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给你们一人一部可以拍照录相录间的手机，你们用这个在追凶过程中取证；
2、给你们一人一个合法的特别许可证，证件名称是“交通执法信息员”。
对这样的描述，不知重庆警方是否有异议。不过，新闻《重庆百名出租车司机配备摄像手机拍黑车》报道所描述的事实逻辑就是这样的。
中国司法就是这么富有特色，一个城市的交通治理，警察不够，再招协警，协警不够，再动员退休的老头老太太在城市的路口站岗放哨。
现在重庆警方祭出文/革“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老办法，又把“执政能力”提高到了一个崭新阶段，动员有牌的出租司机上街执法——让他们遍布街头，充当合法的情报收集者和告密者了。
为谋生而遍布中国大小城市的黑车问题由来已久（且不说黑车存在是否有被逼无奈的原因），合法经营的出租车确实是利益直接受到损害的群体，就算该整治，应该是谁来整治，重庆警方公然鼓励一个弱势群体去收拾另一个更加弱势的群体，在法理上站得住脚吗？
答案如果“是”，那么家人遭遇凶杀，子女被绑架，亲属是否也可以自己去追凶？
坦率地说，我倒并不完全认为重庆警方此举没有一点现实的合理性，因为从中国人现实的生存系统考虑，扫荡不完的城市黑车，就像杀不完的贪官，都是系统问题，都不是任何单一部门能解决的，重庆警方能取缔出租车公司这个寄生性毒瘤吗？它能决定彻底放开出租车牌照吗？利益割据的现实决定了它不能，当问题无法从系统入手解决，从而导致不合理的现象无法根治时，任何一个受害的群体都可能在法外寻求解决之道。
法外寻求解决之道，在中国已经随处可见了。此时此刻，正苦于索赔无门的毒奶粉受害儿童的父母或许就会深表赞同。而必然会赞同的，就包括不久前那起闻名全国的新闻主角——不满警方迟钝里，五兄弟万里追凶；还有已经不会说话的胡文海，还有还有，很多很多。。。。法不给一个说法，或者给个说法就像放屁一样，那么。。。。。
单纯质疑重庆警方此举意思确实不大，这种“没有办法的办法”，这种受害者“自行解决”，甚至鼓励受害者自行解决所昭示的这世道和乱相已经到了何等程度，造成这一局面的系统问题，才是更应该关注的。
万里追凶的五兄弟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