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暁康按：姜和平又有新的译著，还是译自贾斯柏．贝克，一部新著《中国制造：武汉，新冠病毒及追求生物技术霸权》，恰是新近最热门话题；她上一部译的是《中国饿鬼》，讲中国大饥荒饿死四千万人，而这一次全球covid-19历史病例总数已达6.56亿、总死亡人数667万，本书揭露，武汉病毒研究几乎得到美国资助，而疫情爆发后，为什么西方科学家纷纷出来反对病毒从实验室泄露理论？这些疑窦，至今无法澄清。承译者委托，我在脸书贴出贝克的《中文版前言》。】
对于2019年底在武汉出现的神秘病毒，我们还了解多少？简短的回答是：不多。本书英文版已经出版一年多了，至今也很难补充更多信息来说明这一新冠病毒的出处。
中国尚未发布任何消息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这种病毒究竟是某种动物"溢出"的，还是来自实验室。除了半心半意地对国外指手划脚以外，这个国家并没有显出要为此尽力的热情。称这种病毒是从一千公里外南方的蝙蝠传播到华南海鲜市场，这一说法不再提了。
如果中国追踪到了任何符合"人畜共患疾病"假说要求的动物——中间宿主的话，那么就是在保密。同样，要了解"蝙蝠女侠"石正丽博士和同事们在武汉病毒研究所究竟做了什么，也不容易。 中共当局没有公布实验室研究记录，也没有公布他们从云南和东南亚收集的22，000份标本和测序病毒的数据库。简言之，没有证据支持"溢出"之说或"实验室理论"。
美国前国家情报局局长约翰•拉特克里夫(John Ratcliffe)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新闻采访时证实了这一点。他说，对此一开始就是"零情报"，现在有关源自自然资源方面仍然指向"零情报"。
鉴于新冠病毒，即 COVID-19造成的重创，中国看起来对追查真相不感兴趣，这非常非常奇怪。从2022年8月下旬到10月期间，中国有70多个城市处于全面或部分封锁状态。也就是说，三亿多人的生活和生计受损。此前上海经历了令人痛苦的封城，许多居民被关在家里没有足够的食物约两个月。视频显示了高楼里的居民向窗外喊叫，敲打锅盆。当局的回应是，竖起围栏封锁公寓楼。
政府向民众强加了令人窒息的数码通行证系统，并不断要求人们反复做核酸检测。这样使政府对个人自由的管控上升到了几十年未见的新水平。政府现在可以阻止你去哪儿或者买什么。
实际上，政府还可以用公共卫生的名义随意阻止人们开展正常业务。这是一套很容易被滥用的可怕系统。
这套系统的运作如何呢？当武汉最初的疫情迅速得到控制的时候，他们的做法赢得了赞誉。
那时候中国报告的死亡人数很多，而这种流行病似乎没有在全国蔓延。其结果是封锁、戴口罩、洗手、检测、旅行禁令和隔离措施的全套做法得到了世界各地效仿。
但是后来，英国和其它国家很快开始运用高度创新的信使 RNA疫苗为民众接种。此举使这些国家能够宣布大流行结束，生活恢复正常。然而事实上，中国在为民众接种疫苗的进展要慢得多，而且国产开发的传统型疫苗在很大程度上证明是无效的。尽管国家试图关闭边境，但是新的病毒株还是进入中国并迅速蔓延。
我们无法确定中国的病例数和死亡人数，官方数字相当有限。外部观察者认为，死亡人数可能多达170万。在中国，资金不足的农村卫生系统已被证明是不够的。尽管老年人面临的风险最大，但是当局似乎没有把60岁以上人群的疫苗接种作为优先事项。令人尴尬的是，政府最近转而采用西方制药公司开发的信使 RNA疫苗。
中国经济的成本很难界定，因为有其它因素在起作用，尤其是房地产崩盘。北京承认现在的增长速度已经到了四十年来最低。控制病毒的经济负担必定沉重。中国的经济放缓，或者更可能是收缩，已经波及全球。中国进出口相比过去也在减少。常有在华外国公司或解雇员工，或完全关闭业务。
一些政治分析家把大流行的管控和共产党领导人习*近*平联系起来，认为习把自己的声誉押在成功战胜病毒上。这意味着对习来说，战胜病毒比保持经济增长更重要。当病毒失控时，习下令地方政府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甚至因为仅有一两例检测阳性就封锁整个城市。这表明，习要实现其前所未有的第三任期，这一愿望驱使著这些做法。
虽然习确实鼓励著倒退到毛泽东时代的个人崇拜，但是我还没看出他和以前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作为有什么不同。习的政策完全符合中共对公共卫生问题的重锤式的处理方式。党一贯以高度的纪律性和强制性手段来应对这类挑战。也许另一位领导会很快接受、并准许进口外国发明的信使 RNA疫苗来取代中国国产疫苗。然而，中共的传统一直是把新的疾病（比如艾滋病）等归咎于外国，并大肆宣传中国的抗疫方式。这倒不是习*近*平的独创。
中国（可能）对很多动物和野生动物交易商作过测试，真正尽力追踪、并找到把蝙蝠病毒传染给人类的动物中间宿主，可是尚未披露有任何发现。有报导称，中国测试了采自动物和养殖场的80，000个样本。如果一经发现了这种动物，那么肯定会公布于世。他们本可以很容易做到这一点，从而还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中共的责任。而这样做意味着可能受到批评，即政府未能管理好野生动物交易，但是，这总比制造危险病毒，然后让它从政府实验室逃逸的谴责更可取。对政府来说，即使绝不能丢脸，第二种选择也还是更糟、更坏。
我们可以假设党确知这种病毒是在哪里、以及如何出现的吗？我想是可以的。由于党掌握著一切手段用来追踪和查询所有最初的病例，可以据此知道每个人去过何处和接触过何人。如果用这些手段追溯到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实验室，就会知道。再者，党也能够准确地调查出这种病毒是如何构成和如何流出的。中国曾向世界卫生组织披露了早期的124例病例的信息，但是我们不知道是否还有更多病例。这表明疫情早在2019年11月以前就开始了。
有些间接证据可以为早期爆发提供佐证。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几个月，中国停止出口个人防护设备，诸如防护服和口罩。2019年8月到9月，中国对美国的个人防护设备出口量下降了一半。与此同时，中国还开始在世界各地购置这类设备。
尽管有不少国家的政府不经常公开指称，但是他们肯定怀疑中国隐瞒很多有关疫情的信息。
曾任白宫新冠病毒应对协调员的美国高级卫生官员黛伯拉∙伯克斯(Deborah Birx)说，直到美国获得更多关于早期大流行的信息，她才愿意向世界卫生组织交纳资金。很多国家的政府肯定私下相信或者至少强烈怀疑中国政府对这种病毒负有责任。
由于很难说服中国披露更多信息——特别是有损中国声誉的信息——病毒学家和有关专家的大部分讨论就集中在能否从武汉病毒研究所和美国资助的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的合作中了解些什么。正如本书中的详细阐述，他们合作研究的领域非常广泛。生态健康联盟的资金主要来自美国军方。合作研究的项目涉及在中国和东南亚寻找潜在的危险病毒，并把它们带回武汉。接下来对病毒进行测序，然后再用来做实验，观察这种病毒是否以及如何发育繁殖，是否感染人类。这种被称为功能增益的研究在美国因风险太大而暂时中止，但是在武汉继续进行。
自本书出版第一版以来爆出的新闻之一是，生态健康联盟在2018年曾向美国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US 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DARPA)提交了一份1420万美元研究经费的提案。这份提案请求科学家和武汉病毒研究所合作，启动把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插入SARS样病毒中的研究。这个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是极为罕见的 COVID-19病毒的关键区别特征。美国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以风险为由拒绝了上述提案，并指出这样的研究不能解决重大的道德、法律和社会问题。
计划署否决了提案，并不意味着武汉没有开展这项研究。况且，申请者在提出资助申请之前就已经完成了部分工作是很常见的。我们知道武汉病毒研究所在生物安全等级二级的实验室里制造新的 SARS样病毒。他们构建了一种嵌合的 SARS样病毒，可以感染人类的呼吸道细胞。
然而，很难证实武汉究竟发生了什么，其实即使没有美国的资助，病毒研究所也能开展这项研究。《华尔街日报》2021年5月的一则报导援引未具名的情报来源称，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三名科研人员曾于2019年11月到医院就诊。但是我们不确定这是否和新冠病毒，即 COVID-19有关。
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美国合作伙伴生态健康联盟被指控隐瞒信息，并且未能满足其初期获得经费的条件，这些条件要求及时报告合作进展细节。美国最高级别的卫生官员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似乎是生态健康联盟负责人彼得∙达萨克(Peter Daszak)的赞助者和保护者。福奇曾为与中国合作和功能增益研究而辩解。他还具有监督美国生物武器研究的职能。
福奇遭到一些美国政治家的猛烈抨击，尤其是前德州参议员兰德∙保罗(Rand Paul)。即使年逾八旬的福奇将在2022年底退休，批评者们仍然决心对他进行调查。保罗参议员说，美国国家卫生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资助的科学家"制造了自然界中未发现的病毒"，福奇拒绝承认这一点而"误导"了美国公众，他声称已经审查了向公众发布的有关病毒来源的信息。如果共和党在2022年11月的中期选举中赢得参众两院的控制权，他们将任命一名特别顾问，并启动法律程序，来迫使福奇、生态健康联盟和国家卫生院出示有关文件和通信。这样可能会进一步揭示武汉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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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本书问世以来，就西方科学界为什么、以及如何在疫情爆发后，立即把实验室泄露理论谴责为"疯狂"阴谋，引发了同样激烈的争论。调查者逐渐拼凑出人畜共患疾病起源论阴谋的证据。他们主要利用信息自由权，以此获得福奇在疫情爆发后和五名关键科学家之间的电子邮件。虽然这些电子邮件已经过大量编辑，还是可以看出一种理论是如何成为正式说法的。这也表明，那些质疑这种说法的人在社交媒体和科学期刊上受到审查。
2020年2月，甚至在疫情被正式确定为大流行之前，福奇召集五位主要病毒学家举行电话会议，与会者包括斯科里普斯研究所(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 TSRI，位于美国加州的世界著名综合性医学研究及教育机构——译注)的副教授克里斯蒂安•安德森(Christian Anderson)。安德森说，他认为新冠病毒序列可能是在实验室里设计的，因为它的基因组"和进化论的预期不一致"。安德森的见解得到了三位合作者的支持，他们是澳大利亚悉尼大学(University of Sydney)的爱德华∙霍姆斯(Ed C. Homes)、美国杜兰大学(Tulane University)的罗伯特∙加利(Robert F. Garry)和斯科里普斯研究所的迈克尔∙法尔赞(Michael Farzan)。三天后，安德森的观点完全变了，他现在开始谴责有关在实验室里设计的说法是"边缘"或是"疯狂"论调。
另一位关键人物是英国惠康基金会(Wellcome Trust)会长杰里米∙法拉尔爵士(Sir Jeremy Farrar)。惠康基金会是世界上最大的科学慈善机构之一，每年对科学界的资助达10亿英镑。
法拉尔爵士称，科学家们知道新冠病毒不是实验室制造的，那是"阴谋论"，因为有证据表明这种病毒是从动物身上自然溢出的。
法拉尔爵士在他2021年出版的《刺突：病毒与人的较量----内幕》(Spike: The Virus Vs. The People—the Inside Story)一书中说，对实验室泄漏的担忧只有在深入分析和新数据出现后才得以平息。但是在上述与会者改变主意前的三天里，没有这样的分析和数据出现。
最有可能改变策略的纯粹出于政治原因。假定事实证明这是真的，他们必然会担心政治影响。如果显然是美国政府资助了制造这种病毒的研究，那肯定得把美国人吓坏了。后果将不堪设想：对于整个美国科学界和病毒学家来说，对福奇和他的同事，美国国家卫生院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博士(Dr. Francis Collins)等顶级人物的职业生涯，都将是毁灭性的重击。2020年2月，柯林斯说，"阴谋之说"可能对"科学和国际间的和谐造成巨大和潜在的损害"。
法拉尔爵士道出了他的担忧："鉴于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极度紧张，加上一位莫测的美国总统决心通过扭曲的民族主义镜头来看待生物威胁，若是一种人为制造的病毒，无论是意外泄漏还是故意释放，都可能成为两国开战的理由，对此人们恐怕不会感到过于夸张。"
法拉尔和另一位科学家明显感到，如果他们公开指责中国制造了病毒，就会完全破坏国际关系。但是他们仍然怀疑这件事的可能性很高。
法拉尔还写道，在1月末，安德森认为关于这种病毒的三件事令人警觉——一是病毒的受体结合域，它附着在宿主的细胞上"看起来恰当得令人难以置信——就像进入人体细胞的完美钥匙"：而在类似的蝙蝠冠状病毒中并没有发现的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二是"如果有人通过从其它地方获取特定材料并插入它来使动物冠状病毒适应人类";三是一篇利用这项技术修改2003年爆发的原始 SARS病毒的科学论文，"看起来简直是在实验室里构建武汉冠状病毒的操作手册"。
然而在3月，安德森和他的同事在《自然ˉ医学》期刊(Nature Medicine)(由法拉尔协助组织)上发表了一篇评论坚持认为，"我们不相信任何基于实验室的方案都是合理的"。这篇文章在媒体上被引用了2000多次，被访问了500万次。
电话会议和交换电子邮件后不久，27位公共卫生专家在英国顶级医学杂志《柳叶刀》(The Lancet)上发表了一封信，嘲笑实验室理论是散布"恐惧、谣言和偏见"的阴谋论，并赞扬北京的"快速、公开、透明"的数据共享。这封信由达萨克秘密组织撰写，他并没有说明他和生态健康联盟及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关系。其中大多数签署者也没有透露他们的利益冲突。《柳叶刀》的编辑在此后的十八个月里没有处理这种违反道德的行为。相反，《柳叶刀》任命达萨克领导病毒起源的调查，但是后来他被迫从这项调查和世卫组织的调查中退出。
《柳叶刀》主编理查德∙霍顿(Richard Horton)和中国有多少联系也是过了许久才显现。五年前，《柳叶刀》在北京开设了办事处，在纽约和伦敦增设了办事处。很多出版科学期刊的西方公司也在中国发展，获得了可观的商业利益，也带来了明显的利益冲突。
霍顿在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中国对武汉封城的决定表明，政府在面对紧急情况时采取了极其果断的行动。"他还说，看到政客们"不幸如此公开地批评其它国家，比如中国，损害国际合作的前景，令人非常失望。"他撰写了很多关于中国的社论，例如"COVID-19和恐华症的危险"。他说，"大流行是朋友之间和解、尊重和诚实的时刻。"
于是渐渐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一组自成团体的科学家互相支持，互相资助，秘密合作，在主流杂志和期刊上发表文章和信件。
另一份颇具影响力的期刊《新兴微生物与感染》(Emerging Microbes& Infection)由英国学术出版社泰勒—弗朗西斯(Taylor& Francis)出版，在中国发表了四位美国科学家广受引用的评论，标题为"没有可靠证据支持 SARS-CoV-2是实验室工程的指称"。最近获得的电子邮件显示，这篇评论文章是应美国麻省大学医学院教授鲁山(音译)的"邀请"写的，鲁教授是上述期刊的编辑之一。这篇评论迅速发表，无需同行评审。鲁教授还提到了由蝙蝠女侠石正丽、马里兰大学医学院教授苏立山(音译)为此提出的修改和建议，苏教授是一位华裔病毒学家，他曾和拉尔夫∙巴里克(Ralph Baric)与石正丽合作进行过极具争议的研究。尽管巴里克和石正丽都没有被列为作者，巴里克也参与编辑了这篇评论文章。
这三位实际上的作者都知道，最近在北京的一家顶级实验室里发生了一次意外的 SARS2感染事故，消息未公开。他们很清楚 SARS2实验室容易发生事故，但是没有人公开披露，原因是这会有助于病毒起源的辩论。
所有这些反对实验室理论的文章和说明所带来的后果是，谷歌、推特和脸书等媒体巨头介入，参与压制有关实验室起源的辩论。此外，谷歌实际上资助过生态健康联盟。直到最近，辩论的内容才开始发生变化。由美国经济学家杰弗瑞∙萨克斯(Jeffrey Sachs)领导的为期两年的《柳叶刀》委员会，于20222年9月表明：
"SARS-CoV-2的近端起源仍然未知。有两个主要假设∶一是该病毒出自野生动物或养殖场动物，是人畜共患疾病的病毒溢出物，可能通过湿货市场，在一处尚未确定的地点出现；二是病毒抑或来自与研究相关的事件，在现场采集病毒期间、或从实验室直接或间接逃逸。本委员会成员对这两种解释的相对可能性持有不同看法，这两种可能性都需要进一步科学调查。确定病毒来源，将有助于预防未来的流行疾病，并增强公众对科学和公共权力的信任。"
"世界卫生组织在以下几个重要问题上的行动过于谨慎和缓慢：就病毒人传人的传染性发出警告、宣布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支持减缓病毒传播的国际旅行协议、提倡公众使用口罩等作为防护和确认病毒的空气传播。"
萨克斯说："我们只是不知道病毒源自哪里，自然起源和实验室相关起源都是可行的理论。尽管你可能已经读到这类消息，但是没有关于海鲜市场来源的确定证据。"
这是立场和态度的重大转变。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信息肯定会浮现，人们将利用这些信息对实验室理论更加畅所欲言。迄今为止，任何探讨实验室理论的人都可能失去获得研究资金的机会，并受到人身攻击或被"屏蔽"。
然而另一面，那些理应受到调查，并助长大流行的人却逃避著谴责，反而继续发迹。对病毒起源的两种解释都传回中国。上述委员会的报告依然避免直接批评中国或是其领导人隐瞒信息。看来这仍然是个禁忌。
在缺乏国际压力的情况下，习*近*平将继续保持权力和持续相同的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芸芸众生承受着沉重代价，习是这场大流行的受益者。从国际外交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胜利。虽然全世界死于新冠病毒的人数已达到690万，还有人说这个数字接近2000万，可是没有一个国家敢于抨击中国。可以假定，没有哪个国家造成如此严重的灾难，却能逃脱所有谴责。
再者，尽管前面提到的委员会批评了世界卫生组织，但是他们还是主张给世卫组织提供更多预算。实际上这正在发生。谭德塞在无异议的情况下连任世卫总干事的第二个任期。世卫组织正在通过谈判中的新条约，来获取更多权力来控制未来可能的疾病爆发。随后他们的预算资金将会更高。
第三，彼得∙达萨克和生态健康联盟将从美国的科研资助中继续获益，并在其领域里继往开来。自大流行以来，生态健康联盟已经获得第四笔60万美元的拨款，用于研究东南亚的冠状病毒和蝙蝠。这些款项的理由是，此前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将中国南部、缅甸、老挝和越南的边境地区，确定为未来出现新型冠状病毒的高风险地区，以及 SARS-CoV-2最初从蝙蝠到人'溢出'的潜在地点。"这项研究还要包括在东南亚野生动物附近的居民区做冠状病毒检测，和提供"用于疫苗开发的病毒序列和分离株"。
尽管福奇博士阻挠过对大流行起源的调查，为危险的研究开过绿灯，他还将一如既往身居高位。他不想谴责功能增益研究和追查大流行的根源，使得对这类研究的监管更加困难。没有建立新规则或指南来监督这类风险研究，并阻止事故再次发生。人畜共患疾病的解释免除了科学家的责任，好像意味着这种病毒不过是一场意外，只能归咎于自然。然而，操纵和改变病毒(和其它生物)的研究还在世界各地进行，新的实验室也在不断建设。危险远未结束。它会再次袭来。
作者
2022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