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红或许没有常春藤盟校的学位或政府职位，他们的影响力是靠自己争取来的，而非继承而来﹐他们靠与观众保持直接联系而生存。（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数百万美国人失去了住房，而华尔街高层无一人因此而入狱。在新冠疫情期间，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政府给出了相互矛盾的建议，许多人干脆不再听信任何信息。当主流新闻媒体在报导事件愈发带有党派色彩时，大批观众纷纷转向其它渠道。这些不是抽象的失误，而是塑造了一代人的现实经历。

因此，当千禧一代和Z世代表示他们更信任网红而非新闻机构时，他们并不是在否定真相，而是对背叛的回应。

根据2023年晨间咨询（Morning Consult）公司的一项调查，近一半的千禧一代和Z世代在意见和建议方面更信任网红，而非名人、记者或公职人员。这不是冷漠或轻信的表现，而是对那些曾经宣称要维护公众信任的新闻机构在信誉受损后的直接回应。

网红或许没有常春藤盟校的学位或政府职位，他们的影响力是靠自己争取来的，而非继承而来﹐他们靠与观众保持直接联系而生存。如果他们撒谎或令人失望，就会失去粉丝。大多数新闻机构不存在这种即时反馈机制。

主流媒体即便失去公信力，仍能获得补贴或凭借其传统地位维持下去。政客们即便只说半真半假的话，仍能连任。大学即便压制不同意见，仍能被视为学术诚信的捍卫者。这些机构往往依靠的是假设的信任，而非每日赢得的责任。

相比之下，在网红经济中，关注力就是一切。一个错误就可能毁掉其职业生涯，尤其是在如今全球价值240亿美元、近60%的电商品牌依赖网红促销互动的行业中。一旦谎言被揭穿，多年积累起来的声誉可能毁于一旦。比如美妆网红詹姆斯‧查尔斯（James Charles），他被指控误导粉丝、试图控制他人的“性取向”。短短24小时内，詹姆斯‧查尔斯的YouTube频道订阅用户减少了100万，这种负面反应迅速、公开且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这就是去中心化信任的典范。观众用他们的关注投票，没有人能不受观众的审视，这种动态竞争迫使网红不断赢得关注，而不能仅仅依赖于资历。

但这种模式存在风险。以洛根‧保罗（Logan Paul）NFT的游戏项目CryptoZoo为例。这是在有限土地资源中养动物的游戏，游戏币可兑换成其它加密货币或现金，保罗将其宣传为轻松赚取的被动收入，他的数百万粉丝纷纷掏腰包购买，结果却发现该游戏开发得很糟糕，最终变得一文不值。在公众的强烈抗议下，保罗被迫道歉。这起事件凸显了网红经济的阴暗面，知名度可能成为一种武器。

然而，即便在失败的情况下，这种体系也提供了新闻机构通常所缺乏的透明度。CryptoZoo的崩塌众人皆知，推广骗局的网红会受到公开谴责。反馈虽然杂乱，但是一目了然。

当然，并非所有网红都秉持诚信行事，有些网红通过散播虚假信息以获取巨大影响力，而要让他们承担责任，往往需要数年时间的诉讼。公众压力并非是完美的监管手段，但通常比新闻机构内部的自我监管更快、更有效。网红经济并非天生高尚，但它反映了一套不同的价值观：开放、表现和响应性。千禧一代和Z世代并非抛弃了知识，而是抛弃了充满意识形态、遥不可及且自我保护的体系。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盲目信任网红，我们应该理解他们的模式为何能引起共鸣﹐它提供选择，要求一致性，以挑战传统垄断真理的方式分散权威。

网红文化推崇关注，这可能很危险，但它也为那些此前被主流机构排斥的声音开辟了道路﹐它让个人能够通过行动赢得信任。

如果我们想要重建社会信任，就需要建立奖励透明、惩罚欺骗的制度。我们需要这样的架构：公共问责切实可行、后果迅速显现。而这正是网红文化中最优秀的部分所做到的。

这并非信任的终结，而是建立信任的新方式。

作者简介：

利卡‧科贝什维泽（Lika Kobeshavidze）是一位格鲁吉亚政治作家、分析记者、欧洲青年之声（Young Voices Europe）的研究员，专门研究欧盟政策和欧洲的地区安全。她目前在瑞典隆德攻读欧洲研究（European Studies）的课程。

原文：The Rise of Influencer Truste发表于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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