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少年时代居家在京城西南隅的石驸马桥附近，出胡同西口便是佟麟阁路，这是抗战胜利之后，以殉国的二十九路军副军长佟麟阁将军命名的一条街道。文化革命中曾经改了名称叫四新路，但一时的荒唐终究不能掩去佟将军在大众心目中的辉煌，所以后来便又改回到原来的街名，现在仍称佟麟阁路，只是不知道这条街道在如今匪夷所思的京城城建改造中是何运命了。
佟将军是河北高阳人。除他之外，我还记得高阳在近代出过另外两位名人：一是齐如山，一是李石曾。可惜他们二人在四九年政权易帜之后都到了台湾，所以此后便不大有人提起，愈到后来，随着政治和社会的风雨飘摇，他们的名字也就愈加讳莫如深了。
倒是近年来提倡发扬国剧（国剧一语便是齐如山为了张扬京戏而发明的新词），于是必要说到梅兰芳先生。而说到梅兰芳，难免提及齐如山，因此齐先生的名字也就有如在历次政治狂潮中被乱拳打倒的诸位名人一样，渐渐地见诸文章和报端。“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这通常是指金钱上的世态炎凉，不过如今连名气也沾染上了这桩毛病，于是眼下自诩的京戏行家日见其多，而且倘若不知道齐如山其人，那就连讨论国剧的资格仿佛都有了困难。
其实，近年来在中国大陆上比提倡国剧更加时兴的是提倡到海外留学，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当年不遗余力地倡导海外留学的先驱，高阳的名人李石曾先生却不大见到有人提及。
今年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发起人之一——李石曾先生（一八八一—一九七三）赴法留学创业整整一百周年，称他为中国留法第一人实不为过，所以我自然就记起了他。
李石曾先生本名李煜瀛，石曾为字，是前清大学士李鸿藻的五公子。其父李鸿藻是咸丰朝的进士，任过同治的帝师，当过各部尚书和军机大臣，是显赫一时的晚清重臣。李石曾幼年只有五岁的时候曾被其父带到慈禧的跟前，慈禧见他行礼如仪，曾夸奖他日后必有出息。
一九O二年，李石曾跟随着出使法国的钦差大臣孙宝琦，以随员身份来到法国，先欲学习军事，后改农科，又在巴斯德研究所和巴黎大学攻读生物、化学，成为华人留法学生和华侨在法创业的第一人。
按中国人一般的传统道理讲，李以父荫，已具功名前程，留洋学成回国之后又有朝野旧关系，顺理成章可以直接做官。但李石曾立志做事不做官，一九O五年他在巴黎发起“进德会”，提倡不为官、不置私产，开一时风气之先，且终生恪守不移。他不仅放弃为官坦途而不惜，相反结交当时的进步分子，如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等人，一九O七年李石曾结识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
李石曾学农，对大豆深有研究，用法文编著《大豆》一书，曾经轰动一时，引起了西人对豆制品的兴趣。当时法国牛奶供应短缺，他便设法将豆腐介绍到西方，并邀同窗乡友齐竺山，也就是齐如山先生的兄长，在巴黎创设了一家“豆腐公司”，还在巴黎破天荒地开办法国第一家中国餐馆，名为“中华饭店”。有趣的是，“豆腐公司”及中国餐馆的创建为后来漂泊欧洲的国人提供了做工创业的机会，而且更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一九一O年前后，中国正处在外侵内斗的动荡时期，华北、江浙、闽粤等地的民众为了活命，漂洋过海来到欧洲。而由于这些没有任何协议，到来的人们只能去卖苦力、倍受欺凌。李石曾一面安排乡亲做工，一面又通过私人关系使中国政府与欧洲各国会签有关协议，为民众争取到最基本的权益。一九一五年，他在巴黎发起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欲吸引中国有志无力的志士青年来法留学。“勤以做工、俭以求学”，轰轰烈烈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从此开始。
李石曾虽为当年显赫朝臣的后裔，但是并不以富贵为荣，而是身体力行，“实验节俭之生活”，一九一二年成立留法俭学会，这就是后来留法勤工俭学的雏形。宗旨为“以节俭费用，为推广留学之方法；以劳动朴素，养成勤洁之性质。”
一九一四年，李石曾根据自己的体会和对当年留法学生的生活观察，总结出“勤于工作，俭以求学”的口号。一九一五年在法国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他与法国的热心教育者班乐卫、穆岱等人以及中国教育界人士蔡元培、吴稚晖等分别在里昂、北京等地设立分社，为国内有志青年赴法留学作好准备。至第二年，“留法勤工俭学会”已接待百多位留法学生。
此行动虽是“勤以做工、俭以求学”，但仍有很多贫寒子弟无力出洋。李石曾又发起成立“法华教育会”，在其家乡河北省高阳县设立勤工俭学预备班，名为“留法工艺学校”（校匾如今仍在一学校大门上）。学校一九一七年开始招收新生，校内设有实习工厂，让学生学习简单的工艺技能。李石曾还与法船公司交涉，凡持有“法华教育会”证章的学生，船票一律半价。他还同法国各处工厂商洽，安排学生做工。并亲自教授课程。在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等人的推动下，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形成了全国规模的热潮。
此次空前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给中国在此之后的政治和文化艺术上造就出无数让人耳熟能详的名人，如周恩来、钱三强、张竞生、李健吾、潘玉良、林风眠等人。
李石曾的大半生奔波于欧中之间，一生创办中外六十多项公益事业，创建中法大学、孔德学校、中国农工银行、中法工商银行、上海及日内瓦中国国际图书馆、世界书局等。一九一七年李石曾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一九二O年在北京创办中法学院，同年在法国里昂创办法中学院。一九二八年创办中央研究院，一九二九年创办北平研究院，同年出任故宫博物院理事长。一九二四年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
李石曾在一九四九年移居海外，一九五六年从乌拉圭返抵台北定居，任国民党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一九五七年经上文说到的在台湾的高阳另一名人，旧友齐如山先生的居中介绍，以七十七岁高龄与田宝田女士结婚。一九七三年过世，终年九十二岁，葬于台北阳明山。他在国民党内被尊为四元老之一，其终生无一私产。
纵观李石曾先生的一生，终以教育、文化和科学为重，其中提倡并协办留学更是开风气之先，此举为国家培植人才远大之功绩实不可没。
“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李石曾先生一生都在追求开拓，为民族的自强寻找着出路。众人随在他的身后，循循而进，确实得益非浅。
于是我在今年夏季返国度假的时候，顺便到保定和高阳去了一次。得友人协助，我有幸还在保定城里的育德中学参观了留法勤工俭学的展览。如今社会昌明，可以畅所欲言，展览中除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培养出大批共产党的骨干这一事实仍为内容之大宗外，当年李石曾先生在其中的行迹也终于有所提及，中国现代史留学运动史上如此这般的一番源流到底还是显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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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在海外，看到那些年轻的中国学生下到陌生的土地上，勤俭持命，孜孜求学，便知道不绝如缕的留洋学子一路走来，至今还是奉了李先生当年的俭学方针为圭臬。
当然，如今也有乍富新贵的子女并不需要再走李石曾先生给当年留洋学子规划设计的老路，他们下了飞机的当务之急却是如何购得跑车去兜风。世风陡变，这不免又要另当别论，但前清大学士的公子当年却能念及贫寒人家的子弟放洋读书之不易，开创了勤工俭学的道路，这到底还是值得我们记忆的罢。
饮水思源，衮衮留洋学子似乎应该时时记起李先生，记起李先生当年开风气之先的种种举措，这样才会免了我们这辈人时常爱犯的一个毛病——数典忘祖。
附记：
由了今夏到高阳的一行，又引出了一段原本没有想到的轶事，不妨暂且在此略记，详细情形还有待另外一篇文字方能够说得清楚。
妻子的祖父和七爷自日本学习归来之后，原在高阳开办了一家鹿泉染厂，在京的五爷也有投资在里面。若干年后经营亏损，经当年高阳更大的合记染厂救援，加入外来股份，才又重新开办，改称酉记染厂。解放之后，经公私合营，两家染厂合并成为高阳染厂，听当地陪同的政协领导介绍，这家工厂曾是高阳多年的纳税大户，但在眼下的改革大潮中终于不敌竞争，现已倒闭。
这次到高阳，我们访问了工厂的旧地和原来的厂长。旧日省级先进企业的招牌仍在，但院落中已寂然无声，荒草遍地。
怀及旧事，我仍不解为何当年的竞争者合记会对行将倒闭的鹿泉染厂施以援手，并且还合办了酉记染厂。
回京之后我便将这份感想告知岳父，谁知他却说出一个意想不到的道理：因为合记染厂是五奶娘家的产业，此属姻亲之间的帮助。而且不经意地说道，五奶娘家姓李，李石曾就是五奶娘家的人。
这确实是原本没有想到的。回到美国之后，此事一直萦绕于怀，后来不免在电话中和妻子娘家的亲戚谈及。不久，我接到一通电邮，是转告从五奶的女儿那里得知的如下情形：
“…………
关于我母亲李家与李石曾
一、他们曾同一祖先——李鸿藻，咸丰进士，历任兵部、吏部、礼部尚书，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同治帝师傅（详见《辞海》）。我母亲有李家祠堂，她曾偷进过打开画像，穿着大红袍，眼睛很有神，吓她一大跳。
二、我母与其兄等与李石曾属同一辈，来往密切，学哥还记得小时候我母亲常带他到李继曾（李石曾之兄）北京家去玩（当时李石曾在法国推销豆腐）。屋内挂有西太后书写的福寿字。据说他是慈禧的干儿子。
三、李石曾帮助工厂的事，我不清楚。但当时确实面临倒闭，急需钱。我只知我父亲是由共和医院借款支援，借据我也看到过。为节约生活开支以归还本息，我母亲曾带着孩子回娘家住很长时间。所以，就当时情况估计，李石曾帮助也很有可能，但具体情况不知。
…………”
这里想要说明一下的是：以上这些情形的获知只是溯源李石曾当年开创赴法勤工俭学一案时附带得到的结果，而并非其原因。
二闲堂，二OO二年，十二月。
维一按：顷接网上友人来函，道出李石曾故居一段后来的故事，颇可玩味。只是不知京城里如今尚有多少这样有着故事的宅邸，又有多少这样的宅邸可以躲过眼下的一劫。
维一先生：
非常高兴收到您的回复。
关于李石曾故居的事，说起来话就长了。我所住的是中国科学院第一宿舍，按门牌说是地安门东大街八十四号。这个院子划归中科院是一九五O年前后的事了。开始院子的正门开在北月牙胡同，当时的门牌是北月牙胡同三号。五十年代中期，由于院子扩建和行车方便，把原来的后门（开在当年的北皇城根，现在的地安门东大街）改为现在的大门。院子是中西合壁式的建筑，我说是中西合壁是指，房屋的外形是典型的四合院（大概有三进，并且带一个花园），而内装修基本是西式的，据说二十年代就装了玻璃窗，朝北的还是双层玻璃、木地板、西式的卫生设备等等。这个院子的来历大约是（我回家再核实一下）这样的：清末时这个院子是一个内务府官员的（有人说是某个大太监的宅子，也有人说是个贝勒府。我查了一下，离这里很近的黄化门的李莲英的故宅规模并不比这里大。若是贝勒府，一不合礼制，二没有记载，我觉得都不可信。而我的一个同学的祖上就是内务府的官员，便住在附近，若是在旗的官员是可能住在皇城之内的。）府邸。民国时李石曾先生创办北平研究院（位于文津街），中法大学（位于东黄城根），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时住于此。（我猜想大概这里距各处都比较近吧。）但资产不知是北平研究院的还是其个人的。解放后，中国科学院接管了过去北平研究院的资产（南方是中央研究院），这个院子就给建国初的院领导和老科学家住了。直到文革。文革中，有部分房屋给了科学院的普通职工，但比例相对于其他单位还是很低的。现在院子基本保持原状，特别是四合院部分保持的比较好。但五十年代把原来的花园部分拆除，建了三排西式平房，及锅炉房和车库。九八年前后修平安大街时，车库被拆除，外院变小了，但主体并没有破坏。不知以后这个院子是否会继续存在下去。据说已经有几个开发商来看过了，但投入太大（因住户少，而每家的面积大）而不置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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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住在这个院子已经三十年了（今年三十岁）。而我祖父从一九五九年到北京就始终住在这里直到去世。我祖父是前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当时住在这个院子里的有竺可桢先生、陶孟和先生、赵忠尧先生、杨钟健先生等几位老先生。这个院子的布局和小故事我下次和您再谈（想画个平面图给您）。
而李石曾先生的祖宅，我在网上查得了如下资料。通过资料，我想以李鸿藻的地位似应有一处更大的府邸。但李石曾是否依然住在其父故宅就不得而知了。特别是李石曾后来的地位，的确需要一处自己的，并且出入方便的宅邸。
第二封复信：
随函附上李石曾故宅的平面图。图画的很潦草，仅仅起到示意的作用。这是这个院子八十年代初的样子，目前因修平安大街，车库部分已经拆除了。
关于这院子，近查竺可桢日记，一九四九年部分，有如下记载：
十一月廿二日星期二【北京】晨晴，日中晴
……十一点乘车至西皇城根（应为北皇城根，以下记载和布局即为目前该院——注。）……看屋。此地本为李石曾之住宅，……现决辟为住宅。余与孟和、长望三家拟先行搬入。……孟和指定东院，余住西院……。
十一月廿九日星期二【北京】晨晴
……晨六点半起。收拾行装，预备……搬往月牙胡同三号，孟和、长望二家同住。……
据我祖母回忆，四九年他们刚搬到这里时，图中锅炉房至车库部分是一个花园，极具花木之盛。当时锅炉房前后有假山，而竺可桢先生院的东厢房和陶孟和先生院的南房是直接面对花园的，特别是陶老的南房曾是个花厅。而我家前后则是一个荷花塘，所以是填了这个池塘后建的我家的房子。院子里有很多树木和花草，有各种果树、桑树、榆树，葡萄架，月季花，至于各种草本花卉就不计其数了。可是修防空洞时给破坏了不少。而那个花园却在五十年代初就不存在了。当时修了我家前后的几排房和锅炉房，花木能留下的基本上都给各家养着了。但我想留下的也许只是九牛一毛而已。推而广之，这样的老院子，在北京有多少，能留下的又能有几个？由于这个院子长期是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居住，所以文化氛围和居住环境保持的还不错，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而四合院部分，特别是竺老的院子的正房和厢房的内饰实在是很精致。落地花罩雕刻十分精美，仿照西式的木墙裙上也有很好的木雕。九七年修平安大街时，当时风传要拆这个院子，我想，如果真是那样，我一定想办法买下这些隔扇和墙裙。
图中的群房当时是给服务员和这些老人家的秘书等居住的，而一些厢房的主人我已经想不起来的。这些四合院都是由回廊连接在一起的，小时候最喜欢在回廊里玩儿，特别是玩“逮人儿”，从这个院子追到那个院子，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这样一幕：雪中，孩子们清脆的笑声回绕在老屋之间。前年，有一家嫌廊子太暗，影响采光，就把廊子的一部分给拆了，我看见拆下来的廊子的柱子，干干的木头外包着麻丝，再外面糊着泥，然后才是涂料。真是可惜啊！
目前，我家是这个院子最老的住户，目睹了这里五十多年的变迁。现在这里住的大多是那些老科学家的第二或第三代，以及科学院的职工。而最不可思议的是竺老的院子。竺老去世后，竺老夫人和子女搬到三里河的单元楼里去了。这里给了两户，一户是当时科学院的秘书长，另一户是民国元老喻培伦大将军的胞妹居住。那位秘书长彻底退下来之前，搬到后圆恩寺胡同，乔石的后院去了。后来这里被安排给纪登奎的遗孀居住，她来看过，觉得不够理想，（当然了，和老纪当红之时的宅邸是无法比了。）就不住了。空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安排给北戴河市驻京办的一个部门了。从此，经常有莫名其妙的人进出。前年，我总觉得不踏实，在我家的房前屋后盖起了围墙，这回真成了“独门独院”了，这曾是很多人羡慕的居住模式，但我的确是有些迫不得已啊。
五十年的光景会有很多故事，我拉拉杂杂写了这么多，希望还没看烦。下次再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