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国集团财政部长波茨坦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是中共对非洲的贷款问题。对此，许多德语媒体做了详尽报道。柏林日报写道：
“西方国家对非洲国家全面减免债务后，现在新一轮债务又将螺旋式上升，但这次由中共造成。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共向非洲投入大量贷款，以此获取开发非洲资源的权利。西方把新贷款与一些特定的条件、如环保和社会标准等挂钩，而中共无视西方的这一做法。国际援助组织批评中共，为了满足自己对原料的饥渴，甚至向独裁者贷款。德国财政部长施泰因布吕克批评说，中共慷慨贷款的政策违背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原则，可能带来非洲国家财政崩溃的后果。”
南德意志报认为，“许多非洲国家的腐败和裙带关系阻碍了民主、和平和生活改善，但八国集团对中共的批评也有其一己之私”：
“西方企业抱怨非洲国家的政府和企业更愿意选择中国投资者，因为中国人很少提出问题。现在德国企业担心，它们的原料安全供应将陷入困境。……国际援助组织要求工业国爽快地履行向非洲提供更多开发援助的诺言。所以，为非洲债务、艾滋病和贸易问题积极奔走的慈善组织‘达塔’对这次财政部长会议取得的少数具体结果能否实施表示怀疑。‘达塔’欧洲分部负责人布斯顿说：‘中共绝不是非洲的好伙伴，但是它信守给钱的诺言。与此相比，目前八国集团的各国就差多了。”
八国担心中共贷款非洲的后果
每日镜报认为，中共给非洲的贷款并不会带来八国财政部长们所担心的后果，因为中共已免去了非洲国家14亿美元债务，温家宝在非洲开发银行上海会议上宣布，中国将再免去非洲国家十亿美元债务。去年中非峰会上，中共许诺，2009年以前将外援总额增加一倍，并设立五十亿美元的开发基金。最后，该报也指出了中共援助非洲项目中的一些问题：
“如果北京答应修一条马路，就会修起来，但用的是自己的人。中共的项目不会给当地人带来就业机会。此外，项目结束后，许多中国人就留在他们所在的地方。其结果是，在当地人以小买卖艰难为生的非洲市场上，中国人越来越多，与当地人竞争。坦桑尼亚和赞比亚进行竞选时，对中国人的反感成了重要的话题之一。
尽管如此，大多数非洲人仍然认为，中国人现在出现在非洲对他们有战略上的好处，因为如果西方再把投资与良好执政的严格规定挂钩，他们还有另一个选择。”
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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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赦国际：中共军备瞄准了世界的伤口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去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发展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军事装备出口国之一，中共的军事装备大部分都流向了冲突较多的地区，像苏丹和尼泊尔或者人权严重受损的国家，例如缅甸。大赦国际今天发表的一个报告指责了此事。
就在2005到2006期间，中共向尼泊尔的安全部门出口了将近2万5千支的冲锋枪和1万8千支手榴弹，在尼泊尔过去的每一场和平游行当中，保安人员都用这些从中共国进口的装备将他们很残忍地镇压了下去。
中共通过军事装备出口每年可以获得高达将近十亿美元的营业额，中共军事装备出口的目的大部分是通过交换能源和矿产的方式，来满足中国现在经济快速膨胀带来的能源紧急需求。到底军事装备出口交易的规模有多大，北京政府对此保密，中共政府没有公开任何关于军事装备出口的数据，而且最近8年里也没有向联合国大型武器装备备忘录登记报案。
在中共的这些武器装备中，一些西方的企业也是很有可能地参与到了其中，比如说，中共军队2005年8月运往苏丹的军用大型卡车，是采用了美国公司库明斯(Cummings)的柴油发动机所装配的，在那里有着许多相像的军用卡车，它们都是多次地被用到屠杀和镇压当地人民的行动中。
大赦国际敦促中共不要再进行武器装备出口的活动，因为这样会极大地对人权造成破坏以及违背了国际法的宗旨。中共政府必须公开他们的武器供应情况，大赦国际也不断敦促国际社会，在与中共伙伴进行这种有冒险的军事装备技术的活动中要对中共实行严厉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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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贯穿2007世界人权状况报告
国际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公布了2007年度世界人权状况报告。报告对世界140个国家的人权状况进行总结。就在此刻（2007年5月23日），大赦国际正在英国伦敦以及德国柏林进行报告的推介会。
恐惧——是大赦国际2007年度人权报告的关键词。世界各国政府、武装组织以及当权派，利用普通老百姓恐惧的心理，滥用权力，伤害人权。利用这种恐惧心理会分裂世界，将其分为“我们”和“其他人”，“朋友”和“敌人”，“基督徒”和“穆斯林”，“欧洲人”和“阿拉伯人”。大赦国际德国分部的秘书长洛赫比勒说：“在世界各个地区我们都能够观察到类似的做法。各国政府都在利用恐惧心理，置人权保障以及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于不顾。”
与此同时，贫困以及艾滋病能威胁着世界上超过十亿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而国际社会对此束手无策。大赦国际总部秘书长伊蕾娜·卡恩说：“挖空人权的现象只有通过全世界精诚团结以及坚定的信念才能够消除。全国政府必须终止滥用老百姓恐惧的心理，必须实现人权真正的价值，将分邦离析的世界重新团结起来。不论在世界哪一个角落，人权都具有普世性和普遍性。”
大赦国际对中共国的人权状况继续表示担忧。报告批评中共政府离申办2008年奥运会时就改善人权做出的承诺还差得很远。虽然中共政府对国际社会在公开场合批评人权状况十分敏感，但是德国政治家前往中共访问应该谈到人权问题。目前德国总统克勒正在中共访问。本周德国《明镜》周刊援引总统克勒的话说，他在访问中共是不会受中共领导层敏感神经的影响，“将公开提及所有棘手的话题。”德国大赦国际的洛赫比勒说：“在奥运会开幕前一年，在国际层面上，在双边会谈中，公开所有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十分重要。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德国总统克勒要关注这一问题。德国总理默克尔2006年已经做出了范例。中国的记者有权进行独立深入的调查。”
此外，大赦国际还批评了中共的劳改制度以及对异议人士及维权人士的打压。报告指出，中共政府打压律师和软禁人权活跃分子越来越严厉。很多人权人士未经审判被长时间关押，很多网站被强行关闭，记者编辑受到恐吓并被迫下岗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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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体育联合会拒绝将在中国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与人权问题挂钩，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对此感到非常不满。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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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总统克勒周三抵达中共国访问前夕，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招待会上发言人姜瑜说，中方愿意通过对话缩小分歧，扩大共识，把中德关系提高到一个新的发展水平。姜瑜此言一出，德国众媒体纷纷聚焦“分歧”二字。
过去数周里，德中关系发生了许多波折，加重了双方的分歧。大约两周前，德国联邦议院表决通过了一份谴责中共劳改制的议案，德国由此成为继美国之后，由议会通过类似法案的第二个国家。这一议案于今年三月由自民党、绿党以及执政党联合提出。上周，中共外交部通过发言人措辞强硬地进行了抗议。姜瑜说：“德国联邦议院通过的涉华劳教制度议案，罔顾中国民主法制建设成就，歪曲和攻击中国的劳教制度，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紧接着，欧盟同中共国展开第23届人权领域的专题对话。这一对话自1995年以来每半年举行一次。因为正值德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所以本次对话在柏林举行。据德新社的报道，对话本来是开诚布公和富有建设性的，双方甚至对贯彻国际人权标准领域存在的分歧，交换了意见。
一般来说，中欧人权对话都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对话本身，另一部分是研讨会。研讨会是对学者和公民社会组织开放的，以前，遇到类似情况时都没有发生过问题，但这次，中共要求会议组织者取缔两个来自香港的对中共政府持“敌意态度”的非政府组织。中方的要求没有得到德国政府的满足，一怒之下，中共与会代表全体撤离了会议。最后，对话研讨会没有开成。上周六，德国外交部解释取消研讨会时这样说，“因为中方不愿让欧盟邀请的非政府组织参加本次研讨会”。
克勒总统在出访亚洲前特地拜会了德国联邦议院人权和人道主义援救委员会。在越南，克勒向越南国家主席阮明哲表达了对人权状况的担忧。一般估计，他在中共国同胡锦涛周四会晤中也不会回避这一问题。
昆明北京上海，参观会谈签字
当然，克勒总统不会只谈人权。他这回的真正使命，如德新社报导所说，要亲眼看一看亚洲怎样改变着世界，这是他自己说的话。克勒认为，中共国将在2015年前后取代德国，成为世界第3号经济强国，到本世纪中叶，甚至取代美国。
除了在北京进行政治会谈外，克勒还计划出席创建德中友谊医院的签字仪式。据德新社的消息，合同规定的投资款项高达1亿欧元，德方为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医疗部和Asklepios医院，中方参与者是上海同济大学。2005年11月，德中双方签署了意向协定。上海计划，在2010年世博会举办之前，创立上海的国际医疗区，而计划中的德中友谊医院是这一医疗区的核心部分。据知情者透露，西门子将承担投资的40%，Asklepios24%，同济大学36%。德中友谊医院首期安排500张床位，以后陆续增加到1000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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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中国人因看病负债
农村居民对生活的期望值落后于城市人口将近六年。农村的儿童死亡率是城市儿童的两倍。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生活在恶劣的卫生和医疗条件下、一家在中国西北省份陕西省为三十万名农民及农村人口提供关怀的国际救援组织负责人詹姆斯·默里说：“农村与城市医疗保障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默里解释说，陕西有很大一部分人无法获得相应的医疗保障。三岁以下的儿童中有四分之一患有因卫生条件不好而引起的腹泻。三分之一的分娩是在没有医生或医疗照顾的情况下在农房内的简陋条件下完成的。而其他一些省份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
中国有三分之二的人也就是大约8亿人口生活在农村。但据专家称，国家医疗支出的80%用在了城市。上海或者是北京的人病了可以到现代化的公立医院治疗。随着经济的繁荣，近年来还诞生了一些专业医生坐堂的私立医院。
相反，对多数农村人口来说则只有基本的医疗保障——如果有的话。默里说，乡村医院的很多医生没有得到足够的培训。因为乡村医生只能从国家那里得到微不足道的薪水（平均每年500元），他们不得不通过卖药来赚钱。他们会给每个农民开几片药，不管有用没用。默里解释说：“问题是，根本没有推动预防性医疗的措施。”陕西的很多儿童不注射疫苗。根据该组织的一项调查，只有5%的农村妇女了解一点爱滋病和HIV病毒的知识。
随着计划经济在上世纪70年代末结束，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在那之前几乎一直免费的公费医疗体制被打破。由于多数农民都没有医疗保险，政府在2003年引入了一个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它也应当为低收入的农村居民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障。但即便如此很多农民仍负担不起。为了筹措治疗用的400元自付部分，他们往往不得不长年负债，或者“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卖掉一头猪”。（作者：哈拉尔德·马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