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大多数八零后都没有参与过“六四”事件，很多同龄人甚至没有任何回忆。 我很有幸地见证了和参与了那段历史，虽然大多只是从电视里看到的。

三十五年过去了，我贡献出自己关于“六四”的记忆碎片。这些记忆也许在下一代人眼里，会成为历史的见证。

八十年代

我对中国政治的最早印象是两件事。一件事是大约1985年，曾祖父指着墙上贴的报纸上的照片说：“这是胡耀邦”，我发不出三个音，最终发音是“胡邦邦”。另一件事是大约同一年，我指着《儿童画报》上面的党旗和一个对着党旗举着拳头的人，问父母：“什么是共产党？”父母很自豪地向我解释了半天，大意是：“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领导组织，我们两个人都是共产党”。

1987年，我们家搬到了县政府某部大院。那一年，“胡邦邦”已经不太出现在报纸上了，天天露面的是戴眼镜的赵紫阳。

不过当时大家对这个背头形象的印象不太好，因为他上来之后，我们家经济困难起来，物价上涨，吃饭开始紧张。邻居们晚上在门前聊天，说“赵紫阳的儿子倒卖彩电”。实际上还有一句是“邓朴方倒卖导弹”，但我记不得这个“卖导弹”的传言是不是跟“卖彩电”的传言是同时期了。但很肯定的是，当时群众不喜欢赵。

静坐

1988年我上小学一年级了。就在第二个学期，1989年，好像有领导人去世了。我看到电视里的黑框照片，正是“胡邦邦”。

几天之后，群众们开始议论，说大学生在天安门静坐。当时的我很震惊，因为我脑海中天安门的活动都是政府组织的，这次似乎不是政府组织的。

现在回忆起来，邻居们指的是5月13日左右的绝食，因为之前新闻联播的报道都是官方口吻报道，例如“四二六社论”，并不会报道学生的动向。而我们当地群众如果知道学生绝食，那要么从官方新闻得知，要么是从北京亲友那里传回来消息，这需要三五天时间。

邻居们晚饭后闲谈议论中，似乎也是支持大学生的。

班主任老师在课堂上说，那些大学生哥哥姐姐都是好的。

游行

大约是五月份，老师突然要求我们第二天停课游行。我并不知道什么叫“游行”，也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但我很兴奋，因为可以不用上课了。

第二天，我们围着县城游行，游行路线是经过县政府门前的十字路口的。我记得队伍的最前面还打着横幅，可是我在队伍中，既看不到，也看不懂横幅的内容。队伍在喊口号，我也听不懂内容，只是顺着声音重复喊一遍。

同学们似乎也没看懂内容，我们很兴奋，叽叽喳喳边走边笑，至少同学之间，谁也没意识到我们在干什么。

路过家门口的时候，我跟老师说了一声，就回家了。这样下午上课之前，还能玩三个小时。

不久之后，父亲很惊慌地告诉我，“我们县也有人游行了”。我说那就是我们。

绝食前后

一天晚上七点多， 抬头看了一眼电视机，李鹏在一个公共汽车上看望学生。印象中，这是新闻联播在“六四”期间，不多的几次直接播出天安门地区的场景，其他时间都是两个播音员念稿子。我看到李鹏微笑着，非常亲切地询问学生，公共汽车里都是吊瓶。 看到李鹏这么亲切慰问学生，我当时在想，看来都缓和了，场面一片祥和。

这件事之后，邻居就开始议论“我们老了，无所谓了”这样的年度流行语（注：1989年5月19日，时任总书记赵紫阳看望广场绝食学生，对学生说，“我们都老了，无所谓，你们还年轻啊，要保重”）。

清场

就在那几天，邻居们议论说黄河大桥上有人阻拦坦克通过。

邻居们传来更多的消息，说各地要道上，人民自发阻拦军队进京。

那个周末注定要不寻常，周五、周六，邻居们纷纷议论这两天要出大事。周六下午，我放学回家写完了作业，朦朦胧胧就睡着了。 

星期天早晨我醒来，还在床上，父亲走过来告诉我，收音机里《美国之音》广播说，天安门清场了，坦克进城，开枪镇压了。 

那个星期天，我心里充满着恐惧。 

晚上，播音员穿上黑衣服，声音变了，低沉了好多。一晚上一直都是这两个播音员在说话，没有学生的镜头。 

通缉

电视上出现了通缉令，播音员不停说某某脸上有麻子什么的。

前几天班主任还说大学生哥哥姐姐们都是好人，现在她笑着跟我们说，“你们是不是也想上去打反革命暴徒两个耳光？”

同学们齐声喊道：“想”。我没有出声，我很震惊，老师变脸这么快。

父亲说，县里开始追查前几天游行的事情。

赵紫阳下台

电视上开始连篇累牍地批判赵紫阳了，说他犯了重大错误。邻居们也开始指责赵紫阳欺骗学生，说他前几天刚刚去看望学生，看望完了就下令镇压。

随后另外一个大背头上来了，名字很生疏。当时的我，似乎已经很习惯每两年换一个领导人了，这个背头估计也是干两年吧。

过了几天，邓小平在电视上露面。播报内容记不清了，看表情大约是庆祝胜利。

差不多一个月之后，电视上播了一个纪录片，里面出现了暴徒烧死解放军的照片。几个人在搬运一具烧焦的解放军尸体。这种画面，按美国标准都是少儿不宜，第一次看到这么恐惧的画面，我精神上受到刺激。我还记得播音员邢质斌厉声指责“螳臂当车”（注：“六四”之后，央视《新闻联播》播出了一位示威者在长安街孤单阻挡坦克的画面，主持人喝问：“如果我们的铁骑继续前进，这个螳臂挡车的歹徒难道能够阻挡得了吗！ ”这位主持人应该是罗京，而非邢质斌）。

新闻几乎每天都提赵紫阳的错误。而差不多过了半年，也许是十月，新闻联播突然说了一句“以后不再提赵紫阳的错误了”，随即戛然而止，赵紫阳这个名字果然在新闻联播里彻底消失了。这是中共最守信用的一次。

事后

 

随后的几年里，同学们都在议论那天发生的事情。有的同学说，美国的间谍卫星拍下了整个画面。 坦克压死了人，军队用了机关枪扫射，帐篷都被压碎了。

大家开始逐渐使用“六四”来指代这件事。“六四”这个提法中共是不用的，因为中共不承认六月四日发生了特殊事件。

大约六年级的时候，老师说，四班同学不能使用“六四”的叫法，而其他班，比如六一，六二，就可以。

1990年代后期，我参加了军训。我们进了某解放军王牌坦克军团营地，爬上了一辆59式坦克上。我突然想到这辆坦克是不是就是当年堵在黄河大桥上的？是不是就是电视里那个提着塑料袋的人“螳臂当车”挡住的那辆？ 我不知趣地问了旁边的教官：“请问这辆坦克进过北京吗？” 那个军人不耐烦地回答：“不知道”。

2000年代，我来到了美国。第一次从维基百科和海外网站看到了血腥的图片，我震惊了。后来几次回国，我爸提议去参观天安门，我都没有去。说实话，我不想去那里，连木樨地地铁站我都绕着走。

十几年前父亲退休了，从组织部调出档案，我看到里面有句话说：“xx同志在1989年‘反革命暴乱’中立场坚定”。当时的宣传口气已经是“政治风波”的情况下，内部仍然使用“暴乱”。

现在我逐渐意识到，由于年龄和入学原因，我们很可能是最小的一批直接参加过“六四”运动的一代，我们才是真正的民主运动的“后备军”。

谨以此文，纪念“六四”亡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