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在乎被免职,能在中国新闻发展过程中经历这么一场暴风雨,并且成为风眼中的人物,已经足够了。”
李大同在1952年出生于四川,文革时和朋友自行选择下放到内蒙古,在那里与当地人学习放牧、蒙语,他甚至还赢过那慕达(赛马)大会的冠军。即便身处遥远的草原,他仍然会关心北京和国际局势的变化,每天要听两、三个小时“美国之音”的节目,心情常常被外界所影响,让他深深地体会到他并不属于这片与世隔绝的无垠之地,期盼能有一个机会离开草原。
1970年代,文革已经走向终点,各个大学开始重新招新,但李大同受到父亲黄天祥(原名李春褆)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的牵连,多间大学都拒绝了他的入学申请。渐渐地,和他一起下放的朋友都离开了,只剩下李大同一人,他以为自己将要独自留在草原渡过余生。
李大同的父亲在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获得平反,适逢《中国青年报》复刊,李大同以写给家人的一篇《赛马日记》通过考察,在1979年成为《中国青年报》复刊后的第一批记者,并驻守内蒙古记者站,虽然他没有上过大学,也没有受过新闻教育,但李大同深受西方新闻学著作启发,并且自己练习写作,一步一步地晋升为编辑、编辑部主任等。
记者与社会运动
毛泽东时代开始,报纸一直被视为是宣传共产党的工具,但李大同却认为:“新闻要客观、要真实,要无止境地逼进真相”,他的信念让他本人、以及新闻工作者在中国社会运动中担当了重要的角色。六四事件期间,由于中国的媒体都是体制内的媒体,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央的管控,所以当时对于媒体应否报导事件产生许多讨论与争议。
1989年5月4日,李大同与新闻同业者游行到中国记者协会,并且提交由他发起的联名信,要求就禁报学生悼念事件等议题和官员对话。学者林芬曾形容六四事件中,中国记者在尝试摆脱政府的控制,同时也是因为他们对学生的同情和支持,于是采取正面的报导,将六四事件推至高潮。但是随着情势改变以及6月4日的清场事件发生,公开对话被无限期延期。事件发生后,许多参与游行及在联名信上署名的记者受到处分,而李大同则被调离职位,改为担任闲职。
1989年5月9日,李大同在中国记协宣读请求对话的信件。
中国新闻界的“冰点高度”
李大同在五年后重新回到《中国青年报》,随即被赋予创办《冰点》特刊的重要任务,他一改新闻以社会重大事件为主的传统,以百姓的生活小事入手。当时李大同在《北京晚报》刊登的一张小照片,得知居然有老知青在背粪桶,由于他自己也是知青出身,便决定以此为《冰点》创刊之作。1995年1月6日,《冰点》首篇报导《北京最后的粪桶》正式出现在大众眼前,讲述了文革后知青的贫苦生活,报导刊登后好评如潮,不止读者,连其他新闻同业者都对于这样的新社会视点表示赞美,奠定了《冰点》往后的辉煌之路。
《冰点》特刊在2004年变更为《冰点周刊》,新增文化、人物等三个新版面,并多次入选“中国新闻名专栏奖”。前任主编杜涌涛曾形容,《冰点》的成功在于它不认为新闻只有一天的生命,它追求的是就算新闻失去热度,但其价值是历久弥新的。《冰点》除了聚焦老百姓的生活,更将台湾和国民党等敏感议题放到台面上。2005年李大同邀请台湾作家龙应台撰文《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记述台湾内部和的政治变迁和问题;还有《平型关战役与平型关大捷》提及了抗日时期国共互相合作抗敌,首次对国民党对抗日的贡献给予肯定。
李大同后来刊登文章,回忆邀请龙应台撰文一事,连他自己都对于文章居然没有被总编辑“毙掉”感到意外,他明白这是政治风险极大,却同时必将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一笔,因此即使冒险也要刊登这些文章。这些新颖大胆的题材固然受到读者的欢迎,但也遭到中宣部的批评。即便如此,他还是认为要继续刊登有关台湾的文章,便多次再向龙应台发出邀请,理所当然地,后续也引起了中央的不满。
“冰点停刊事件”
2006年1月11日,《冰点》刊登袁伟时《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批评文化大革命等不理性的革命对国家现代化带来阻碍,引来中宣部新闻局谴责,文章发表后13天,中宣部下令将《冰点周刊》停刊整改。翌日,李大同和副主编卢跃刚在互联网发表《就〈冰点〉周刊被非法停刊的公开抗议》,引起社会回响。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与其他12位中国前政治和媒体界重要人物联名抗议对《冰点》停刊的决定,也有大量读者自发到邮局退订《冰点》,形成了一股无形的力量,奋力对抗中共对媒体的控制。
到了2月,《冰点》周刊宣布复刊,但李大同和卢跃刚则被免职,李大同再次被调任闲职,这次新闻媒体和中共政府的角力,最终新闻媒体还是要付上代价。而复刊后的第一篇文章《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便反驳了袁伟时引起争议的论点,坚持反帝反封建革命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性,袁时伟通过李大同表示想再次在《冰点》撰文,结果遭到编辑部拒绝,“冰点停刊事件”就此落幕。李大同认为停刊事件是体制内的媒体对政府控制的抗议,反映现行的新闻审查制度出现了问题,需要进行改革。在这一场风波中,刘晓波评价李大同是一个有新闻良知、有勇气争取自由的新闻工作者,他和卢跃刚的反抗行为并不是逞一时之勇,而是他们一直坚守新闻原则导致的必然结果。
从“冰点停刊事件”到现在,历史一直在重复,新闻业工作者不断地在国家的压制下争取新闻自由,李大同曾言中国对媒体的控制不可能在转眼之间消失,但众人只要不放弃,总有一日,这面高墙终会被我们推倒。
“记者,就应该是好事之徒。”