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会大厦。（Madalina Vasiliu／英文大.纪.元;）

中共军方公开将“法律战”与舆论战和心理战一起纳入“三战”战略框架。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整个中共党国都在利用美国司法系统实施这些策略。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周二（7月22日）召开了一场名为“外国势力滥用美国法庭”的听证会，重点是中共如何钻美国司法体系的漏洞。

霍夫斯特拉大学（Hofstra University）法学教授古举伦（Julian Ku）在听证会上揭露中共如何将美国法律作为实现其政治与战略目标的工具。他将这种策略称为“不对称法律战”。

他建议国会可以在两个方面“加强”对中共不对称法律战的防御，强制披露外国政府和外国政党第三方诉讼资金，以及制定限制美国法院执行中国法院判决的规则。

中共的假法律战   具有相似的战术特征

作为长期专注于国际法、外国法与美国法相互关系的法律学者，古举伦在听证会后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中共的法律战之所以具杀伤力，是因为其外表裹了一层合法性。

“这是一种包装精巧的手段，借由法律外衣达成政治目的。”他表示，除了逼迫被告承担高昂的诉讼成本，也让许多律师因担心中共报复而犹豫是否接案。

他指出，这类诉讼对不熟悉美国司法体系的海外华人社群而言，尤具压迫性。

他在证词中指出，中共在美国本土的法律行动拥有相似的战术特征：发起诉讼的实体表面上独立于中国政府或共产党机构，中方原告往往聘请美国知名律师事务所为代表，此外，诉讼通常在初步取证阶段后就不再推进，同时给被告施加沉重的经济负担。

“迄今为止，这些法律行动并非总能为中方原告赢得实质性司法胜利，但通过施加程序成本和对目标个人的声誉损害实现其战略目标。”古举伦写道。

法律专家指出，许多这类案件都是隐蔽进行的，他们本身由中共国家代理人发起，目的是掩盖北京的直接参与。

图为华府美国司法部（DOJ）标牌，摄于2023年3月28日。（Samira Bouaou/大.纪.元;）

中共三战说由来已久   以法律之名打击异己

中共素有“三战”说——舆论战、心理战和法律战，它将法律系统转变为党的“刀把子”，充当中共的维稳工具。

在中国，异见者往往被控以“贪污”、“逃税”或“寻衅滋事”等罪名，这些指控不仅可能导致资产被没收，还使当事人及其家属陷入骚扰，甚至在生活、工作与就学方面遭受严重困境。如今，北京正在将这种法律战术扩展到国际，利用司法诉讼作为跨国镇压的手段。

古举伦在证词中指出：“针对在中国境内被指控受贿或腐败的中国公民的民事诉讼，旨在骚扰这些个人，并迫使他们遣返中国（中共）司法管辖区。类似的法律行动也针对居住在美国的中国政治异见人士。”

中共滥用美国法律   美国则无法享有对等权利

《自由亚洲电台》4月报导说，美国政府已意识到中共在利用美国法律打压异见人士的危险。但从案例情况来看，美国显然准备不足，目前难以有效应对这一类威胁。就连促进国际法律合作的最基本合作——两国法院互认外国法院的判决，只要符合基本的程序标准——也成为了一个漏洞。

古举伦在证词中表示，中共的党国体制在利用美国法律体系的漏洞并从中获利，而美国政府则无法“对等地”在中国法律体系中实现美国的战略或国家安全目标。

这位法学专家解释说：“美国之所以成为全球法治领导者，正是因为司法独立于政治干预、平等对待国内外诉讼当事人、尊重外国法院判决的国际礼让，以及为所有当事人提供有效的公正程序，而这些正是中共党国体制可以利用的漏洞。

“这些原则使美国成为国际贸易和投资的热门目的地，促进了经济增长和建立在法律互惠基础上的外交关系。

“然而，专制政权现在却将这些民主价值观武器化，利用欺诈性或出于政治动机的外国判决作为特洛伊木马渗透美国法院。

“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在维护美国司法体系的完整性和开放性的同时，防止被外国敌对势力滥用，因为这些势力秉持着截然不同的司法和正当程序理念。”

专家：美国法庭不该充斥中共的战术官司

美国国防大学信息和网络空间学院教授吉尔‧戈登齐尔（Jill Goldenziel）在2024年出席国会众议院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听证会时也表达了同样的关注，认为不应该让美国法庭充斥中共的战术官司。

戈登齐尔在听证会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美国的商业社会建立在法律、诉讼和保险的基础之上，普通公民和企业状告其他人或是政府是非常寻常的事情，但现在却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微妙的局面”。

“一方面，我们并不希望把中国企业排除在美国的法律文化之外，不让他们打官司。”她说。“另一方面，我们又要小心，防止有人利用美国的法律制度占便宜，美国的法庭不该充斥着那些无聊的官司。”

戈登齐尔指出，在中国没有真正法治的中国共产党却在美国大张旗鼓地利用法律作为武器维护其诉求，这是一件很“讽刺”但也很“正常”的事情，因为中共会不择手段、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方法来维持其统治。

呼吁国会立法   快速驳回威权政府发起的官司

古举伦在证词后面建议，国会颁布全面的联邦立法，以减轻相关美国被告的负担，同时要求那些来自司法独立性受损国家的当事人证明其在外国的诉讼程序符合与美国法院同等严格的正当程序标准。

他建议，国会可以建立类似于反SLAPP（Strategic Lawsuits Against Public Participation，即“战略性打压公共参与诉讼”）法规的快速驳回程序，允许被告快速挑战可疑的外国判决，而无需经历数年代价高昂的诉讼。

SLAPP类诉讼的目的在于透过高昂的法律费用与繁琐的诉讼程序，迫使被告噤声，甚至面临财务破产。法律学者指出，许多威权政府都曾利用这一手段，但中共是最为严重的施行者。

尽管美国大多数州已因过去的滥诉案例而制定了“反SLAPP法案”，但联邦层面尚未建立全面的对应法规，这使得异见者在跨国案件中特别脆弱。

披露涉外诉讼的资金来源   保障美国司法系统完整性

他还建议，国会应考虑进行全面改革，要求对涉及外国政府或外国政党原告的案件全面披露诉讼资金来源。

古举伦表示，第三方诉讼资金来源的不透明性是一个关键漏洞，外国政府行为者可以利用这些漏洞对美国利益发动隐蔽的法律战。

他指出，根据现行的披露规则，外国政府或其国有企业可以通过复杂的空壳公司、投资基金或中介组织网络，秘密资助美国法院的诉讼，这实际上使敌对的外国势力得以操纵美国的法律程序，同时向法官、反对党和公众隐瞒其参与。

古举伦说：“这种缺乏透明度的情况不仅破坏了司法程序的公正性，而且当外国对手能够利用匿名诉讼资金来推进战略目标、收集情报或向政治异见人士施压时，还会造成国家安全风险。”

他表示，如果引入透明度措施，将使法院能够识别潜在的利益冲突，允许对立方调查可能揭露其别有用心的资金来源，并帮助美国公众了解外国政府何时试图利用美国司法体系作为施加国际影响或镇压的工具。

“务必牢记，第一修正案并不保护外国政府秘密影响美国诉讼的权利。”他提醒说。

在证词最后，古举伦总结道：“美国司法系统的完整性取决于透明度和公平性。中国（中共）政府在不披露的情况下资助诉讼，破坏了这两个原则，而判决执行缺乏对等性为美国诉讼当事人和企业创造了系统性劣势，并为中国（中共）法律战战术提供了进一步的机会。我们不能允许这种不对称关系继续存在。”

“我认为，美国法律系统必须受到保护，免受外国干预，同时保持对合法国际合作的开放。”他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