胁。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展，蒋介石的立场演变为把台湾看作中国核心领土的一部分。尽管如此，他多半仍持续以地缘战略潜能描述该岛的重要性。
本书第五、六两章描述中华人民共和国菁英的相似历程，从1937年毛泽东对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著名谈话“……我们对他们（朝鲜人）的独立斗争将加以热情的援助，对于台湾也是如此”所表达的漠不关心，到坚称台湾独立将是中国一大灾难的现行立场（页146）。第五章试图厘清中共领导人在中国内战前的年代里自相矛盾的发言。华安澜得出结论，尽管中共领导人显然在1942年已经扬弃毛泽东1937年表述过的看法，他们转变视角的动机却不明确。
第六章则聚焦中华人民共和国冷战期间的对台政策。美国在这段期间表明防堵共产主义在西太平洋扩张的决心，其中包括以军事援助和共同防御条约支持台湾。这在北京看来是明确的威胁，台海冲突因此国际化，抽离国共双方国内斗争的脉络，而成为共产势力与反共阵营之间更大规模冲突的体现。正如华安澜所言：“原先领土重要性有限的战术目标，被美国转变成由地缘政治争斗驱动的战略焦虑。”（页191）施琅用以说服清廷取得台湾的威胁─地缘政治对手运用该岛危害中国安全的威胁，此时卷土重来。
华安澜在本书第七章分析1990年代晚期至2000年代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台湾重要性的争论。他在此又一次发现，地缘战略考量发挥重大作用。正是在这个时期，美国运用岛链遏制中国、阻挠中国崛起的概念，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一大主题。尽管中国评论员长年聚焦于台湾对于中国国防的价值，本章却提出证据说明，就在本书英文版出版前数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保障对话开始赋予台湾更为进取的作用，称之为“通往大海的门户”（页236），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得以脱离围堵。华安澜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主义叙事中的这股战略流，随着中国菁英逐渐把国家的未来想像成海洋大国和海军强国而显著增长。”（页239）
华安澜呈现出中国对台主张的理路在二十一世纪持续演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扩张志向并驾齐驱。换言之，自清朝以降，中国大陆的领导人从来不认为台湾本身具有意义或价值。该岛一直（也持续是）追求中国大陆战略利益的工具。台湾在 中共领导人“认知地图”或“想像地理”中的地位，因应着他们所认知的战略威胁与机会而不断变化。
某些评论者批评本书未能评估中华人民共和国全神贯注于台湾的地缘战略理路相对于其他解释的重要性。华安澜确认北京的动机复杂，但他几乎以全书篇幅为地缘战略解释提供理由。北京的动机有多大程度出自地缘战略，又有多大程度与民族主义、国内政治等相关？这个问题对于当今正在发生的政治对话至关重要。理解北京的驱动力何在，乃是得知互相冲突的对台观点能否随着时间而得到管控的关键所在。
华安澜的目的在于说服读者认真看待地缘战略论点，他知道读者也包含美国决策者在内。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黎安友（Andrew Nathan）在他对本书英文版的书评里，说明华安澜的著作何以如此重要。黎安友引述克林顿政府时期曾任东亚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负责制订对中政策的中国研究学者谢淑丽（Susan Shirk）说法：“台湾对于中国人如此重要……原因并非台湾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中国人固着于台湾的根源纯属国内因素。”黎安友驳斥此说，他说华安澜的发现使得这种论点“站不住脚”。
美国政府的高阶官员竟然不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台湾视为安全威胁的可能性，正是华安澜确信自己必须写成本书的理由。他要警告美国人（还有台湾人），北京决心让台湾脱离美国保护并最终得以掌控的可能性，乃是根深蒂固且极其理智的，不会随着意识型态或政体变迁而减弱。
阅读本书时很难不感到悲观，甚至听天由命。倘若北京领导人确信自己必须控制台湾才能安全，台湾被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看来只会是迟早的事。华安澜并不把论点推到那么极端。他容许其他优先事项作为北京最重要的目标，或许仍有可能更重于“统一”台湾。但他确实向美国决策者发出忠告，而这项忠告如今比起本书英文版出版时更加切题且宝贵。
华安澜向决策者进言，期勉他们对于北京受到真切的威胁感，而非“中国人对统一独有的迷恋，或是对历史冤屈气急败坏的回应”所驱动的可能性保持开放态度。倘若华安澜说得没错，地缘战略考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政策的重心所在，那么美国或日本“被北京解读为助长或利用台湾自主地位的一举一动，都重击北京的安全感”（页275）。美国保证只对鼓励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或保卫台湾民主有兴趣，无法说服满怀确信的 中共领导人，台湾在敌对势力手中或受其影响，除了威胁中国安全之外还有其他意义可言。要让台湾安全无虞，美国的作为就必须避免坐实或触动北京对于安全保障的恐惧。
这项忠告在今日（2023）比起十六年前更加显著。随着近年来美中关系恶化，某些美国国防专家断定，支持台湾是阻止中国的好方法。美国政治人物所采取的行动，也正是华安澜预言会激起北京对台湾报复之举。台湾自身的安全形势因此恶化。最令人担忧的则是美国的中坚策士采纳地缘战略理路，但其理路是从美国视角出发，他们主张美国必须预防台湾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势力范围，以制止北京突破第一岛链，向太平洋扩张实力。他们把北京立场的逻辑倒转，鼓吹美国采取战略否定政策对付中国。这种言论坐实中国官员对于安全保障的最极端恐惧，驱策他们动用更强大的军力向台湾施压。
华安澜并不以著作中的论点为乐，但他明白自己身为学者的责任是说真话，而非让读者觉得安慰。他在本书最后几段写道：“台湾的歌声几乎毫无能力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败亡，所表达的也是极其平凡的愿望，是一个国家想要被容许与更强大的国家共存而不受侵扰。”（页277）这句引文刻划出华安澜对台湾及其人民的深刻理解与关怀。
安澜1958年生于宾夕法尼亚州。他在哈佛大学研究艺术史时发现东亚。他的大学毕业论文以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Fogg Art Museum）收藏的一尊木观音坐像为主题。1980年大学毕业之后，他在台湾教过英文，往后人生中也经常前往台湾旅游和居住。
华安澜喜爱一切关于台湾的事物。他的华语能力极佳，十分健谈又善于倾听。他从各行各业的人们身上认识台湾，从学者到摊贩不一而足。他介绍朋友光顾遍及台北各地的美妙小餐馆，其中几家我们至今仍在光顾。他对艺术的敏锐眼光，让他得以从台湾和中国大陆积聚一批精美的收藏品。其中之一是一尊木雕神像（我没记错的话是关公像），他在鹿港的店面直接向雕刻师傅购买。
这尊神像或许不足以由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典藏，但仍是一件雕工精美的艺术品。安澜购买它之前向艺师说明，尽管他敬重制作者对神明的奉献，他却无意把这座雕像当成圣物使用。接着双方展开长谈，安澜在对话中表现出他对台湾文化与艺师的尊敬。雕刻师傅很高兴能把这座雕刻作品卖给安澜，但更看重的是这位顾客（自己也是拥有天赋的艺术家）能认识艺术和奉献的差别。
华安澜献身于自己的犹太教信仰和家庭。他在塔夫兹大学佛莱契法律暨外交关系学院（The Fletcher School of Law and Diplomacy at Tufts University）取得硕士学位，而后进入哈佛大学政府学院攻读博士。他的博士论文出版为第一部著作，探讨台湾的身份认同、民族主义与民主化。1993至1995年间，他在南京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Johns Hopkins University-Nanjing University Center for Chinese and American Studies）担任美方主任。随后两年，他在纽约市担任华美协进会（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主任。
安澜最美好的愿望是得到携手共度人生的伴侣，这个愿望仅次于当上教授的渴望。1997年，他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在自己攻读硕士的母校佛莱契法律与外交关系学院成为助理教授，并和当时任职于布朗大学的中文系教授何兰若（Laura Hess）结婚。两人育有两名子女。
华安澜发表过许多篇论文。他是两本论集的共同编者，也是《台湾：国家认同与民主化》（Taiwan: National Identity and Democratization）和《为什么是台湾？中国领土完整的地缘战略理由》两部著作的作者。他53岁逝世时，仍在撰写探讨蒙古国际关系的著作。在他的诸多重要论著之中，《为什么是台湾？》迄今仍是他的扛鼎之作。这是本出类拔萃的书，研究深入、论证紧密，重要性更是刻不容缓。
尽管书名为“为什么是台湾”，本书主题其实是关于中国，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本书提出的论点几乎无法让台湾人读者或台湾之友感到宽慰。但在最后，华安澜道出台海两岸关系的深层真相：“台湾人民寻求主权尊严，以及只要不伤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就会对该岛以礼相待的保证。”（页277）这段陈述在写作当时属实，今日也仍是实情。我们只能吁请台北、北京和华府的决策者聆听这个真相，并在它引领之下选择维系台湾人民的和平与自由，这样的选择其实会增进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的安全保障，而不致侵害。
//主题书籍//
《为什么是台湾？──中国领土完整的地缘战略理由》◎华安澜（Alan Wachman）著；蔡耀纬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