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的“六四”，是我父亲在运动后被清算的余波。

1989年时，我刚刚记事儿，住在XX大学老校区的校园里。我父母都是在这所大学本科毕业后，直接留校工作的青年教师，学问是侪辈中的佼佼者。那时他们都很年轻，甚至比带的本科生年纪还小。他们携着年幼的我，和学生们一起参加了游行。（“六四”波及全国，游行活动不限于首都。）父母对我那时的反应津津乐道，说我“看大哥哥大姐姐们喊口号就很激动，刚学会说话也跟着喊”。不知我算不算年龄最小的参与者？

1989年5月20日，北京学生和市民围堵戒严部队。图为游行群众携幼儿与戒严军人交流的旧照。（图片来源：网络）

那段时间，我家天天都是烟雾缭绕的。一些我父亲的朋友，叔叔伯伯阿姨们，在我家围坐，谈论时局变化。因为大家都是历史、文学、哲学等学科的教师，能从历史规律中找到些什么。年幼的我只记得，满屋子二手烟的气味，一声声的都是唉声叹气。

为了平息事态，政府曾公开承诺包括“政治民主化”在内的许多条款，事后都一一毁约了。很多年后，在我懂事之后，家父和我谈起这段岁月。我问：“那时候您和叔叔伯伯们都聊什么呢？”他回答：“当时的情境，其实（我们）是知道完全无望的，也知道没有抵押的承诺都是扯淡。但参与这件事的学生太多了，事后肯定得追究。必须要保护学生，要不有的学生在学校就留不下来了。”

我父亲就是为了保护学生，付出了包括陪伴我长大在内的巨大代价。“当老师是一门良心活儿”，这句话我听他说过无数遍。然而，他和他的朋友们为学生们具体做了什么，我说不上来，也没机会再问了。

清算的“代理人”模式

借着1989年的运动，政府与该校之间的矛盾爆发了出来。运动中知识分子的情绪有多激烈，运动后的清算就来得有多猛烈。父亲这样向我总结这段历史：“共产党是善于‘秋后算账’的。那时候就想着先糊弄过去，事后慢慢收拾你。整人是真狠啊，知识分子都被整怕了，到现在都不敢说话。”

1989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第11号，刊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决议》、《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等。

“六四”之后，XX大学秋后算账的方式较原先高明了许多，从反右、文革那种“运动”式的，转为“代理人”模式。也许是前者的名声太差、执行成本太高，而后者更加隐蔽，便于为本就极少数的发声者量身定制打击方案。当时的学校领导会根据运动中的“表现”，在知识分子中筛选出“立场坚定”的积极分子，作为“清算工具”，有针对性地折磨在运动中表现突出的师生。

负责排课的系教研室主任，就是这样一个关键的位置。高校教师靠“教学+科研”两条腿走路。主任直接打瘸一条，不给你排课。作为助教或讲师，再怎么发论文，也铁定完不成“教学指标”，就不能评职称。我父亲就是这么被“整”的。

他的另外几位年轻同事，虽然有课可上，“科研”这条腿却被打折了。他们写的论文，原本足够让他们参评副教授，却被年龄和资历更老的副教授生生夺去。这种事在学术界本不鲜见，但几位当事人背着“六四”带来的政治包袱，因随时可能到来且不知深浅的“清算”惶惶不可终日。在政治上被打入另册的人，既没有胆量也没有底气去争夺正当的论文署名权。

高校领导的意图是打压那些和学生“沆瀣一气”的老师，让他们在学术界失去话语权。但他们绝不会留下“手谕”，落人话柄，而是让基层“积极分子”自行揣摩和体会。“悟性高”的人，自然就能步步高升。

更令我父亲那辈校友切齿痛恨的是，某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借着东风扶摇直上，一路坐上校领导的位子。此前，大家都乐观地认为，重建国家秩序需要学习西方先进经验，各大校园涌现出许多西方政治经济理论的学习小组，反而马列主义眼看奄奄一息。在那时，极少数知识分子却组织学习马克思主义，堪称“逆历史潮流而动”。从后世的眼光来看，更要叹服其“眼光毒辣”。“八九”之后，大陆的大学难免官僚化，更难免在政治上被严密监管。这些人在其中起到了相当负面的作用，苏联式管理方式流毒无穷。

支持学生运动的读书人里，难道都是些看不透时局的庸碌之辈么？

飞蛾扑火，知其不可而为之；

蚂蚁搬山，晓其艰难亦敢行。

政治流毒：“过关”与恐惧

领导就爱瞧读书人作践自己，低头求饶还有戏。也的确有些老师，通过送礼和自我检讨，在清算运动中“过关”了。（中共历次运动中，“过关”二字最是金贵，不知是多少人可望而不可即的解脱。）但我父亲坚决拒绝了。这意味着，“讲师”职称与他无缘，XX大学他也留不下来。他必须另谋出路，面临和妻儿分居两地的局面。

对高校教师而言，那个时代的出路并不多：直接去其他高校谋职的话，他并无人脉根基，况且XX大学不会主动“放人”，档案不给批就无法调职。（渎职被开除是一回事，主动放你走可是另一回事，会破坏学校的体面。）改行教中小学倒是不难，很多“六四”被整的读书人都是这个出路。但他又酷爱学术研究，到了中小学就与学术圈绝缘了。那就只剩下去读博了——且趁着政治的影响力刚被削弱，博士研究生招生的领域还是净土。

当时政策是允许本科生学历直接去考博士的。另有一位我之前称呼“叔叔”，后来改口称呼“先生”的老师，也选择了这条路。他在运动中是中坚力量，为人坦荡。有人劝他事后尽快出国，他觉得自己做事从不亏心，无不可对人言。再说学中华文史专业的学者，离开中国之后能去哪儿？

先生连考三年不中。有好心人点拨他，说他的个人档案被标记过了，没学校敢要的。（在大陆，个人档案从小学开始记录，随工作调动。每一任老师和领导都会填写评语，尤其侧重“政治觉悟”。但本人无权查看。）先生愤而前往一位领域内泰斗门下自荐。这位教授起了爱才之心，愿凭着学术影响力为他担保。先生这才在学术界有了一席之地。这等学林佳话，放在今日任何一所高校，也是天方夜谭了。

我问过我父亲，为何要如此赶尽杀绝？事儿都过去了，何必损害政府声誉和信用，与知识分子过不去，意义何在？我父亲用戏谑的口吻讲：“那不是杀鸡给猴儿看，让你害怕么。你害怕就不敢乱说了。下次再有啥事儿，你也就乖乖闭嘴往后躲了。”

运动后，政治清算带来的恐惧感，也是流毒之一。我父亲本科时最敬重的一位老先生，我称呼“师爷”的，在90年代初因病故去，留下了大量未发表的遗稿和书信。但他的儿女们已经是运动的惊弓之鸟，也都不从事文科行业，既不清楚里面有没有“埋雷”，自己还读不懂，又不放心交给别人审……索性一把火全烧了！老先生晚年的学术精华，尽付劫灰！我父亲每每谈及此事，难过得捶胸顿足！

缺席的父亲，正义的榜样

那时的博士是非常稀罕的。我父亲考中，让那群领导着实堵心了一回。他也出了一口恶气。在他博士毕业后，XX大学原单位的新任领导班子向他伸出过橄榄枝，他愣是没接。

父亲用了十六年，才从一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小村子里走出来。他童年时跟着我爷爷要过饭，他的一个妹妹是饿死夭折的。他本科毕业就没选择回村发展，又用了四年才离开XX大学，又怎么可能想回去？哪怕一辈子都和妻儿两地分居，那也就如此吧。

我爸算是跳出火坑了，我妈和我的炼狱才刚刚开始。从他备考开始，我家就一直是我妈一个人买菜、做饭、洗衣服、接送我，另一边还要忙着上课和科研。中国是男权社会，家里没有男人，我妈在单位就各种受气。但她和我爸一样是要强的脾气，硬是凭着过硬的学术成果评上了教授——只是额外花费了很多年。如果我父亲在家的话，她本不必吃这么多苦的。

我更惨。我上的一直是该大学附属幼儿园和小学，同学之间都晓得对方爸妈是干嘛的。只要对方的爸爸不在家，孩子的恶意就是不加掩饰的。至于某些教师，在确定不会有孩子爸爸来学校闹事的情况下，也挺放飞自己的。

这些，都是“六四”给我的家庭带来的震荡。我小时候怪过他，责备他为何不陪我，为何不能陪我上学、放学、吃饭、出去玩。现在却觉得，我父亲给我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人生的第一要务是实现自我价值，不能成为任何人的附庸。这个榜样远远比陪伴重要。

所以我从没问过他，当时为啥不愿意向当权者低头解决问题，这和问“人饿急了为啥不去吃屎”一样。有些事儿就是不能干，为了啥都不能干。

孩子长大的过程，是需要父亲在身边的。我父亲缺席了。即使是我中考和高考前后，他也只是打个长途电话而已。但我身边不缺“父亲”的角色。有位我父亲的挚友，我称呼“伯伯”的，在文革时期曾以学生身份非常活跃。我父亲描述为“叱咤风云的人物”。但在“六四”中，他却坚定地站在了正义的一边。

这位伯伯已然仙逝。就像我父亲待学生如子，伯伯在世时，也拿我当亲儿子看。我父亲远赴外地求学和工作时，每每是伯伯耳提面命，鞭策我读书上进，还经常把我喊到家吃饭聊天。只是那时，我还没在学术上入门，很多话都还没来得及问，或者说不知道具体是该怎么问。现在只能悔恨自己读书太少，太迟。

后记

文章千古事。如果不写成文章，在我百年后，我的子孙可能就说不清这段掌故了。

拙作的读者们，如果有机会接触到“六四”亲历者，请珍稀每一次提问的机会。莫要觉得来日方长，每一位历史当事人离世，都是一段历史的湮灭。到那时候，可就只会剩下“正确的集体记忆”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