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政务次长陈明祺16日赴立法院报告“台美对等关税谈判进度、预期成果、对台湾可能之冲击及因应策略”。（宋碧龙／大.纪.元;）

在近日有关台美关税谈判的报导中，媒体聚焦于日本与南韩获得15%税率的优势，而台湾则以20%作为初步成果，引发舆论关注。自由时报指出，“日韩15％税率暗藏‘天价条件’，台湾关税20％还有调降空间”，似乎暗示我方尚有进一步争取的可能。然而若深入分析美方的谈判手法与条件开价，实际情况恐怕比表面上来得复杂许多。

目前所达成的20%关税协议，仅涵盖台湾对美出口货品价值的25.2%，其余74.8%则列入美国《贸易扩张法》第232条款，另行征税。这些未涵盖的品项，恰恰包括台湾最具国际竞争力的半导体、资讯通讯与电子零组件等高科技产品。换言之，真正核心的经济利益尚未纳入减税范围，显示出这次谈判的真正关键，不仅是税率数字，而是美方背后所附加的结构性要求与战略交换。

若进一步审视美方提出的附加条件，包括台湾需增加对美投资高达6,650亿美元、鸿海额外投资1,000亿、全面开放美猪美牛、将汽车关税降至5%，甚至传出要求台积电与英特尔成立合资企业（ASMC）以便掌握部分制造技术，便可理解15%的关税“优惠”背后，其实是高得惊人的战略成本。

在此情况下，台湾谈判团队最终敲定的20%税率，未必是“争取不足”，反而极可能是审慎权衡后的“最小损失”。更值得注意的是，有观察人士认为，此次谈判可能伴随精妙的“过境外交”操作：透过台湾不断受到国际体系压迫的形象，巧妙让美方不致在关税谈判中施压过猛，避免进一步伤害其对台战略正当性。

诚如商业谈判之道，争取极限条件固然理想，但若付出代价过高，反倒可能得不偿失。与其贸然追求15%这项“数字上的胜利”，不如珍惜已取得的20%，并持续强化台湾在全球科技产业链中的不可取代地位。毕竟，真正能为台湾争取谈判空间的，不只是政经让步，而是长期累积的产业竞争力与制度信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