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1966年夏天的事，那时我才13岁半，明天我就满66岁了。
先说几句对文革的认识：十年前的一天，我外出办事，走到报社楼下碰上两位行政处的工人，问我“于姐去哪呀”？我回答后那位司机说“正好顺路，带你一段”。途中听他俩聊天，忽然听到“要是再来一次文革就好了，把丫整死”！刚才他俩正议论报社某领导，以前知道那个上级派来的官员不得人心，却不清楚工人们这么恨他。另一人说“再来一次的话，估计万人坑都埋不下贪官污吏”。听了这话，我心里一惊。他俩比我小几岁，文革时可能还不记事，误以为再来一次文革就可以整垮贪官，出出心中的怒气。这真是太天真了！文革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除了批斗官员，更有大批无辜平民被逼得走投无路。比如我姥姥曾在1966年8月为逃避脸上被刺字，被迫从疾驰的火车上跳下去而摔断脚踝爬回老家；比如好几次半夜三更我家门被踢开，冲进一伙人用强光电筒照我一家老小，催逼着拿户口本，查户口；比如在榄杆市李文波哥哥家，将铜头武装带强行塞到我手里，逼我打地上跪着的几个已经头破血流的人；比如同一天晚上我还看到两个女红卫兵分赃抄家的细软；比如几天后我在崇文区公安局看到被打死的人几乎盖满篮球场的超恐怖场景；再比如1967年的一天，我小妹妹正在楼下跳皮筋，突然新华社一位名记者从4楼跳下在我小妹妹身边皮开肉绽……这样的事还有很多，不多占时间了。对了，再说一件，1968年学校让我参加挨家挨户送插队通知书，通知上写有“光荣”字样，但是所有收到通知书的亲属表情都如丧考妣。那天下午，在北京崇文区花市大街某胡同，一位即将成为插队生的妈妈，在我刚要转身还没离开时就冲我“呸”的一口，落荒而逃的我顿时明白插队对家庭意味着什么，“光荣”二字多么虚伪。总之，自身经历使我对文革深恶痛绝，惟愿文革及产生它的暴力土壤被彻底铲除。
第一部分：文革初起
1966年6月的一天下午，北京49中初一(1)班的38名学生正在教室里上书法课，突然学校操场上的高音喇叭响起来，校园广播站的播音员亮开大嗓门念《人民日报》社论，接着喊：“同学们，我们要紧跟毛主席，不当修正主义小绵羊，走出教室投身文化大革命！”我们惊愕地听着，教室里躁动起来，两个男生带头起身离座，嗷嗷叫着跑出教室，我收起毛笔也奔向操场。在这之前，1965年9月，根据我填报的第三志愿，我被北京49中录取成为该校的住校生。我们初一年级平日上午有语文、代数、英语等主科，下午有珠算、书法、体育或自习课。50年后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那堂没上完被打乱的书法课，当时我正对照着柳公权字帖用毛笔认真地练习着写毛笔字，那是我未满一年中学生涯的最后一节课。
北京49中是一所拥有模范教师的好中学，改名后是现在的一所重点中学——北京109中，位于幸福大街路西，马路对面是崇文区委和区公安局。一进学校大门，影壁墙后是一个标准足球场加两个篮球场的大操场。1966年6月初，当我放下毛笔来到操场时，很多学生已经聚集在操场国旗杆旁的主席台周围，同学们对“文化大革命”等社论里的新词议论纷纷……从那天起，北京的中学骤然停课了，我们那拨13岁到18岁按部就班念书的中学生，变成替毛领袖冲锋陷阵的“红色小闯将”。我们那批人，后来被统称为“老三届”，我当时上初一、本该68年毕业，是“老三届”最低一级。京城中学停课了，一大帮正能折腾又不管不顾的孩子们好像突然被卸去缰绳的马，性子野的就开始尥蹶子踢踏甚至胡撕乱咬。
北京49中位于城南，清朝和民国年间这一带云集着小职员、小商贩和杂工，京城有“东富西贵，南贫北贱”的传言，其中的南贫，刚好包括我校地处的崇文区榄杆市南面那一片平房区。49年之后，各部委机关、部队大院争相抢占长安街及以西一线安营扎寨，我家住的新华社宿舍皇亭子大院就在其中。皇亭子紧邻空军、海军总部，京西宾馆、军事博物馆和冶金部、铁道部等军政要地。相比之下，崇文区冷清多了。1966年，我校附近仅有国家体委和空军北京分区指挥部（简称北空）这两个较大的机关。体委和北空的子弟比较生猛，运动一来成为学生领头羊，我和初一的小屁孩儿跟着他们闹腾。文革初我参加的第一件革命行动是跟着学哥学姐跑到北京市政府前请愿，要求尽快给我校派驻文化大革命工作小组，闹到天黑才罢休。不久工作小组进校了，指导师生们写大字报揭发校领导。文革初学校及各单位的大字报用四个字形容最恰当——铺天盖地。工作组进驻后，我校的大字报同样铺天盖地，花样百出。揭批校领导之余，连不少普通教师也被欲加之罪的大字报搅扰得苦不堪言。我也跟着做过揭批班主任老师的坏事。我们班主任名叫张基兰，一位仁慈和蔼的中年女老师。她教授中文语法中规中矩，阅卷也尽职尽责。不足一年里，她曾两次在班上当范文念过我的作文，评语也以肯定式的鼓励为主。结果当运动来袭，我竟然随波逐流恩将仇报，在班级揭批张老师的会上胡乱发言。
记得那次揭批会刚一开始，有人说“张基兰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名字中的基，表明她信仰基督教；名字中的兰，表明她信仰伊斯兰教”。这么荒谬的斥责，我当时却信以为真，认为张老师是藏在教师队伍里的阶级敌人。当同学们踊跃怒揭张老师“罪状”时，我竟然也发言把张老师对我的指教说成“鼓励我走白专道路”。同学们纷纷把上中学后的负面情绪推给无辜的张老师，当时我们都胡说些什么已经记不太清楚了，总之是煞有介事义愤填膺。我班多数同学都加入这缺德的声讨，越到后面越胡说八道。那次会后，班里几个同学连家都不回了，连夜分工写大字报，有位男生发誓“不写满60页，我就剃秃瓢儿”！据说最终并没能凑够60页“罪状”，但揭批班主任张老师的大字报，篇幅创了我校纪录，围着教学楼转圈贴出后，舆论哗然。张老师倒大霉了，被学校造反派罚做苦工。这事太缺德了，每次想起来都恨自己，班里其他同学也悔恨不已。
1990年10月中旬，我班同学凑钱买了一对景泰蓝花瓶，开车到张老师的家门口接上她到京郊怀柔慕田峪长城和雁栖湖郊游，同学们簇拥在张老师身边。午后我们郑重地以瓶谢罪，当面向老师真诚道歉，弥合当年愚莽给老师心灵造成的重创。张老师极尽师恩给以宽容，说“哪里能怪你们，你们那时还是小孩子”！听了这话，泪水突然涌出，我转过头不去擦，让热泪洗涤心底的耻辱。
迫害老师，是天底下最无耻的行径。文革初期，我们那拨喝阶级斗争狼奶长大的学生们无可饶恕地犯下过此罪，天人共怒百身莫赎！后代当牢记此深刻教训，尊师重教天理良心。当年我们49中的4座楼房，全被层层刷新的大字报覆盖着。我校的大字报充满对校领导和老师的无端责难与谩骂，内容大体有三类：一是乱扣帽子，比如污蔑历史老师“为封建帝王树碑立传”，英语老师是“为美帝唱赞歌”，教俄语是“培养修正主义苗子”，数理化老师是“鼓励学生走白专道路”等等；第二类是小题大做、无限上纲，比如老师批评学生被定性为“欺压无产阶级后代”；第三种是公报私仇、毁人清誉，比如有人趁乱揭发某老师出身不好，爱人是右派，有海外关系等当时特别可怕的身份，有人捕风捉影造谣某老师和某某有不正当关系，莫名其妙的诽谤被大字报公布后，被害人根本没办法辩驳，即使辩驳也会被认为越描越黑。就是这类缺乏逻辑与无聊内容充斥在不断刷新的大字报上。
文革初期，头一回给我发烧脑袋泼了一瓢凉水的是第一次全校批斗会，时间在我们班揭批班主任之前。那天大操场上乌泱泱站满了人，被工作组划为“走资派”的女校长、书记，被揭发有“反动言论”的教导主任，几位校领导被反剪着臂膀押上半米多高的主席台。有人用高音喇叭带领喊口号，“XXX不认罪就踏上千万只脚，让她永世不得翻身，打倒XXX！”震耳欲聋。我站在离主席台不远处跟着喊口号，看校领导被羞辱受折磨，耳膜都被震疼了。有人拿来剪刀当众将女校长和教导主任的头发一缕缕剪掉，故意剪成半秃半糟的怪样子羞辱她们。突然，有人拎来贴大字报用剩下的半桶浆糊，炎炎夏日，桶里的剩浆糊早已腐败酸臭。那人风风火火大步流星上了台，一路扬播着酸臭的气味。接下来的情景让我忍不住“啊”叫出声，赶紧捂紧自己嘴巴。只见那人上台直奔女校长，抬起手臂将臭浆糊倾倒在大约和他妈妈差不多年纪的女校长头上，连噎带呛心力交瘁的女校长一下子瘫倒昏晕过去。台下的人捂着鼻子喊“真臭！真臭！”队列散乱开来，高音喇叭继续传出咄咄逼人的批判口号。实在看不下去了，想不明白为啥要如此虐待校长？不久前我们对她还那么恭敬，干嘛突然把她整成人不人鬼不鬼的？只觉得胸口憋得难受，我溜出操场回了宿舍。
第二部分：八月的疯狂
工作组进校煽动批判校领导和老师，引发一些学校的学生与工作组的矛盾，大学里最有名的就是蒯大富，中学里有清华附中。一些学生对运动有不同看法，成立了“红卫兵”，成员基本是机关和部队大院的子女。干部子女消息灵通，喜欢互通消息，红卫兵组织从海淀区扩展到西城区、东城区，8月初传到我校所在的崇文区。我校临近的26中，有位北空子弟加入红卫兵，他与我校高三刘向群大哥住邻居，于是刘向群带头，8月6日我校红卫兵正式成立。那时血统论开始蔓延，加入红卫兵要先查出身，照葫芦画瓢我校红卫兵规定，父母是老红军或抗战胜利前参加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才有资格。我父母都是十几岁入伍的老中共，我被获准第一批加入。发给我一枚窄窄的红袖章，开始不敢戴，几天后听说毛领袖支持才戴上了。8月18日凌晨，49中红卫兵近20人排成一纵队，徒步走向天安门广场，站在东观礼台上接受“红司令”接见。毛一出现在城楼上，整个广场立即沸腾了，“万岁”声声，震天动地。当毛走向西观礼台朝下招手时，站在东观礼台的我们急不可耐，恨不得马上把毛喊过来，情急中我大喊一声“毛主席快到东边来，我们要见毛主席”！周围的人都喊叫起来“我们要见毛主席”，进而东观礼台和广场东面的人群齐声呐喊“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声浪震天，广场上的人全都听到了，城楼上的人也都听见了，随后毛来到城楼东侧，摘下军帽朝我们挥舞。瞬间东观礼台和整个广场沸腾到极点，“毛主席万岁、万万岁”！那天几乎所有人的嗓子都喊哑了，个人崇拜的痴迷如同施过魔咒一般。请注意，这种个人崇拜的魔咒一旦具备条件还会借尸还魂，吃过大亏的中国人千万不可大意呀！因为紧跟个人崇拜的一定是杀伤力巨大的破坏和倒退。
8·18，毛泽东穿着军装首次接见红卫兵，据说有百万人参加。谁提议的、怎么组织的我至今还不知道。那天林彪站在毛身边高声念讲稿：“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念了一堆极其煽动我们年轻人搞破坏的话。
有了这番号召，紧接着我们红卫兵们就投入疯狂的“破四旧”，打砸抢烧如火如荼地开始了。8·18后的一天上午，我们几个初一红卫兵在前门集合，沿街察看小店铺售卖的“四旧物品”。啥是四旧？谁也说不清，只要瞧见带“福、禄、寿”字的物品，就喝令店员：“收起来，不准再卖了！”走到大栅栏时，见到有人站在凳子上抡着铁锤狠狠敲砸前门大街干道上的白瓷路牌，“路牌也属于四旧”？一时理解不了。接着看到一群东城红卫兵从店铺里拿来剪刀，冲到大街上将烫大波浪发卷的妇女或留长辫子的姑娘，不由分说剪成“革命短发”。还有人把行人穿的瘦腿裤的裤脚用剪刀豁开，喝令穿尖头皮鞋的“脱下资产阶级的火箭头”！吓得那人赶紧脱了鞋、穿着袜子跑开了。此情此景，看得我们几个女孩不知所措，站在路旁发愣，盘算着何去何从。有人问：“那咱干什么呢？总不能这样回学校吧。”这时，一辆公共汽车开过去，灵光一闪，我掏出口袋里的小红书，提议“咱们到公共汽车上念语录吧”，她们都同意了。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分成两人一组站在公交车上念语录，很快有更多各校的红卫兵也加入到公交车念语录的活动。我们四个女孩跑崇文门到动物园那条公交线，整日来回穿梭。多数司机、售票员和乘客用谄媚的笑容迎向我们，使我沉浸在“宣传标兵”的虚妄自豪中。如今回想起来，身为学生不能正常念书，却积极散布暴力歪理邪说，也是一种罪过。“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这句话是需要记在心里的！破四旧期间，红卫兵为表忠心，各出奇招，除了整齐划一穿上黄军装以外，还有女孩子把自己剃成大光头的，有公开与家庭决裂脱离关系的。还有一种普遍的做法是更改名字，将原来文质彬彬或家族按辈分起的名字，更换成突出革命的名字。比如：我先是为自己起名“张雪松”，到派出所改名时警察不允许改姓，我就把父亲给我的“弘”，弘历的弘改为革命色彩的“红”色的红；我的朋友麦小妹改名“海云”；王娜娜改名“王征”。66年改名潮起源，也是最著名的一起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宋彬彬。8·18她在城楼为毛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问她“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宋彬彬说是。毛跟着就说“要武嘛”，结果第二天《光明日报》记者替她更名为宋要武。这之前的几天，宋彬彬所在的北京师大女附中打死了校长卞仲耘，至今凶手逍遥法外；818毛一声“要武嘛”，跟着大批无辜者惨遭迫害！
1966年更名后，海云送过我一张她和弟弟小时候在颐和园的合影，120版老片。这也许是大陆民间最早的彩照吧。要不是保留了这张小照片，我早就忘了自己曾改名叫“张雪松”。在发热病的日子里，我们唱的是《造反歌》：“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它见阎王。杀！杀！杀——！”在公交车上，我们除了念小红书上的语录，经常背诵的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经常唱的是当时的流行歌曲“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8·18后那几天，仗着毛撑腰，红卫兵猖狂不可一世，我也是热病缠身自以为姓赵。记得一次外出执行“紧急任务”，我们站在路中央，高扬右手拦车，故意左臂叉腰，将那条印有“红卫兵”三个字的袖章显露出来。当时佩戴红卫兵袖章的人还不多，迫于毛如日中天的权威，司机一见到佩戴红卫兵袖章的人，无不被迫赶紧停车，红卫兵说去哪里司机只得放弃原来的路线先送“革命小将”去那里。记得那次拦车后，司机赶紧调头先送我们几个去聂荣臻府。八月中下旬“红小将”仗着毛司令，就是这样嚣张如匪！张狂几天就遇到麻烦。我住的学生宿舍楼紧邻教学楼，教学楼一层是我校红卫兵总部，每天都有从附近拉来的“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在这里惨遭毒打。后来听说这些“阶级敌人”的名单是附近街道派出所和我校对面崇文区公安局提供的（据说毛授意后有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的口谕）。红卫兵按照警方提供的门牌号闯入私宅打砸抢翻抄，并随意将一些人押到学校私设公堂、严刑拷打。曾有同学叫我一起去龙潭湖小区抄家，我以“要去公交车上念语录”为由推辞了。站在车上念语录，往返不停从早到晚，一天下来感觉很累。晚上睡觉时，对面楼传来的惨叫声，一声比一声凄厉，吓得我一次次从睡梦中惊醒。熬过两夜后，我搬到宿舍楼另一侧的房间，大热天关上屋门，声音才稍微小了点儿。
8月25日傍晚，念了一天语录的我和王娜娜刚回到学校，迎面碰见红卫兵一位负责人，神情紧张地叫住我俩，说：“女15中红卫兵被、被资本家砍、砍伤了，形势严重，咱们赶紧去支援！”不由分说，晚饭都没吃，我俩随即跟着去了榄杆市大街，就是那天晚上我亲眼见到红卫兵打人和分赃的恶行。赶到增援地时，崇文区榄杆市大街路北121号小楼的李文波家已被围得水泄不通。指挥者派我们去马路斜对面李文波哥哥的家，说“李文波哥哥比他弟弟富得多，是个更重要、更狡猾的阶级敌人”。进入李文波哥哥家的院子，走进关押李家人的厢房，一个女生正抡圆了皮带狠狠抽打李家的“当家媳妇”，吱哇的惨叫令人不忍多听。我和王娜娜躲了出去，藏到正房李家客厅的大布幔子后面。过了会儿，两名身穿军装、戴着印有“女十五中红卫兵”袖章（凡印有校名的组织都成立于8·18之后，袖章较宽，与老红卫兵三字窄袖章有区别）的两个女生进到布幔子后面分东西，这时她俩没看见蹲在墙角的我和王娜娜。只见她俩从衣裤兜掏出黄色条块、绿色圆环等物件，认真地分成两份，各自装进衣袋里。她俩分完离开前发现了我和王娜娜，恶狠狠地把我俩拉起来，训斥一通（她们明显比我俩年龄大），又推搡着把我俩强行推回拷打人的南屋，塞过一条皮带。我本能地一扔，赶紧转身逃跑，背后传来“叛徒”“胆小鬼”的咒骂。当时充满惶惑与羞愧，战场上的逃兵大约也就是这种心情。
许多年后，我才了解到李文波事件的真相，这是北京大学印红标老师努力挖掘出来的。证明榄杆市事件起因是有人揭发李文波49年前是名国军校官，被划为历史反革命，当时他在刚毅胡同口修自行车养家。1966年8月下旬，女15中红卫兵抄他家，没抄出黄金珠宝，李文波老两口被关在楼上，一整天不许吃饭、喝水。后来因故起冲突，李文波情急之下抄起菜刀，砍伤了红卫兵，成为“持刀行凶”者，李文波被打死。就在那天夜里，女15中红卫兵把关押在校园中被剃了“阴阳头”、折磨多日的校长梁光琪打死了。随后，全然无辜的李文波的妻子也以反革命罪在公审后被枪毙。而那天参与抄家迫害的女15中红卫兵成了功臣，被请上天安门城楼，陪同“红司令”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李文波事件后，红卫兵迅速提出口号：“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红色恐怖万岁！”抄家打人之风迅疾漫延，以崇文区、大兴县最为酷烈。在八月杀戮中，北京大兴县13个人民公社进行过屠杀。从1966年8月27日到9月1日，325名所谓“四类分子”以及他们的家属子女被杀害，22个家庭被灭门，受难者中有81岁的老人和出生仅38天的婴儿。大兴事件的披露，是遇罗文先生等人努力调查的成果。后来官方否定文革时，曾披露过一组数字：八月下旬，全北京市抄家3万多户，抄家中抢劫现金、存款和公债券高达428亿元，黄金118·8万两，古董1000多万件，打死约1700多人。
毛泽东那年秋天心情愉悦，说“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他高兴是有个人理由的。之前三年，他迫于三面红旗给中国造成的巨大灾难，不得已退居二线，眼看刘少奇主政后国家一步步走出经济困局，人民不再饿肚子，刘少奇的威信在国内外树起来了。贪恋权力甚于生命的毛泽东怎肯屈居二线，于是动用精神领袖之威权，号召全国人民读毛著、学雷锋，亲自指示海量印发《毛主席语录》。三年造神洗脑，中小学生个个对阶级敌人充满深仇大恨，对伟大领袖崇拜得五体投地。这时毛以批判海瑞罢官为先导，以支持红卫兵破四旧打破原有的秩序，为清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铲除中国赫鲁晓夫的文革运动拉开序幕。1966年8月之后，眼看国家被搅乱成一锅粥，从刘少奇手中夺回国家最高权力的设想就要实现了，所以毛很开心。那晚，我从榄杆市回来一夜无眠，对面教学楼被毒打者的哀号格外撕心裂肺，刚才在李家院子被惊呆、被羞辱的场面锥子般扎心。
第二天遇到我校红卫兵领袖之一荆小飞，我说自己好几夜睡不成觉的苦恼。小飞说“你跟我们去外地串联吧”。串联？我很好奇，原来京城红卫兵誓将战火烧遍全国，开始到外地传播火种。小飞说，只要有带公章的证明信，红卫兵乘坐火车不用买车票。一想到能躲开毒打人的折磨，坐火车还不用买票，我马上同意跟小飞他们去外地串联。接下来几天，我们跑誊印社，印了十几捆传单，有两报一刊社论，有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有反人性的“红色恐怖万岁”，都是煽动暴力、背弃文明的文章，那些文章在“红八月”风靡一时。8月30日那天傍晚，12个红卫兵拎着刚印好的一捆捆传单出了校门，走进学校对面的崇文区公安局。队长荆小飞让年龄最小的我留下来守护一大堆传单，他们分头去找车。那时太阳已落山，我站在区公安局大门南侧篮球场旁边的小路上守着那堆传单，突然听到嘶哑声朝我喊话：“给点水，给点水……”循声望去，昏暗的路灯下，见到一幕惨绝人寰的恐怖场景，有个满头满脸血污的重伤者望着我，在他身后卧着一片死于和平年代红色风暴的冤魂，偌大一个篮球场，近五分之四的地方被横七竖八叠放着的死尸覆盖了，刺鼻的血腥气随风飘来，催人欲吐。吓得我一身鸡皮疙瘩、心扑通扑通狂跳，魂飞魄散之时，海云回来了，她也看见那瘆人的惨景。40年后，2006年8月6日，49中老红卫兵聚会，我俩又回忆起那恐怖一幕，尽管事情过去了40年，我俩还是忍不住打起寒颤。
那天晚上，我们一行12人从北京火车站登上开往上海的列车，踏上大串联的旅途。8月31日，红八月最后一天，我们坐在火车硬座上闲聊天。火车刚开出去一小会儿，还在市区里，突然咣当一下火车急停下来。我们把头伸出车窗去看，司机和另一个人沿车轮查看后，用铁钩勾出一个卧轨自杀的人，拖拉到铁轨外侧，火车接着向南开。乘客们见怪不怪地回到座位上，那些日子，自杀已经不属于偶发事件啊！我们接着聊天，初二的一名学生嘲笑我不会骂人，当红卫兵“不及格”。我就跟着学骂人，他一字一顿教我。开始我说不顺溜，周围人笑得前仰后合。骂人，是文革初期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标配。红八月最后一天串联途中，我很努力地学会骂人，一张口妈不离口。直到年底回家后被姥姥好一通修理才扳过来，净了嘴。几年后进工厂，有段时间旧病复发，嘴里又不干不净的，好不容易才戒除。就这样，在骂声中，我的红八月结束了。
能想象吗？貌似清纯的女孩，1966年时竟然一开口脏话连连。文革就是这样害人呢！
作家冯骥才先生说：“由于上千年封建政治的高压，小百姓习惯用抹掉记忆的方式对付苦难。但如此乐观未必是一个民族的优长。历史的过错原本是一宗难得的财富，丢掉这些财富便会陷入新的盲目。”茅于轼先生说：“不敢说真话是个人的耻辱，不能说真话是时代的耻辱。”世间最可怕的不是坏人嚣张，而是好人沉默。正是由于好人沉默，所以坏人才敢作恶。我们要汲取十年浩劫的教训，不跟风不作恶，为国家进步贡献一己之力。
2018年12月25日晚
摘自《黑夜豆灯——文史讲堂讲座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23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