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云笼罩的北京天安门。(Lintao Zhang/Getty Images)

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共有14个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分别是：陆定一、习仲勋、陶铸、张平化、胡耀邦、王任重、邓力群、朱厚泽、王忍之、丁关根、刘云山、刘奇葆、黄明坤、李书磊。

其中任期最短的是朱厚泽，仅一年半（1985年8月至1987年1月）。为什么朱厚泽成了中共建政76年来任期最短的中宣部长？

我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不仅要看朱厚泽当中宣部长期间的经历，还要看他当中宣部长之前的经历和被免中宣部长之后的经历，并与中共政局变化联系起来看，方可得出比较平实的结论。

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八个原因：

第一，最直接原因是他提倡“三宽”。

朱厚泽当中宣部长后，提出了著名的“三宽”政策，即“宽厚、宽容和宽松”。

1986年7月，中共文化部召开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文化部副部长高占祥请朱厚泽讲话。朱厚泽说：

“文化要发展，各行各业要发展，推而广之，要使一个社会充满生机、充满活力，有一件事情恐怕值得引起我们注意，就是：对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与传统的东西有差异的观点，不要急急慌慌做结论；同时，对积极的探索、开拓和创新，要加以支持。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不注意，恐怕不仅是思想文化的发展，其他方面要发展也是难以想像的。”

“有篇文章，讲到宽厚、宽容和宽松。三个‘宽’字，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跟我们原来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意见的人，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

“完全钢性的东西是比较容易断裂的，它不能抗冲击。而社会生活中的冲击随时都会有，会从各个方面来。保持一点弹性、柔性，不但有利于发展，也有利于抗‘冲击’。多少带一点弹性、柔性，这对于处理我们的思想文化问题，经济政治问题，小至家庭、夫妻、父子、母女，大至国家大事、民族关系，都会好一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可以把握得更妥善一些。”

朱厚泽的“三宽”一出，立即在支持改革开放的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中产生强烈反响。

1986年7月-12月，是中共实行改革开放后思想文化界最活跃的一个时期，从新闻界到学术界到政界，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提法层出不穷。

到了1986年12月5日，安徽合肥发生大学生“要求民主选举”的游行，由此引发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全国性学潮。

对于这次学潮，邓小平等中共元老非常震怒。邓认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是导致学潮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1986年1月，在邓小平的主导下，胡耀邦被赶下台。

中宣部长朱厚泽是胡耀邦的重要助手之一，与胡的言行高度一致。胡耀邦挨批，朱厚泽也被殃及。

邓力群认为：“由于‘三宽’方针，导致和鼓励各种错误意见发表。”“冒尖人物和冒尖言论纷纷出笼了，乱得不得了。”“三宽”是让“搞自由化的人有宽松。”“是让搞自由化的人无所顾忌。”

胡耀邦1月16日正式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朱厚泽1月28日被免中宣部长职务。

第二，与中央主管意识形态领导的“左”倾思想格格不入。

1985年6月上旬，中央书记处会议基本确定由朱厚泽接替邓力群任中宣部长后，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6月26日亲赴贵州，找朱厚泽谈话。

胡启立说：“中央要让你做宣传部长，我们将来要共事，我得先来找你聊一聊呀。”

朱厚泽推辞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哪有像我这样的人当中宣部长啊？要么是老革命，经验丰富，老资格的，要么是学问很高的。”

胡启立说：“你怎么这样看问题呢？现在新老交替，老干部要退下去，年龄大的要退下来，这是自然规律。另外，中宣部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部门，不能光叫搞意识形态的人来当，不能光是从原来写文章、搞理论、管报纸刊物这样人当中来选择，要找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才行。”

朱厚泽说：“这样的人有嘛，任仲夷不是现成的摆在那里吗？他是老革命，非常有经验，而且思想理论水平又那么高，那不是很好吗？”

胡启立说：“任仲夷年岁大了嘛，你又不是不知道。”

朱厚泽说：“年纪轻的也有嘛，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就很合适。”

胡启立不说话，朱厚泽不知其故。到北京以后才知道，当时，中共元老陈云等人要倒胡耀邦，就借晋江假药案来整胡耀邦提拔的项南，陈云已批示以中纪委的名义处分项南。胡启立知道情况，不便向朱厚泽说出。

最后，朱厚泽恳请胡启立向中央报告自己难就此任的意见。

胡启立表示：“我一定按你的原话向中央报告，但你要做好准备，你跑不掉，已经定了，就这样。”

朱厚泽为什么反复推辞？因为朱厚泽本人思想是比较开明的。他知道，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共政治局委员胡乔木，中央书记处书记书记邓力群，思想都比较左。胡、邓二人被称为“左王”。在朱厚泽看来，在胡、邓手下当中宣部长，一个字：难。

朱厚泽说，当他准备到北京就职时，贵州有人认为他是“升官”，他却认为自己是“跳火坑”。

第三，反对思想垄断，提倡思想自由。

朱厚泽一生三次挨整：第一次是1965年四清运动时，被开除党籍、下放劳动，直到1978年才平反；第二次是1987年因倡导“三宽”被免中宣部长职务；第三次是1989年因支持在天安门广场绝食学生被免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等职务，被迫提前退休。

朱厚泽对中共当政后长期搞“一言堂”、“垄断真理”导致的恶果有深切体会。他退休后曾讲：

“不允许把不同意见当作可以讨论争论的东西，不允许在平等的意义上去探讨，已经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那就是谁掌权谁就是天经地义地百分之百正确，随便说个什么话，也就变成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都要接上那个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谱系。你看我们党的章程上罗列了多少名字？像不像叠罗汉的游戏？荒唐嘛！这就阻碍了真正的理论进步，因为这等于说最高真理的发明权和解释权永远在最高当权者手里。只要有不同意见，或者想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探讨，就变成了‘反’的一面，这样的结果多可怕？”

晚年，朱厚泽倡导思想自由，而且是不加任何限制的彻底的思想自由。他说：

“我为什么说（思想自由）不能有任何前提呢？宪法总得有啊，你总不能说你思想自由连宪法都不管吧？就是连宪法都不管！思想自由是不受宪法管的，因为包括对宪法的讨论、批评和批判在内都是自由的。它就这么个问题，这个问题非说到底不可，不说到底就要出事！宪法你不能不遵守吧？但是作为思想言论自由来讲，它不仅可以违背你的宪法，而且可以直接批判你的宪法，要求你宪法什么要改，这是完全自由的。否则就不能叫作思想自由。”

第四，反对“国家主义”。

1999年，朱厚泽在他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讲，我们标榜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实际上我们这个党，在取得全国政权后，用国家把社会“吃”掉了，“国家”把“社会”吞没了，一切都听命于官方，听命于官员！从幼儿园管到火葬场……人已经死了，我们的政府还要管到他（她）的子女、他（她）的后辈。在谈到他（她）的后代的时候，还要看看他的祖宗、他的父母是什么人，真是荒唐之极。总之，国家代替一切。

用政权控制社会，而把社会自身的发育和成长给弄掉了。在用国家来代替社会的过程中，这个国家的政权从产生、授权，一直到它的运行过程，到它权力行使的监督，有没有民主？没有民主！授权都不民主，权力的运行不是由政府和民间共同履行，权力运行的结果缺乏有力的监督。

他认为，“社会的问题主要由社会自身去解决，也就是由各种类型和各个层次的社会群体自己去解决，而不是由国家包办。”

第五，反对权贵资本主义。

2009年3月，在纪念胡耀邦的一篇未刊稿中，朱厚泽写道：

“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光搞经济体制不行。经济体制改革有两条路线，一个是富民的，一个是富官的。现在名义上是搞国家富强，实际是压榨老百姓。我们看得出来，确实是有两种不同的政策。应当承认，国家这些年来，经济确有发展，但一边是政府大量提取资金，政府行政费用大幅增长，同时产生大量腐败，另外一边老百姓应该得到的实惠没有得到，而且贫富差距在拉大。这不仅表现在政治体制改革不搞，而且在经济建设里边究竟是按什么路线搞？都很值得研究。”

“事实上，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势必走到邪路上去，本来想富民，结果富了当官的。权力没有制约，就要利用市场为自己捞好处嘛！”

第六，反对“党文化”。

晚年，朱厚泽把“党文化”和“启蒙”作为一组对立物来研究。“对启蒙来说什么最重要？个性的解放、个性的独立是最重要的。”“而‘党文化’呢？讲究的就是控制他人；所谓集体主义，铁的纪律；说到底，就是以多数人的名义实现少数人的统治。”

他认为，“党文化”形成于延安整风时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是启蒙运动的终结。因为“党文化”从整体上消灭了个性和自由，把中国人全都控制起来了。他说：

“当初，大家都以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到来了，换新天嘛，包括我们那些老作家、老知识分子。他们欢呼雀跃，高兴得不得了，结果追求来是什么东西呢？是争取民主、争取自由、争取人权、争取科学的结束！”“一切自由的、有个性的东西都完了。”

“从辛亥革命到今天，我们转了一圈，又转回到了专制的起点，而且这个专制超过任何一个朝代，其控制的严酷前无古人，其对思想的钳制超过历代，相比之下，过去那些文字狱算不得什么。”

朱厚泽对“党文化”深恶痛绝。他说：

“党文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东西。它无孔不入，无所不在，非常堕落，十分丑恶。它能够形成四面八方的渗透力量，而我们还不得不容忍这个东西。所以它是一个无耻的文化，绝无任何羞耻。人们对这种邪恶估计不足是不行的，这些人到处冠冕堂皇地表演，实际上却好话说尽坏事做绝。”

第七，认同普世价值。

2008年，中国出现关于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等“普世价值观”的争论。朱厚泽在他的文章写道：

“一些人站出来，要对普世价值观加以讨伐、加以批判。我们官方的最高学术研究机构的领导人，也在正式的院报上发话了，也在批普世价值。他们有个说法，就是强调什么‘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这是不是对普世价值作回答呀？为这件事，我们一些老干部一起议论过。大家的意见完全一致，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让步，就是要旗帜鲜明！”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从某种意义上讲，改革开放就是回归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回归历史！回归常识！回归人类共同价值！”

普世价值是什么呢？朱厚泽在他的文章中说：

“回过头来观察20世纪人类的足迹，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到这样‘五个一般’：第一个是现代市场经济一般，第二个是民主法治国家一般，第三个是公民社会一般，第四个是现代科学技术一般，第五个一般是以人为本、多元开发、和谐共容这么一种当代的人文精神。”

第八，重视还历史真相。

前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回忆朱厚泽时讲：“他多次说，要还历史真相，要留下真实的历史。他对我说：‘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是一个愚蠢的民族；一个忘记了历史的组织，只能是一个愚昧的组织；一个有意地磨灭历史记忆的政权，是一个非常可疑的政权；一个有计划地、自上而下地迫使人们失去记忆、忘记历史的国家，不能不是一个令人心存恐惧的国家。’”

结语

中共一直主张“党性高于一切”。什么叫“党性高于一切”？就是党说白的是黑的，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少先队员都必须跟着说白的是黑的；反之亦然。

但是，朱厚泽不同意这个观念。他在纪念胡耀邦的文章中写道：“试问：一个人连人性都没有，还谈什么党性？”

以“人性”为重，或许这正是朱厚泽为中共所不容、成为中共史上任期最短中宣部长的思想根源所在。

大.纪.元;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