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示意图。
在中国大陆职场，一道无形的“35岁就业门槛”正成为无数职场人难以跨越的鸿沟。据《南风窗》7月19日的深度报导，众多35岁至40多岁的中年（中产）失业者——他们中不乏曾经的公司高管或不同领域的资深专业人士，正集体面临一场严峻的生存挑战。这批精英人群，既无法提前退休完全脱离职场，又在遭受年轻一代带来的颠覆性挑战，一旦失业，或将面临彻底从中国职场“隐形消失”的残酷风险。
资深猎头警示：40岁是职场“年龄红线”
在猎头行业深耕18年的资深顾问安妮直言，40岁是中年失业的一个明显“卡点”，这已成为普遍现象。她指出，甚至连猎头行业本身，也将40岁视为一道难以逾越的“年龄红线”。
即使是高资历人士也无法幸免于这场“中年危机”。报导中指出，有人甚至曾是核心技术人员或高级管理层，但在如今的职场环境下依然面临困局。他们发现，猎头机会正日益减少，即使是通过人脉关系获得的面试机会，也常被用人单位质疑——昔日的“资深”如今却变成了“高龄”的负担。
前世界500强高管的紧缩人生
在上海苏州河和黄浦江交界处、东方明珠对面的黄金地段，今年41岁的“路总”的家就在这里。他曾经过近20年的打拼，从基层销售员一路晋升至世界500强企业的集团总经理。然而，他的职业生涯却在40岁这个关口戛然而止，至今已失业三年。
意识到失业的现实后，路总尽力减少所有开支。他无奈地说：“除了必要的吃，其它能不消费就不消费……”生活极度紧缩。
与路总相似，曾在家装企业升任副总的宋飞匿，在失业的第160天（今年6月15日），将他于2021年斥资约11万元购入的名表挂到二手平台出售。这一天正是他每月花呗（一种消费信贷服务）的还款截止日，身处哈尔滨的他，急需这块表换来的几万元钱应急。
失业工程师：不敢回家的“麦当劳之夜”
2024年夏天，在北京房价最昂贵的三里屯附近，45岁的工程师丈夫和妻子董岚昕已在家中消沉许久。2024年初，这名工程师新工作只做满一年半便再度失业，他曾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而妻子董岚昕为了育儿，已离开职场多年。
过去的几年里，董岚昕夫妇曾先后购入6套房子，但到了2024年，他们却过着一种极度紧缩的生活，一切都为了省钱。丈夫送孩子上课，最初开车，后来嫌油费太贵，改为骑电动车，从三里屯到海淀，单程就需要一个多小时。
董岚昕只在傍晚菜市场快收摊时才去买菜，连裂口的胡萝卜也不放过，削完也没剩多少。她说：“平常我俩白天就是往床上一躺，一躺一天，谁有心思做饭？除非孩子回来，给孩子对付一个。”这种消沉的生活状态令人唏嘘。
夫妇俩不可避免地频繁争吵。每次吵架，丈夫都说不过董岚昕，便会摔门而出。但董岚昕知道他只会去附近的麦当劳，因为那里免费且24小时营业。如果女儿不去叫，他甚至会在麦当劳待到深夜才回来。
一位同样经历丈夫失业的工程师妻子发出心声：“我们好像到45岁就成了社会的废人，可45岁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也是家庭的中坚力量，对吗？”——这句话道出了无数中年失业者及其家庭的共同困惑与不甘。
百亿公司中国区总裁的至暗时刻与转机
2025年1月前，47岁的Sally还是一家百亿公司的中国区女总裁，再往前追溯，她也曾是另一家外企的女总裁。她已达到许多人无法企及的高度，甚至在美国总部开会时，二百多人的会议室里只有她一张中国面孔。然而，在2025年1月底，她确认公司撤出中国的同时，也官宣了自己的失业。
那段日子是她人生的“至暗时刻”：患有渐冻症的父亲在疫情中离世，合作多年的朋友在工作中背叛，最后竟连公司也要撤离中国。她亲手解散了团队，在48岁的年纪，一个人独自回到了就业市场。
尽管拥有不菲的资产，Sally并非完全没有压力。她的两个女儿都在国外读书，大女儿在加拿大读大学即将毕业，小女儿则在英国刚读初中，高昂的学费是沉重的负担。
不过，最终Sally还是凭借其过人的资历和能力，重新找到了新工作。
国企高管三度失业：为省钱只吃馒头
在福建厦门，曾任国企旗下单位设计主管的“侯哥”，在40岁之后的两年里，经历了连续三次失业。他也不敢待在家里，而是选择去离家近的图书馆，因为那里有桌椅、空调和热水，能帮他省钱。失业至今，侯哥对花钱产生了近乎“自残”般的恐惧感。他甚至在图书馆饿了想吃碗面时，最终还是选择了买两个馒头，因为馒头只要2元，而面要10元。
这群40岁以上的失业中年人，共同面临着无法回避的巨大经济压力。侯哥透露，厦门多台风，去年家里阳台的窗户有裂纹，被吹掉了一扇，但他一直拖着没换新的。这种节衣缩食的氛围被孩子敏锐地捕捉。今年父亲节，儿子给了他一份特别的礼物——一张亲手画的100元钱。失业后，儿子还曾给过他一次钱，那真的是50元人民币，是儿子通过帮同学抄作业赚来的。
“海投”无果：高管与资深员工的共同困境
失业后，即使是有人脉、有积累的高级管理人员也不容易找到合适的机会；而对于只有技术和经验的资深工作人员来说，情况则更为糟糕。
侯哥将自己觉得合适的岗位，无论大小，在平台上都投过了简历。他甚至对厦门每天有哪些新岗位出来都一清二楚，可能的就会尽快联系。但半年过去了，他依然处于失业状态。
这种困境至少在2020年底就已初现端倪。当时42岁的邓哥从广告行业失业，他曾有非常漂亮的工作履历，长时间在美资、日资的4A公司（全球性广告公司）工作，也担任过本土公司的部门主管。然而，失业后的两个月里，他“海投”了一百多份简历，却都石沉大海。唯一一个和他沟通的传统企业，竟然要求他入职“带资源”，这让他无从应对。主动找上门来的，只有保险推销类的招聘。
外包趋势与AI冲击：中年失业者的双重压力
侯哥在今年2月失业，而到了6月初又再次失业。他回忆说，5月份他刚被一家公司招进去，结果仅仅干了一个月就被告知离开。“公司开了一个会，讨论下来觉得自主研发成本太大了，需要招很多人，而且以后的工作量可能也不够饱和，最后决定把项目外包出去。这样一来，我的岗位就变得非常尴尬，不需要我了。”
这反映了他所处的设计行业里一种显着的发展趋势：外包化。这段时间，侯哥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接外包项目，为了800元钱，他需要花5天“没日没夜”地完成几十个网页的设计。但他深知这不是长久之计，因为人工智能（AI）的兴起将对这个行业造成极大的冲击。他坦言：“年纪大了，精力和体力都跟不上，家里有经济压力，也容不得你花很多时间去学习。”
对这群失业的中年人来说，他们最害怕的事情就是：失业，再遇到变故。他们的生活中到处都是责任，但机会却少之又少。除了逐渐被时代抛离的自己，他们似乎没有真正稳固的东西可以依靠。
《南风窗》的报导指出，在所有受访者中，只有极少数人最终成功回到了职场。其他人要么被动创业，要么转型成为自媒体博主，还有很多人则持续处于失业状态。
除了眼前的经济和教育压力，他们还面临着诸多未来的问题。例如，中国的延迟退休政策发布后，四十多岁失业的中年人处于一个极其尴尬的境地。他们距离退休年龄还有约20年，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却尚未缴满达标年限，一旦持续失业，若不自掏腰包，就只能面临断保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