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要在我寄居的国家鼓舞他们的未来，我就会变成美国名嘴。这里的空气也许会致命，水也不能喝，网路屏蔽，文化停滞，但我总能一再向他们保证中国已经在某些地方打败美国，无论是乾淨能源、高速铁路、教育，甚至是军队。
过去十年来，美国人已经习于在讲座或课程里提到中国，就像有个小学生的妈妈将他跟一个表现极佳的同学比较。「我们过去就像这样」，汤玛斯费德曼（Thomas Friedman）写道，他以「印象深刻的」天津梅江会展中心（在数个月内建成）为例，来比较中国的盛况与美国陷入冰河期的建设计画，说明美国的衰退。中国正在「电爆我们」，因为美国是个「充满鲁蛇的国度」，这是2010年宾州州长Ed Rendell因自家无力处理州内大雪而生的感慨。
Rendell忽略了2008年华南因为大雪瘫痪了上百万民众，主要城市的供水中断，还造成多人死亡。费德曼也忽略了那年四川地震，建筑物像豆腐渣一样垮掉，因为黑心建商草草赶建。我不是在讨论中国内部的争议，诸如崛起论或崩溃论的论战在詹姆斯曼的（James Mann）的《中国梦》一书中精闢的分析，或像Michael Pillsbury那样的分析家对中国阴谋论的恐惧妄想。在中国，一般人在讲这些流言时并不爱複杂化，或者据实。他们製造内部的争论，并在地方上传播恐惧。他们的中国不是真正的地点，只是形容比喻，既非真正的对手，也不是童话里的坏蛋。
对中国的居民来说，日常生活不断提醒他们这个国家历史有多长，前方的路又有多漫长。前阵子有天早上，我在北京城内一个胡同尽头的咖啡馆买了一杯极好的拿铁，老闆一如往常的挖苦我，说我像个农夫一样用现金买单，而不是用我手机的电子钱包服务。当天晚上，我回家碰到我们小区例行性的停电，我用我笔电的电池在一片漆黑中写这篇文章，还要多谢邻居没有把他的WIFI锁起来。在大雨滂沱下，我住的胡同成了游泳池，就连新建的北京街道也被足踝深的水所淹没，因为排水系统极糟。2012年一场暴雨，有人因车子卡在桥下而淹死。
中国的大型建设通常相当出色，但他们所费不赀，而且有贪污。近年所建的高速铁路超过一万英哩，费用远远超过远始预算30亿美元，而且只有少数线路有亏损。由于欺骗的过程实在太严重，铁道部最终被拆成三块，高层锒铛下狱。可以理解何以游客，特别是那些没有离开大都会的人，会深所震慑。而不可原谅的，是那些名嘴鲜少试着将眼光放远，只满足于最初所见到的玻璃帷幕大厦和时髦的机场，使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便于套入。
而且中国是这么巨大，他的成功可以归到任何你喜欢的理由。你反对自由市场和私有制，就像前伦敦市经济政策顾问John Ross吗？那中国的成功就是因为国营体制。你喜欢自由市场，像自由派的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吗？那中国的成功就是肇因于其开放政策。你是环保人士吗？中国正在进行一项巨大的绿能计画。你是能源说客？中国正在兴建庞大的油管建设。你是新教徒工作伦理的拥护者，就像写过文明「杀手级APPS」的历史学者弗格森（Niall Ferguson）？那就要将中国製造业的高速成长归功于四千万新教徒─即使他们在全中国十三亿人中占不到5%。
国家发生重大变迁时，相互关係和因果关係常常容易溷淆。比如，中国在2000年代开始快速成长，刚好符合宠物狗爆量出现的时间；也许有些爱狗人士迄今仍会以此为证据，解释应该要由小布（Bo，欧巴马的狗）制定政策，而非欧巴马。
有些领域，如教育，中国所认为的成就几乎是完全的假象。根据学生能力国际评量计画（PISA）数据，中国在阅读、数学与科学的排行拔冠，这时常被美国共同核心标准（Common Core）的拥护者所引用，也被英国拥护传统教学的人所援引，像是前教育部长Michael Gove。然而PISA的数据仅涵盖上海学校那些精英团体，只能靠行贿或裙带关係进入。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每班平均有五十位学生，在农村仅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可以上中学，而且我发现他们的算术能力低落，跟美国一样普遍。
这需要花半小时的研究去发掘，或是花五分钟跟任何一个普通中国学校的学生聊天得知。但西方的教育家和政治人物就算一味吹捧中国的学校，也不得不困惑于实际上摇摇欲坠的农村教室，学生被迫贿赂老师才能坐到座位前排，或是小孩大人同感昏昏欲睡、麻痺心智的政治课。中国会在争议中带入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而非他们真正在意的事情。
在你自己的观点里放入大量中国想像并非始于今日。伏尔泰早在两个半世纪以前就已经成为这类先驱，他描绘一个以儒雅孔教制度的政府，映照出欧洲的粗野与盲从。他所描绘出来的样貌最大的对手是来自耶稣会教士的信件，他们为了在神学争论上求得胜利，将中国描写成一个有德、有序，且期待福音到来的社会。但对在北京事工的神父而言，他们对清代中国紧绷複杂的政治上及仕绅阶级的对抗的兴趣，还比哲学家的对抗要来得高。对伏尔泰而言，现实只是非常次要的问题。
在伏尔泰那时候，也许只有区区数百位欧洲人能花时间到中国，得花上极为艰钜、耗费数月的旅程到达该国。1960与1970年代，只有少数西方人允许进入这个国家，而且毛泽东思想几乎如影随形，导游得覆诵着社会主义的胜利，乐于将共产主义哺育给外国游客，外国游客也不得不被他们牵着鼻子走。如今中国有数万名美国人，更有数百万中国人在美国，但流言蜚语的状态似乎只有微微减少。
寻找真实的中国很难，因为谎言在这里太普遍，无论是官方的虚假数据、冒牌救护车或是受到污染的婴儿奶粉。数十年的毛泽东思想摧残下，社会互信全然崩溃，随之而来的是发财至上的思维，使诚信变得罕见的价值。在没有自由媒体或公民社会的外部制衡下，面子主义（Potemkinism）成为这个国家的基础技能，不管是对外资或官方监督。
有些人的意见则从夸张进入到全然的险恶。就拿新墨西哥州大学教授杰佛瑞‧米勒（Geoffrey Miller）为例，他曾写过该国一胎化政策的例外，主要是缺乏发展的农村地区与少数民族得益，而非精英。米勒称中国在进行一项长时间的优生学既化来增加全国的智力，美国必须要加以複製否则将会落后中国。这类的计画从不存在，虽然确实中国的残障法律借用了二十世纪早期的优生学用语直到1990年代相关人士倡议改变为止。米勒极为恶劣的论点溷合了想像中国计画有超级婴儿以及暧昧的前优生学议题，用这种方式，他们也没有跟他们所极力避免的差异太大：「中国正在打败我们，为了赢他们，我们得跟他们一样。」
他们引起的争论所带来的伤害远高于单一个桉。他们强化了一个诱人而虚假的高效威权主义。根据这个幻觉，华盛顿因为特殊利益或民主争论而颟顸偷懒，然而北京由上而下一把抓，一路向未来奔驰。
中国的既得利益者在暗地扮演主要的角色，他们尽可能阻断或扭转革新的成果。地方政府与中央的斗争，当局对公众意见一直在打压与迎合之间摇摆不定，暗地里会採取激烈或甚至于残忍的政治手段。当土耳其或匈牙利等民主政权逐渐转往中国或俄罗斯形态的中央集权及打压模式，迎合当权意外变得相当危险。
实际上，中国最大的权力系统在过去三十五年间不断谨慎实验，从健保改革到市场开放，只侷限在少数村落。如果成功，就会将计画跃升为省级程度，然后全国实行。如私人农业始于1979年。中国一些富有野心的计画得到真正的成功，有些则是彻底失败，但多数政治方桉遗留下来複杂的状况。如果我们基于错误的理由讚美北京当局，我们会错过真正需要记取的教训。
而当我们将中国视作奇幻宝地，作为我们的依据，我们最终会忽略中国人。就像伏尔泰的中国官僚或是毛式宣传下愉快的农民，他们不再是真正的人，而是满足想像而摆布的完美人偶。中国人可以是又笨又懒的猪头，也可以是聪明、坚忍、有同情心。他们不应该只是简化的范例。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白梅
来源：华盛顿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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