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今天》总第133期）
北岛自二〇一〇年开始创作长诗〈歧路行〉，期间因病患而停顿，病愈后又以顽强的毅力续写，数易其稿，终于在二〇二一年底得以完成，在晚年以诗歌的形式对自己的人生经历进行了一次回溯、概括和总结。关于写作此诗的缘由，北岛曾说：“歧路行，我永远在迷路。我个人的命运和当代史，有一种类似对话的关系。我经历过这些年，见过的诗人们，朋友们，还包括一些小人物……我觉得对于这么一段历史，我一定要有个交代。”这是一个必须的“交代”，如果没有这个“交代”，那么对北岛，对我们，对中国当代诗歌来说都会是巨大的损失。
先于诗人，北岛首先是一个大写的人，他身上有一个高贵脱俗的气质，这种气质无疑来自于他的人格魅力：旷达大度，坚毅勇敢，永远保持着反思和批判精神，同时深怀一颗悲悯之心。这样的精神与风骨决定了诗人作为人的高度，也决定了诗人写作的高度。北岛的写作是不妥协的写作，他有意让自己的写作充满“古老的敌意”，他曾解释说，“‘古老的敌意’包括三组紧张关系：’一个作家和他所处时代的紧张关系’、‘一个作家和他母语的紧张关系’、‘一个作家和他本人写作的紧张关系’”。用他通俗的概括来说，就是作家不仅要和世界过不去，还要和自己的母语过不去，跟自己过不去。正是在这样的写作原则的指引下，他哪怕在最艰难的时刻，也没有放弃，他与世界、母语和自己较劲，终于写出了〈歧路行〉。因此，阅读这首长诗时，感觉北岛还是那个北岛，那个依旧秉持自己坚守的信念，以巨大的诚实和超凡的诗艺书写生命之诗的诗人。
北岛曾说：“歧路行，我永远在迷路。我个人的命运和当代史，有一种类似对话的关系。我经历过这些年，见过的诗人们，朋友们，还包括一些小人物……我觉得对于这么一段历史，我一定要有个交代。”
作为文革后中国诗歌最有影响力的诗人，北岛曾经面对那个个人尊严被肆意践踏的疯狂年代勇敢地发出“我不相信”的呐喊，可以说，北岛在那个时期写下的一系列诗作，都充分证明他没有辜负那个苦难的时代交付给诗歌的使命，那些铿锵有力、富於哲思和批判、充满受难与英雄气息的诗篇，直到今天依旧回荡在我们耳畔，具有现实意义，因为我们依旧没摆脱恐惧，依旧不能勇敢地喊出“我不相信”，巴金“讲真话”的遗言依旧是人人心照不宣的禁忌。有人质疑北岛对现实的批判，认为“当历史行进至九十年代时，启蒙的部分目标已经实现，民主自由理念也已为民众普遍接受。启蒙开始由精神世界走向世俗生活，从理论倡导转向社会实践，而实践的主体也变为了已获得自我启蒙能力的市民阶层。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还试图将启蒙限定在精神层面，并完全由知识分子掌控，本身就是对‘启蒙’的反动”。这完全是自欺欺人的一派胡言，启蒙并没有真正的开始，许多人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然匍匐于野蛮愚昧的黑暗中而不自知，既看不清楚历史也看不清楚自己，因此我们会看到，面对重大的国际事件和社会事件，总会出现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所描述的“乌合之众”的表态和叫嚣，他们盲从、狂热、轻信，不会独立思想，甚至没有判断是非的基本能力。就此而言，过去的北岛依旧是“现在时”，并没有过去，他的诗歌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他始终和我们走在一起，因为我们和他一样，其实也走在漫漫的歧路上。诗人在这首长诗的〈序曲〉中提出一系列“为什么”的发问：“为什么此刻到远古／历史逆向而行／为什么万物循环／背离时间进程，”这些掷地有声的发问正说明许多问题仍旧没有答案，泱泱大国，历史久远，文化灿烂，但历史的册页也写满了屈辱和苦难，先祖们沿着一条崎岖之路一路走来（莫非他们走的也是一条歧路？为何如此多灾多难？），走到今天与我们相遇，他们对那些问题并没有给出答案，我们的寻找也充满了茫然：“革命，哪儿是革命／用风暴弹奏地平线／哪儿是真理／在词语中寻找火山。”〈序曲〉
北岛的人生经历跌宕起伏，繁复丰盈，即经历了抗争、漂泊、孤独，也收获了掌声和荣誉，因此他拥有别人难以拥有的人生经验，这是巨大的财富，本身也是一首长诗和大诗。〈歧路行〉书写的不仅仅他个人的生活经验，也诠释着他不同时期的心灵密码，记录了文革和文革以后改变中国社会的重要的历史事件。他以惊人的记忆力回溯往事，以敏锐的洞察力言说当下，并用岁月沉淀的睿智和思考以及跃动的意象捕捉诗意。这首长诗依旧与他惯有的写作风格血脉相通，特别是在词语的选择和意象的营造上承继了一贯的风格，但又凸显出变化，自传性和叙事性的言说打开了更为辽阔、开放和真实的空间与时间，同时对反思、质询和拷问精神的坚守让诗歌获得了深度和厚度。
作为文革后中国诗歌最有影响力的诗人，北岛曾经面对那个个人尊严被肆意践踏的疯狂年代勇敢地发出“我不相信”的呐喊
〈歧路行〉作为自传体的长诗，北岛把其曲折的生命轨迹作为主线，但并没有完全遵循线性的叙事方式，而是通过平行、跳跃、交错、剪接等方式呈现烙刻在他生命中最为深刻的经验、事件、人物和场景，既有对事件真实的记录，对人物的白描式的摹写，也有内心的独白，对历史的反思，与古今中外智者和诗人的对话，甚至不乏对当今现实的省察和思考。诗人就像一个纪录片的导演，引导读者跟随着充满诗意的蒙太奇镜头，沿着诗人遍及世界各地的足迹走进他的内心世界，去体察诗人对其波澜起伏的人生历程的生动叙事，从而感受诗人在思想的烛照下自我生命的抗争、疼痛，哀叹和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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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重要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或目击者，北岛记录并呈现了这些事件的片段或场景，但这不是简单的档案记录，而是将强烈的情感和反思精神渗透于沉郁深邃的诗性语言之中，从而把一个个片段和场景与诗人个体的命运串联起来，彰显出诗人当时的态度和立场：“这是童谣的北京／不设防的古城／惟有反抗的命运—／让心握成拳头／向失败者们致敬。”（第三章）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是改变北岛生命历程最重要的节点，他在长诗中多处写到这个事件，时间才过去三十多年，它似乎已经在集体记忆里消失了，但这是一个不该忘记的事件，诗人绝不会忘记，他要向那些“失败者”表示敬意。
〈歧路行〉还记录了北岛与诗人、作家、汉学家、历史学家、艺术家等人交往的往事，其中既有他在国内结识的朋友，如顾彬、多多、严力、顾城、芒克、赵一凡、高行健、蔡其矫、牛汉、老木、李陀等，也有漂泊海外时结交的世界文坛重量级的人物，如苏珊·桑塔格、金斯堡、施耐德、萨拉马戈、帕斯、特朗斯特罗默、阿多尼斯等，与这些人的交往和交流无疑拓展了北岛人生经验的深度和广度，特别是他在海外流亡期间，与这些重要诗人和作家的交流不仅缓解了他生活的孤寂，也为他的思想认知和写作理念带来了很大的变化。他的诗歌不再像地火运行的火山一样，时刻寻找著突破口喷发，他从为之代言的“我们”之中深入地走进了自我，以更为沉郁内在的张力去界定自我与他者。当然，这种变化也得益于他通过深入阅读各国诗人的作品而汲取的养分，北岛在诗中提及了一系列他引为精神知己的诗人和作家，如茨维塔耶娃、策兰、布莱克、洛尔迦、阿波利奈尔、加缪、卡夫卡、聂鲁达等。在第九章，诗人自比他崇敬并翻译过的诗人策兰，而且还引用了策兰的〈卡罗那〉其中的诗句“是石头开花的时候了”：
我是一九四七年的策兰从布加勒斯特到维也纳
穿越边境蛇头带着臭鼬的味道从童年辨认的
北极星领路除了诗稿没有一纸身份在废弃的
火车站过夜星光下弯著腰的影子潜行德语才
是母语的敌人是石头开花的时候了
（第九章）
他的诗歌不再像地火运行的火山一样，时刻寻找著突破口喷发，他从为之代言的“我们”之中深入地走进了自我，以更为沉郁内在的张力去界定自我与他者。
一九四七年策兰从布加勒斯特到逃到维也纳，身上没有任何证件，只有一份诗稿，这样的逃亡经历让曾经漂泊流亡的北岛感同身受，他想到自己也成为了策兰，想到深怀心灵创伤的策兰以德语写作时所感受到的“敌意”，就像北岛在远离祖国的环境里只有母语这“唯一的行李”，他用母语写作时也应该同样感受到了“敌意”，但它对一个诗人的写作来说是多么重要，或者说，写诗也是让“石头开花”的过程，在石头坚硬的否定中肯定新生，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北岛在长诗中记录许多他所交往的人，三教九流，形形色色，其中有上述那些作家、诗人和他的朋友，也有素昧平生的普通人。北岛的散文写作已是大家风范，写人状物都有自己独具风格的笔法，平实中见奇崛，特有的调侃、反讽和幽默让行文变得趣味横生，给人以强烈的阅读快感。限于诗歌的形式，诗人在长诗中只能用雕刻刀般的凝练语言去刻画人物，但在他的勾勒下却也鲜活生动，令人感受到这些个体生命存在的历史感和人性的多样性，比如第二十二章写到了北京机场负责边检的张少校：“张少校生锈的笑容／齿轮咬紧／为攀登他的一生／而嘴角露出人性的瞬间。”在壁垒森严的体制之内，作为一个小小齿轮他只能咬紧庞大的国家机器，但冰冷的制服并没有扼杀他内心残存的人性的微光。
北岛在歧路上并非独自行走，他穿越古今，与今人交流，同时不忘追随古人的足迹，与李白、杜甫、孔子等人对话。孔子生前被轻辱怠慢，死后被尊为圣人，历代统治者都喜欢他，而他的《论语》也成为历朝统治者用来教化万民的宝典，这是奠定中国人价值观的根本，如果没有孔子和《论语》的教化和塑造，今天的我们就不会有这样的民族性格，但原初的孔子在哪里？他真正的思想是否曾经被遮蔽，被误读，被篡改？当晚年的北岛与年近六十的孔子相遇，他看见了孔子与弟子失散的落魄情景，他看见的孔子是一个失败者的形象：
你年近六十
夕阳下，白发如笔锋
歪斜的影子如败笔
直指东方的故乡
那些逆光奔跑的孩子
变成象形文字
并逐一练习发声
（第八章）
“那些逆光奔跑的孩子”，那些“变成象形文字”的孩子在“礼义仁智信忠孝恕悌”的千年训诫下练习发声，但如何真正发出自己的声音？五千年漫长的历史中，苦难复制著苦难，但苦难又催生了多少根本的改变？纵观历史，诗人回忆起曾经追随杜甫身影的情景，回忆如何“倾听他诗的心跳”（第十五章），这心跳来自杜甫，来自北岛，也来自一个民族的苦恨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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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七年，北岛结束漂泊生活，定居香港，生活变得稳定，但步入晚年的他并没有颐养天年的打算。他筹集基金，让《今天》杂志继续在香港编辑出版；他创办的“香港国际诗歌之夜”已成功举办了六届，影响巨大，现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诗歌节之一。更重要的是，他观照现实的方式虽然变得更为旷达，但并没有握手言和，他依旧保持着自身的独立、清醒、孤勇和诚实，面对现实中的悖论和荒谬不是抽离，而是关注和切入，比如，诗人用两章的篇幅（第二十一章和第二十二章）涉及新冠疫情，对这个影响人类命运的灾难表达了自己的思考和立场，其中一节这样写道：
我是零号病人
李文亮医生发现了我
在计算机屏幕互相辨认
生与死昼与夜漩涡
从水下吐出一串串泡沫
李医生戴氧气罩—
真相比平反更重要
沿走廊尽头我贴近你
在黎明前吹灭油灯
（第二十一章）
“零号病人”始终伴随着人类的昼与夜，从来没有消失，现在又一次以“皇冠”的形式为人类“加冕”，对人类进化至今的文明成果构成新的考验，而在中国，李文亮医生仅仅为说出真相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以自己的死亡告诉我们，我们是病人，我们仍然是不敢说出真实病情的病人。
北岛在长诗的结尾这样写道：“我是你歧路的陌生人／等待收割光芒的季节／送信明天却没有地址。”诗人勇敢地确认自己走在歧路上，他依旧在辨认自己，依旧在等待收割光芒，但前路茫茫，前方依旧是一条歧路吗？作为一个悲观的理想主义者，诗人并没有给我们确定“明天”的方位和地址。对北岛来说，“歧路”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否则他不会用这个词来命名这首长诗，这个词不仅仅是北岛人生历程的概括，更是对历史与现实一种警醒的认知。北岛自喻为“失败者”，所以写下一部《失败之书》来总吉他天涯孤旅、四海漂泊的人生，但更大的失败或许是他并未彻底实现为之奋斗的理想，世界依旧苍茫，没有根本的改变。然而，作为一个富有时代担当精神和苦心锤炼诗艺的诗人，他又是一个胜利者，而〈歧路行〉是他写作生涯的又一次胜利。拉康说“现实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而是词语的”，这部长诗通过真诚的词语抵达并呈现了真实的现实，同时让我们看到诗人如何以更为辽阔深邃的诗歌之路抵达精神价值的皈依，从而启发我们对寰宇世相的独立思索和对自我生命的修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