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易:科技巨头飞利浦的黄昏 * 阿波罗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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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易:科技巨头飞利浦的黄昏—沦为贴牌大王 跨国企业生存困境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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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利浦从全能科技巨头到贴牌大王的转型,是一场从辉煌到没落的自我消耗悲剧。多元化战略的失误、管理动荡、亚洲制造的崛起使其逐渐丧失竞争力;贴牌模式虽带来短期利润,却以品牌信誉为代价;医疗健康领域的“最后堡垒”虽具潜力,但质量危机、政策壁垒与国产竞争使其前景黯淡。中美关税战则如最后一击,暴露了飞利浦“欧洲品牌+中国制造+全球销售”模式的脆弱性。

飞利浦在中国市场的销量显着下降,导致公司下调年度销量预期。图为荷兰著名飞利浦公司大楼外的招牌

飞利浦(Philips),这个拥有130多年历史的欧洲科技巨头,如今在全球化浪潮与中美关税战的夹缝中黯然失色。曾几何时,从碳丝灯泡到CD/DVD,从剃须刀到CT/MRI设备,飞利浦曾以技术创新和高品质闻名全球,代表了欧洲制造业的最高水准。然而,2024年这家昔日科技巨头营收仅剩194.93亿美元,不及1996年巅峰时期一半,彻底跌出财富500强。

更令人唏嘘的是,过去二十年,飞利浦逐渐失去产业核心,品牌被稀释为一个“授权商标”,产品线外包、核心资产甩卖、创新力衰退,最终在连续三年巨亏、累计亏损超30亿欧元后,沦落为“贴牌大王”:一个空有商标光环、内核却早已空心化的公司。

从全产业链的科技先锋到“欧洲版南极人”,飞利浦的转型不仅未能挽救颓势,反而加速了其品牌价值的自我消耗。中美关税战更是雪上加霜,2025年预计造成2.5亿-3亿欧元财务损失,暴露出其商业模式的脆弱性。这家百年企业的衰落,既是战略失误的悲剧,也是全球化裂变下跨国企业宿命的缩影。

辉煌的起点与多元化的陷阱

飞利浦的起源可追溯至1891年的荷兰,创始人杰拉德·飞利浦以碳丝灯泡起家,凭借技术突破迅速成长为欧洲最大灯泡厂商。20世纪,飞利浦乘着工业革命的东风,迅速扩展至家电、半导体、医疗、照明等领域,缔造了一个横跨消费电子与高端制造的商业帝国。

鼎盛时期,飞利浦全球员工超40万,产品线涵盖剃须刀、电视、音响、CT机、芯片设计等,1996年营收达401.4亿美元,位列财富500强第53位。其Netlab实验室被誉为“欧洲的贝尔实验室”,每年产出6,000项专利,CD/DVD格式、首款商用剃须刀等创新,奠定了飞利浦的技术传奇。

然而,飞利浦的多元化战略虽带来规模扩张,却埋下衰落的种子。首先,资源分散使其无法在专精化趋势下保持领先。20世纪末,全球科技产业进入专业化分工时代,苹果专注消费电子、三星深耕显示技术,而飞利浦却在医疗影像、家电、半导体等多个赛道同时发力,导致研发与资本投入被稀释,“样样通、样样松”。

其次,高层动荡加剧战略迷失,1981-2001年间五任CEO频繁更迭,最短任期仅一年,内部管理混乱致使企业难以聚焦核心竞争力。最后,亚洲制造业的崛起彻底颠覆了飞利浦的竞争优势。日本、韩国在电视、音响领域实现技术突破,中国则在家电与照明领域完成弯道超车。

飞利浦的“欧洲制造”光环逐渐褪色,研发成本高企与多元化内耗使其不堪重负。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成为飞利浦的转折点,半导体业务亏损超10亿欧元,财务危机迫使其剥离非核心业务,启动“断臂求生”的大规模“瘦身”战略。

从2004年起,飞利浦陆续剥离PC显示器(卖给冠捷科技)、手机业务(转让给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半导体业务(分拆为恩智浦)、照明业务(独立为Signify),直至2021年以44亿欧元将家电业务出售给高瓴资本。这一轮“瘦身”看似让飞利浦卸下包袱,聚焦医疗健康领域,但实则割舍了制造根基与技术信仰,埋下了品牌空壳化的伏笔。

贴牌模式:短期暴利与长期慢性自杀

飞利浦转型的核心是品牌授权模式,即将“Philips”商标授权给中国代工厂,生产空调、空气炸锅、净水器等产品,飞利浦仅提供品牌并收取授权费。2024年,飞利浦品牌授权收入达4.19亿欧元,占总营收3.4%,几乎无生产成本,堪称“躺赚”。

例如,恩伯利电器获得10年空调授权,德尔玛子公司生产净水器,这些产品贴上飞利浦商标后销往全球,飞利浦无需参与研发、制造或品控。然而,这种看似高明的“轻资产”模式却隐藏着致命风险。

首先,贴牌模式让飞利浦丧失了对产品质量的控制权。代工厂为追求利润,往往在材料与工艺上压缩成本,导致产品质量参差不齐。2020-2023年,飞利浦贴牌产品(如吸尘器、电吹风、电烤箱)多次因质量问题被曝光,消费者对“飞利浦等于高品质”的信任逐渐崩塌。

其次,贴牌模式稀释了品牌价值。飞利浦曾以“欧洲制造”与高端形象著称,但如今其空调、净水器等产品与国内低端品牌无异,被戏称为“欧洲版南极人”。这种形象滑坡直接侵蚀了飞利浦的品牌溢价能力,消费者不再愿意为“贴牌飞利浦”支付高价。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贴牌模式本质上是品牌价值变现,而非战略重生。飞利浦通过授权短期获利,却放弃研发与制造的核心竞争力,形同“卖掉会生金蛋的母鸡”。这种模式看似低成本、高利润,实则以牺牲百年积淀为代价,堪称“慢性自杀”。

2021年呼吸机召回事件(400万台,股价暴跌80%)进一步暴露了飞利浦在质量管理上的短板,贴牌模式则放大了这一危机,令其品牌信誉雪上加霜。

医疗健康:最后堡垒与多重困境

在剥离消费电子与照明业务后,飞利浦将医疗健康作为“最后堡垒”,寄希望于高毛利、强壁垒的医疗设备业务重振雄风。凭借X光机、CT、MRI、超声设备的技术积累,飞利浦在中国医院市场稳居前三,仅次于通用电气和西门子,尤其在二、三级医院市场拥有较强影响力。然而,其在这一领域也面临多重困难。

首先,质量危机频发。2021年,飞利浦因呼吸机质量问题全球召回400万台,股价暴跌近80%,品牌信誉遭受重创。2024年,A系列呼吸机因“无法运行警报”问题被FDA列为一级召回,2025年8月再次因呼吸机问题一级召回,累计造成8死13伤。这些事件暴露了飞利浦在医疗设备质量管理上的系统性缺陷。

其次,市场竞争加剧。中国本土厂商如联影、迈瑞快速崛起,联影CT市占率已居第一,迈瑞超声设备价格降低30%,凭借成本优势和政策支持不断蚕食飞利浦市场份额。飞利浦的高端设备虽有技术优势,但高价(7T MRI单价超5,000万元)限制了市场需求,难以形成规模化增长。

第三,政策壁垒限制。自2021年中国推行医疗器械带量采购,高端影像设备逐步纳入试点,飞利浦的“品牌溢价”在集采制度下毫无优势,苏州等地集采甚至明确拒收进口设备。此外,政府明确提出到2030年高端医疗器械国产化率达70%,飞利浦在审批、融资、科研资源上被边缘化。2025年第一季度,中国市场全业务部门销售额同比出现两位数下滑。

第四,财务压力沉重。2022-2024年,飞利浦医疗业务累计亏损约30亿欧元,迫使企业裁员1.3万人(占员工六分之一),并于2025年1月出售急救业务(包括除颤器)。尽管新CEO刘令推动本土化战略,95%产品实现中国制造,最新3T MRI也在中国首发,但市场在快速萎缩,难以形成大规模增长。

中美关税战:飞利浦深陷结构性困境

飞利浦虽为荷兰品牌,但其供应链与市场高度依赖中美两国,这使其成为中美关税战的直接受害者。2025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关税政策预计造成2.5-3亿欧元(约20.5-24.6亿元人民币)的净损失,全年调整后EBITA利润率从12.3%下调至11.3%,股价一度下跌超6%。

当中美相互加征关税时,飞利浦的供应链成本和出口市场会受到双重挤压。关税战不仅加剧了飞利浦的财务压力,还对其全球供应链和中国市场表现造成了显着冲击,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成本结构恶化。飞利浦在中国广东、江苏等地设有工厂和代工厂,生产从呼吸机面罩到剃须刀的多种产品,出口美国时需承担高额关税,直接推高售价。

2024年,美国作为其最大的市场,占飞利浦销售额的40%。而中国为其第二大市场,医疗健康业务(诊断与治疗、个人健康板块)因美中贸易量较大受冲击尤甚。若转移产能至越南、印度等地,短期需巨额投资,长期则难以复制中国制造的效率与成本优势。

第二、价格竞争力下降。在美国,飞利浦面临GE医疗、霍尼韦尔等本土企业及日韩厂商的竞争。关税抬高进口产品价格,使飞利浦性价比优势丧失。在中国,消费降级与本土厂商崛起(如联影、迈瑞)挤压其市场空间。飞利浦在中美两大市场均受压,陷入“两端失守”的困境。

第三、供应链不稳定。飞利浦高度依赖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其46个美国工厂短期内无法替代中国供应链的规模与效率。核心部件仍需从中国进口,关税与物流成本增加加剧了运营复杂性,飞利浦的“欧洲品牌+中国制造+全球销售”模式在关税战下难以为继。

面对关税战与市场困境,飞利浦采取了多项自救措施,但效果有限:

首先,供应链区域化。飞利浦加速美国本土生产(如明尼苏达州心脏设备生产线),并推动“欧洲为欧洲、美洲为美洲”战略,中国生产本地化率达90%。然而,本土化需长期投资,且无法完全摆脱对中国核心部件的依赖。

其次,关税豁免与成本优化。飞利浦利用《内罗毕议定书》等政策申请部分医疗设备关税豁免,2025年第一季度节省1.47亿欧元,全年预计节约8亿欧元。但豁免政策操作复杂,难以快速见效。

第三、AI创新突围。飞利浦加大AI医疗技术投入,2025年AI产品销售占新产品销售额50%,如SmartSpeed Precise(提高3倍扫描速度,图像清晰度提升80%。然而,创新需高研发成本,且在集采政策下难以转化为市场优势。

这些措施虽缓解了部分压力,但难以从根本上扭转颓势。贴牌模式与质量危机已重创品牌信誉,关税战则进一步加剧其成本与市场压力,飞利浦的“轻资产”战略在全球化裂变下显得脆弱不堪。

飞利浦衰落的深层启示

飞利浦的没落并非单一事件,而是多元化战略失误、管理混乱、全球竞争加剧与关税战冲击的综合结果。其衰落揭示了几个残酷现实:

第一、战略失误的自毁。飞利浦的多元化使其资源分散,错失专精化趋势;剥离阿斯麦、恩智浦等优质资产,如今这些业务市值远超飞利浦,凸显其战略短视。

第二、贴牌模式的陷阱。品牌授权虽短期获利,却以牺牲质量与信誉为代价,飞利浦从技术先锋沦为“商标贩子”,形同慢性自杀。

第三、关税战的结构性打击。中美博弈使飞利浦的全球化模式崩塌,夹在两强之间的欧洲企业往往首当其冲,成为去全球化浪潮的牺牲品。

第四、技术与品质的核心。飞利浦的衰落根源在于放弃制造本质与技术信仰。品牌若仅剩商标,情怀与授权费难以支撑长远竞争力。

结语:从巨擘到空壳的警示

飞利浦从全能科技巨头到贴牌大王的转型,是一场从辉煌到没落的自我消耗悲剧。多元化战略的失误、管理动荡、亚洲制造的崛起使其逐渐丧失竞争力;贴牌模式虽带来短期利润,却以品牌信誉为代价;医疗健康领域的“最后堡垒”虽具潜力,但质量危机、政策壁垒与国产竞争使其前景黯淡。中美关税战则如最后一击,暴露了飞利浦“欧洲品牌+中国制造+全球销售”模式的脆弱性。

飞利浦的案例为全球企业敲响警钟:品牌授权与轻资产模式虽可短期获利,但长期可能稀释核心价值;技术创新与品质坚守才是企业长存之本。在中美博弈与去全球化浪潮下,飞利浦的衰落不仅是企业战略失误的缩影,更是全球化裂变中跨国企业生存困境的写照。若飞利浦不能重拾技术信仰、强化质量管理,其百年辉煌恐将彻底沦为历史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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